墨子与道德经.

    【原文】子墨子言曰：古者[1]王公大人为政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2]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以]执有命者[3]（以）杂于民间者众。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以上）[上以]说王公大人，下以驵[4]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
    故当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察。【注释】[1]古者：据文章应为
    “今者”。[2]本：根本。[3]有命者：有命论者。[4]驵：即
    “阻”。【译文】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处理国家政事，都想国家富裕，人口众多，刑政清明。
    可是，国家不得富裕却得贫困，人口不得众多却稀少，刑政不得治理却得混乱，那么这就是从根本上失掉了他们所希望的，得到了他们所憎恶的，这是什么缘故呢？
    墨子说：因为持有命论思想的人杂处在民众之间的很多。持有命论的人说：“命中注定富就富，命中注定穷就穷；命里注定人多就多，命里注定人少就少；命中注定太平就太平，命中注定混乱就混乱；命中注定长寿就长寿，命里注定短命就短命：命……力量即使强劲，又有什么用处呢？”往上用此来游说王公大人，往下用此来阻止百姓的生活，所以持有命论观点的人不仁义，因此对持有命论观点的人的话，不能不去明察。
    【原文】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1]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
    故言必有三表[2]。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3]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
    废[4]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5]尝尚观于圣王之事？
    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
    岂可谓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
    先王之书，所以出[6]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当未盐[7]，数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而五者[8]是也。
    今虽毋求执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错[9]乎？【注释】[1]钧：制陶用的转轮。
    [2]表：此句中用为原则。[3]原：推断、考察。[4]废：通
    “发”。[5]盖：通
    “盍”，何不之意。[6]出：此字恐有误。[7]盐：意为
    “暇”。[8]五者：疑为
    “三者”。[9]错：为
    “措”之假借字。【译文】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这些话呢？墨子说道：“必须订立准则。”说话没有准则，好比在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
    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哪三条标准呢？墨子说：“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如何考察本原？
    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
    如何实践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有命。为什么不朝上看看圣王的事迹呢？
    古时候，夏桀乱国，商汤接过国家并治理它；商纣乱国，周武王接过国家并治理它。
    社会没有改变，人民没有变化，桀纣时则天下混乱，汤武时则天下得到治理，它能说是有命吗？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人认为有命。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书呢？
    先代君王的书籍中，用来治理国家、颁布给百姓的，是宪法。先代君王的宪法也曾说过
    “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
    所用来整治军队、指挥官兵的，是誓言。先代君王的誓言里也曾说过
    “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
    所以墨子说：我还无暇来统计天下的好书，不可能统计完，大概说来，有这三种。
    现在虽然要从中寻找主张
    “有命”的人的话，必然得不到，不是可以放弃吗？【原文】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1]天下之义。
    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谇[2]也。说[3]百姓之谇者，是灭天下之人也。
    然则所为[4]欲义[人]在上者，何也？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5]，万民被其大利。
    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汤封于毫，绝长继短[6]，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7]则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
    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
    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8]不肖、股肱不利者，处而愿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则吾[被其]利，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
    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乡[9]者言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
    吾用此知之。【注释】[1]覆：败坏。[2]谇：读为
    “悴”，忧。[3]说：通
    “悦”。[4]为：通
    “谓”。[5]干主：依靠的主体。[6]绝长继短：取长补短。[7]侈：为
    “利”字的形误。[8]罢：力弱不能任事者。[9]乡：通
    “向”，先前。【译文】现在推行有命论者的观点，实在是败坏天下的道义。
    败坏天下道义的人，是相信命中注定的，增加百姓所忧虑的。喜欢让百姓忧虑的人，是灭亡天下的人。
    那么所谓主持道义的人……是怎样的？回答说：主持道义的人在上，天下必得安定，天帝、山川、鬼神，必有依靠的祭主，万民百姓得到他的大利。
    凭什么知道这些？墨子说：从前汤受封于亳地，取长补短，领地面积方圆百里，和他的百姓兼相爱护，交相为利，均分余利，带领他的百姓敬奉上天，侍奉鬼神，因此上天鬼神使汤富贵，诸侯依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顺他，在他活着时就称王天下，匡正诸侯。
    过去周文王受封于岐固，取长补短，面积方圆百里，和他的百姓兼相爱护，交相为利，有余利就均分。
    因此，邻近的诸侯服从他的统治，远方的诸侯向往他的德行。听说文王的，都来投奔他；那些力弱无才不能任事的人、手脚不便利的人，也相聚盼望他，说：“如何才能使文王的统治扩及到我们的居所，那么我们受到文王的恩惠，难道不也像文王的子民吗？”因此上天鬼神使文王富贵，诸侯们依附他，百姓们亲近他，贤士们归顺他。
    在他末离人世时称王于天下，匡正诸侯。前面我说过：主持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得治理，天帝、山川、鬼神，必有依靠的祭主，万民承受他的大利。
    我由上面汤与文王的事例知道这个道理。【原文】是故古之圣王，发宪出令[1]设以为赏罚以劝贤[沮暴]。
    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2]，出入有节，男女有辨。
    是故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3]；君有难则死，出亡[4]则送。
    此上之所赏，而百姓之所誉也。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子；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
    是故人则不慈孝于亲戚，出则不弟长于乡里，坐处不度，出入无节，男女无辨。
    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此上之所罚，百姓之所非毁[5]也。
    执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
    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
    而强执[6]此者，此特凶言[7]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注释】[1]发宪出令：颁布宪法制定政令。
    [2]坐处有度：居家有规矩。[3]崩叛：背叛。[4]出亡：流亡国外。
    [5]非毁：批评指责。[6]强执：坚持。[7]凶言：流言，邪恶的言论。
    【译文】所以古代的圣王，颁布宪法制定法令，设立赏罚标准用来劝勉贤铀阻止凶暴。
    因此，在家中孝敬父母，在外面敬重乡里邻舍，居处有规矩，出入有礼节，男女有分别。
    让这种人去治理官府，就不会偷盗；去守卫城池，就不会背叛；君主有难就会赴死，君主流亡国外就会跟随。
    这种人担任上司就会给予赏赐，百姓就会称誉。持有命论观点的人说：上司所赏赐的人，命中注定本来该赏，不是因为贤能才受赏；上司所惩罚的人，命是注定本来该罚，不是因为暴虐才受罚。
    因此家中不孝敬父母，外面不敬重乡里邻舍，居处没有规矩，出入没有礼节，男女没有区别。
    因此这种人治理官府，就会去偷盗；守卫城池就会背叛；君主有难就不会去赴死，君主流亡国外也不会跟随。
    这种人上司就会惩罚他，百姓就会指责他。持有命论的人说：上司的惩罚，命中注定该罚，不是凶暴所以惩罚；上司的奖赏，命中注定该赏，不是贤能所以奖赏。
    用有命论的思想做君主就不仁义，做臣下就不忠心，做父亲就不慈爱，为人子就不孝顺，为人兄就不关爱，为人弟就不恭敬。
    有命论就是邪恶言论产生的根源，是暴徒的主张。【原文】然则何以知命之为暴人之道？
    昔上世之穷民，贫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1]从事不疾[2]，必日我命固且贫。
    昔上世暴王，不忍[3]其耳目之淫，心（涂）[志]之辟[4]，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日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日吾命固失之。
    于《仲尬之告》曰：“我闻于夏矫[5]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6]。”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
    于《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弃]厥先神禔[7]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8]（排漏）[其务]，天亦纵弃之而弗葆。”此言武王[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
    【注释】[1]罢（pí）不肖：意为疲沓不贤。[2]疾：迅速。[3]忍：克制。
    [4]辟：通
    “僻”不正。[5]矫：伪造，假托。[6]龚丧厥师：龚即
    “用”，因而。意为：因而覆亡了他的人民。[7]提：当为
    “祗”，土地神。[8]廖：即
    “缪”，纠正。【译文】但是凭什么知道天命论是凶人的主张？从前上古的穷苦百姓，缺少食物，疏于劳作，因此衣食的财用不充足，而饥寒冻饿的忧患就会来到；不反省自己懒惰，工作不勤快，必定说我命里注定贫穷。
    从前上古的暴君，不克制自己耳目感官的淫荡享乐，心术不正，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于是因此丢失了自己的国家，倾覆社稷；不反省自己疲沓不贤，施政不仁，必定说我命中注定本来就该失去。
    在《仲尬之告》中说：“我听说夏王桀假托天命，向人民发布命令。上天讨伐他的罪恶，因而使他丧失了自己的人民。”这是说汤之所以反对夏桀持有天命观的原因。
    在《太誓》中说：“纣王残暴，不愿侍奉天帝鬼神，抛弃祖先神祗不去祭祀，又说：‘我有天命。’天审查自己的政务，上天也抛弃他而不佑护。”这是说武王之所以反对纣持有天命论观点的原因。
    【原文】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昕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1]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2]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3]老弱。
    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五）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
    此天下之大害也。【注释】[1]降绥：安抚。[2]应待：接待。[3]将养：抚养。
    [4]忠：通
    “中”。【译文】现在施行有命论者的观点，那么就会使上司不治理政事，下面的百姓不努力工作。
    上司不治理政事，那么刑政就会混乱；下级不去工作，那么财物用度就缺乏；向上没有东西供奉给天帝鬼神做酒食祭品，向下就没有东西可去安抚天下的贤能之士，对外就没有东西接待来宾客人，对内就没有东西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来扶养老弱。
    所以有命论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神，下不利于人。坚持有命论的人，这就是邪恶之言所产生的根源，就是凶暴人的观点。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确实想让天下富裕而憎恶天下贫困，想让天下太平而憎恶天下混乱，对持有命论的观点，不能不反对。
    那是天下的大害。非命（中）【原文】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
    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
    然今天下之情伪[1]，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
    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注释】[1]情伪：指真假。
    【译文】墨子说道：凡是发表言论或者创作文学作品之前，都不得不定立一个标准。
    说话而没有评定标准，就好像是在一个转动着的用来制作陶瓷的转盘上面，放上一个用来测量用的仪器一样，如此一来，其中的是非利害就很难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来。
    但是如今世上的真假也令人难以分辨。因此言论必须要有三个标准。那到底是哪三个标准呢？
    墨子说道：“这三个标准就是要有理论根据，要有现实情况，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什么叫有理论根据呢？就是要向上去寻求古代圣人们所施行的政策；什么叫有现实情况呢？就是要向下去观察百姓的真实的生活情形；什么叫做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呢？就是说要把言论付诸行动，用在处理政事上面，考察是否符合全国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言论的三个标准。
    【原文】今天下之士君子[1]，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
    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2]、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
    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
    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
    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
    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3]？
    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
    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4]，慎言知行[5]，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
    故上得其居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
    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6]，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7]，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
    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8]，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9]，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
    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注释】[1]根据上下文意，此句下当有
    “或以命为有”五字。[2]亦尝见命之物：孙诒让校：“以下文校之，‘亦尝’下当有‘有’字。”[3]故：依孙诒让说作
    “胡”。对：即怼，愤恨意。[4]桀：通杰。[5]知：当作
    “疾”。[6]缪：“纠”之假字。淫：奢欲。[7]厉：即绝灭后代意。
    [8]由：通：“犹”。[9]简易：简慢轻浮。【译文】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是有的，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
    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
    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
    “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
    “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
    没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
    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
    没有过的。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作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
    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侯，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
    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
    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
    “有命”呢？那些说
    “有命”的，并不是这样。现在说
    “有命”的人说：“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答道：“说‘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怎么知道的呢？
    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
    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
    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我见到了命。”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
    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不肯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
    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
    衣食财物不足，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穷。”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
    粉饰
    “有命”之说，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原文】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
    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1]是恶，用阙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
    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2]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俘[3]填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
    有于三代不[4]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
    于召公之《执令》于然：“且[5]！政哉，无天命！维予二人，而无造言[6]，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
    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注释】[1]式：于是。
    [2]夷：指倨傲，傲慢。[3]僇：尽力，努力。[4]不：这里应为
    “百”字。[5]且：通
    “徂”，到，去。[6]造言：捏造假话。【译文】圣王们对忧虑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所以就把它写在竹帛之上，雕刻在金属和石头之上。
    在先王所著的《仲虺之告》这本书上是这样说的：“我听说夏人假称接受了天命，而去统治天下，天帝因为他的罪恶而去讨伐他，消灭了他的所有军队。”这里说的是夏桀主张宿命论，而商汤和仲虺就共同讨伐他的事情。
    而在先王所著的《太誓》上面是这样说的：“纣王十分傲慢无礼，从来不肯去祭祀天地鬼神，又去破坏先人的灵位，又说道：‘我有天命。’认为不需要去干这些事情，因此上天就把他抛弃而不再去保佑他了。”这里说的是商纣坚持宿命论，而周武王就用《太誓》这本书对他进行非议的事情。
    在三代的百国之书上面也有这样的话，说道：你不要相信真的会有天命这同事：这说明三代的百国之书上也是说根本没有命运这同事的。
    而召公的《执令》也是这样说的：去！要虔诫，并没有什么天命！而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捏造的言论，天命并不是从天卜降下塞的。
    面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在商朝、夏朝的《诗》、《书》上说道：天命是暴君捏造出来的。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
    “有命”的人，不能不赶快批驳。主张
    “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对他们。非命（下）【原文】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
    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
    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
    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1]；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
    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
    存乎桀纣而天下乱[2]乡，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
    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3]。
    夫岂可以为其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
    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其力也。然今执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
    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4]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戈，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
    其言不曰我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
    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
    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5]之，此皆疑众迟朴。
    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6]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7]凶星，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8]，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
    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9]：“恶乎[10]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11]。”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
    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
    将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耆[12]何也？
    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日：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红，多治麻丝葛绪，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红矣。
    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
    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13]；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
    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抎其国家[14]，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大下之害，当若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
    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注释】[1]属：适，正好。[2]存：在。[3]光誉令问：盛大的荣誉和美好的名声光：大。
    问：通
    “闻”，名声。[4]此句中
    “不而”当为
    “而不”。[5]术：通
    “述”。[6]允：诚实。惟：于。[7]防：此处为
    “放”。星：当为
    “心”。[8]增：此处当为
    “憎”。[9]于去发：当为
    “太子发”。[10]恶乎：发语词。[11]帝：当作
    “商”。[12]均分：指均衡恰当地分授职事。[13]不使：不从其所愿。
    [14]抎：坠落，失掉。【译文】墨子说：“凡发表言论，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如不先立标准就说，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我认为虽有早、晚的区分，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什么是三条标准？
    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实践的。怎么考察呢？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怎么推求本原呢？
    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怎么付诸实践呢？于治国中当作政令，观察万民来评论它。
    这就是三条标准。所以从前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他们刚执政于天下时，说：务必举荐孝子，以勉励人们都敬奉双亲，务必尊重贤良的人，以教导人们行善。
    因此他们发布政令，施行教化，赏善罚恶。认为只要这样做，天下混乱的局势就可以得到治理；国家的危难就可以化解。
    如果认为这话不对，请看从前夏桀的乱世，商汤治理好了；商纣的乱世，周武王治理好了。
    那个时候，世代，百姓都没有改变，只是统治者改变了治理方案，民风也随之一新。
    在桀纣的统治下，天下大乱；在汤武的统治下，天下大治。天下的大治，是由于汤武的努力；天下的大乱，是由于桀纣的罪行。
    这样看来，国家的安危治乱，在于统治者如何施政，怎么能说是有命呢？
    所以，从前禹汤文武刚执政于天下时，说：“一定要使饥饿的人有饭吃，受冻的人有衣穿，劳苦的人得到休息，动乱的局势得到治理。”于是他们的荣誉和美名遍于天下，这难道可以说是他们的命吗？
    这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啊！现在贤良的人，尊重贤才，又喜欢研究治国的方法，所以上能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于是他们的美名传遍天下，这也能说是他们的命吗？
    这也实在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啊！因此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君子著书立说，发表言论，如此辛苦不是使他们的嘴皮子变得利索，而是他们内心确实想为国家、乡里、百姓治理刑事政务。
    现在王公大人之所以早上朝晚回朝审讼断狱未有丝毫懈怠，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知道，办事努力国家必定治理得好，不努力就一定混乱；办事努力，国家必定安宁，不努力就一定危险，所以不敢懈思。
    现在卿大夫之所以竭尽股肱之力，绞尽脑汁，在内治理官府，在外征收关市、山林、湖泊的税利，用来充实仓廪府库，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知道，努力做事地位就能尊贵，不努力地位就低贱，努力就必定显荣，不努力就受辱，所以不敢懈怠。
    现在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耕田种植，多收粮食，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知道，努力耕作就能富足，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就能吃饱，不努力就会挨饿，所以不敢懈怠。
    现在妇女之所以早起睡晚，努力纺纱织布，多制麻丝葛线，成捆的布帛，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她们知道，努力纺织就能富足，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就能暖，不努力就会受冻，所以不敢懈怠。
    现在对于王公大人来说，如果相信天命而据此行事，就必然疏于审理案件治理政事。
    卿大夫必然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然懒得耕田种植，妇女必然懒得纺纱织布了。
    王公大人荒于审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那我认为天下必定混乱。
    农夫懒得耕田种植，妇女懒得纺纱织布，那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用必将缺乏。
    如果这样执政治理天下，上事天帝鬼神，天帝鬼神不会从其所愿；下养百姓，百姓得不到好处，必然离散不能为主上所用。
    因而入城守卫就不会坚固，出外攻伐就不能取胜。所以，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之所以丧失他们的国家，倾覆他们的社稷，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那时不改正声色的欲望，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
    在外驱车打猎射鸟，在内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过多地作无用的事，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失去了国家。
    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我不努力地听狱治国。”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也是这样。
    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很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所以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
    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不能努力地劳作。”也说：“我命里本来就穷。”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
    古时暴君编造这些话，穷人复述这些话。这些都是惑乱百姓、愚弄朴实的人，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在前世就有了。
    所以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说：哪些书有这些话？
    禹时《总德》上有，说：“诚信不到达天帝，就不会保佑下民。既然放纵自己的凶恶的心意，天帝将会惩罚的。不谨慎而丧失了德，天命怎会保佑呢？”《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上帝痛恨他，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他无中生有，所以叫假造；如本来就有而说有，怎么是假造呢？
    从前桀主张
    “有命”行事，汤作《仲虺之告》以批驳他。《太誓》中太子发说：“啊呀君子！天有大德，它的所为非常显明。可以借鉴的不太远，殷王就是：说人有命，说不必恭敬；说祭祀没有好处，说凶暴没有害处。上帝不保佑，九州都亡灭了。上帝不顺心，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只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天下。”从前纣主张
    “有命”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太子发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从十简之篇以上都没有命的记载，将怎么样呢？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君子写文章。发表谈话，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使其嘴唇利索，内心实在是想为了国家、邑里、万民的刑法政务。”现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政，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
    答道：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乱；努力必能安宁，不努力就要危险，所以不敢倦怠。
    现在的卿大夫之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竭尽全部智慧，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征收关市、山林、泽梁的税，以充实官府，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
    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不努力就会低贱；努力必能荣耀，不努力就会屈辱，所以不敢倦怠。
    现在的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从事耕种、植树、种菜，多聚豆子和粟，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
    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吃饱，不努力就要饥饿，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妇人之所以早起夜睡，努力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
    答道：她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温暖，不努力就会寒冷，所以不敢倦怠。
    现在的王公大人若确信
    “有命”，并如此去做，则必懒于听狱治政，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必懒于纺纱、绩麻、织布。
    王公大人懒于听狱治国，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则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农夫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懒于纺纱、绩麻、织布，则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物，一定会不足。
    如果以此来治理天下，向上侍奉天帝、鬼神，天帝、鬼神必不依从；对下以此来养育百姓，百姓没有得到利益，必定要离开不能被使用。
    这样于内守国则不牢固，出去杀敌则不会胜利。所以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之所以国家灭亡，社稷倾覆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因此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如果心中确实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对于天命论就不可不坚反抗，因为命是暴戾的君王编造的，穷困的人传扬的，不是仁人的言论。
    仁人志士不可不审查并且反对这种荒谬的天命观。非儒[1]（下）【原文】儒者曰：“亲亲有术[2]，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
    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3]；戚族人，五月。
    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著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4]伯父、宗兄而卑子也。
    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
    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取妻身迎，祗揣为仆[5]，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
    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6]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
    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
    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7]；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夫忧[8]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9]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
    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10]，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
    是若人气[11]，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
    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12]，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注释】[1]非儒（下）：此片主要批驳儒家的礼义思想。
    此为下篇，上、中篇缺。[2]术：王引之认为即
    “杀”，差意。[3]其：通
    “期”，一年。[4]亲：依王念孙当作
    “视”。卑子：庶子。[5]祗褍：即
    “缁袍”假借字，衣服的黑色下缘。[6]则：当为
    “列”，平列。[7]散：当为
    “服”，服丧。[8]忧：通
    “优”。[9]否：不幸。[10]本句依孙诒让说
    “政之本”前脱一
    “倍”字。[11]人气：当作
    “乞人”。[12]本句当作：“因人之家以为尊，恃人之野以为翠。”【译文】儒家的人说：“爱亲敬贤都是有差别的。”这是说亲疏、尊卑的差异。
    他们的仪礼说：服丧的日期，如果父母去世，要服丧三年，如果妻子和长子去世，要服丧三年：如果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去世，要服丧一年：如果外姓亲戚去世。
    要服丧五个月。如果以亲、疏来作为服丧的年月，那么亲近的多而疏远的少，这样，妻子、长子与父亲相同。
    如果以尊卑来作为服丧的年月，那么，是把妻子、儿子看作与父母一样尊贵，而把伯父、宗兄和庶子看成是一样的，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吗？
    他们的父母死了，陈列起尸体而不装殓。（招魂时）升上屋顶，窥探水井，挑开鼠穴，洗涤器具，去寻求死去的人，认为还确实存在，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如果认为不存在，却一定要求寻求死去的人，那么也太虚假了。娶妻要亲身迎娶，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为她驾车，新郎手里事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像敬奉父亲一样。
    婚礼仪式隆重，宛如承受着祭祀大礼。颠倒了上下关系。悖逆了父母礼节，父母下降到妻子、儿子的地位。
    妻子、儿子对上侵扰了双亲的地位，如果这样，可以叫作孝顺吗？儒家的人说：“迎娶妻子，妻子要供奉祭祀儿子要保守宗庙，所以敬重他们。”答道：“这是谎话！他的宗兄守护他先人宗庙几十年，死了，为他服一年丧；兄弟的妻子供奉他祖先的祭祀，不为她服丧，而为妻子、长子服三年丧，那一定不是因为守奉祭祀的原因。”优待妻子、长子而服三年丧，有的说道：“这是为了看重父母双亲。”这是想厚待自己所偏爱的人，却轻视对自己重要的人，这难道不是大骗子吗？
    又顽固地坚持
    “有命”以辩说道：“寿夭、贫富、安危治乱，本来就有天命，不能减少增加。穷达赏罚，幸运倒霉都有定数。人的知识和力量是无所作为的。”一些官吏相信了这些话，则对份内的事懈怠，普通人相信了这些话，则对劳作懈怠。
    官吏不治理就要混乱，农事一慢就要贫困。既贫困又混乱，是违背政事的目的的，而儒家的人把它当作教导，是残害天下的人啊。
    用繁杂的礼乐去迷乱人，长期服丧假装哀伤以欺骗死去的双亲。造出
    “命”的说法，安于贫困以傲世。背本弃事而安于懈怠傲慢。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的危险，没法逃避。
    就象乞丐，象田鼠偷藏食物，象公羊一样贪婪地看着，象阉猪一样跃起。
    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就说：“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夏天乞食麦子和稻子，五谷收齐了，跟着就有人大举丧事。
    子孙都跟着去，吃饱喝足。办完了几次丧事，就足够了。依仗人家而尊贵，依仗人家田野的收入而富足。
    富人有丧，就非常欢喜，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原文】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1]，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
    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2]。”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
    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3]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与？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4]，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5]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矣！”【注释】[1]服古言：当作
    “古服言”，指说古言穿古服。[2]循而不作：只依循前人的东西而不去创新。
    [3]函：陷阱。[4]虽尽能：即使都这样做了。[5]意：通
    “抑”，也许。【译文】儒家的人说：“君子必须说古代的话，穿古代的衣服，然后才能成仁。”答道：“所谓古代的话、古代的衣服，在那个时代都是新的。而古人却说那时的新话，穿那时的新衣，难道就不是君子吗？既然这样，那么必须穿不是君子所穿的衣服，说不是君子所说的话，而后才为仁吗？”儒家的人又说：“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回答他说：“古时的后羿制造了弯弓，季仔制造了铠甲，奚仲制作了车子，巧垂制作了船只。既然这样。那么今天的皮鞋匠、软甲工、车工、木匠，就都是君子，而后羿、季仔、奚仲、巧垂，就全是小人吗？”儒家的人又说：“君子打了胜仗不追赶逃跑的敌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射杀，见敌车驶入了岔路则帮助他推车。”回答他说：如果双方都是仁者，那么就不会为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没道理的跟有道理的走，不知道的跟知道的走。
    说不出理由的必定会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会依从。有什么理由要互相敌对呢？
    如果两方面都是暴虐者，手了了胜仗不追赶逃跑的敌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射杀，见敌车驶入了岔路则帮助他推车。
    即使这些都做了，也不能成为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王）将为世上除害，发动民众诛伐暴虐，如果战胜了。
    将凭借儒术命令士卒说：‘不要追赶逃跑的敌人，看见敌人掩藏铠甲不射杀，见敌车驶入了岔路帮助他推车。
    ’那么暴乱之人得以活命，天下祸害不除，这是作为君主父母的还在深重地残害着社会。
    没有比这更大的不义了。【原文】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呜。”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患，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1]，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2]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用偏远施，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3]，此君子之道也。
    以所闻孔丘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注释】[1]隐知豫力：隐藏智慧、懒于用力。
    知，通
    “智”。[2]会：同
    “哙”，下咽。[3]利则止：当为
    “不利则止。”【译文】儒家的人又说：“君子像钟一样，敲打它就响，不敲则不响。”回答说：那些仁人，事奉君上竭尽忠诚，事奉双亲务必孝顺，好的就赞美，有了过错就谏阻，这才是做人臣的道理。
    现在若敲打才响，不敲打就不响，隐藏自己的智谋，懒于用力，安静淡漠地等待君亲发问，然后才作回答。
    即使有关君主、双亲的大利，不问他也就不说。如果将发生大寇乱，盗贼将发生，就像一种安置好的机关将引发一样，别人不知这事，自己独自知道，即使是他的君主、双亲都在，不问他他就不说，这实际是大乱的祸根。
    以这种态度作人臣就不忠诚，作儿子就不孝顺，为人弟不恭顺，待人就不正直善良。
    遇事则后退。到朝廷上。看到有利自己的东西，唯恐说得比别人迟。如果说了而没有利益，那么就高高地拱手向下瞧着，隐藏之深好像咽噎一样。
    还说：这个我还没有学习过呢。君上虽然急需重用他们，但他们遗弃君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凡道术学业都统一于仁，都是大可治理人民，小可担当官职，远的可以周遍施于天下，近可以修身养性。
    不义的就不居住，无理的就不执行。务必兴天下之利，与曲直之周旋，没有利的就停止，这是君子之道。
    而我所听说的有关孔子的行为，却完全与之相反。【原文】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
    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1]。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2]，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3]，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4]。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
    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5]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6]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7]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8]民。其道不可以期[9]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
    孔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
    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
    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10]术数，孔某之诛也。
    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
    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
    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
    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
    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注释】[1]僇：通
    “戮”。[2]此句当作
    “教行于下必利上。”[3]本句中
    “臣”为衍字。[4]此句疑作
    “非仁义之类也”。[5]宗：当作
    “崇”。循：当作
    “遂”。[6]机服：依于省吾说为
    “异服”。[7]当年：壮年。[8]遇：通
    “愚”。[9]期：当作
    “示”。[10]言：为
    “亿”之省误。术：通
    “率”。【译文】齐景公问晏子说：“孔子为人怎样？”晏子不答。齐景公又问一次，还是不答。
    景公说：“对我说孔某人的人很多，都以为是贤人。今我问你，你不回答，为什么？”晏子答道：“晏婴不肖，不足以认识贤人。虽如此，晏婴听说所谓贤人，进了别国，必要和合君臣的感情，调和上下的怨仇。孔某人到楚国，已经知道了白公的阴谋，而把石乞献给他。国君几乎身亡，而白公被杀。晏婴听说贤人不虚君主的信任，拥有民心而不作乱。对君王说话必然是对别人有利，教导下民必对君上有利。行义可让民众知道，考虑计策可让国君知道。孔某人精心计划和叛贼同谋，竭尽心智以行不正当的事。鼓励下面的人反抗上面，教导臣子杀国君，不是贤人的行为啊。进入别国，而与叛贼结交，不符合义。知道别人不忠，反而促成他叛乱，不是仁义的行为啊。避人后策划，避人后言说，行义不可让民众知晓，谋划不让君主知晓。臣晏婴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的不同之处，所以没有回答。”景公说：“啊呀！你教给我的很多，不是您，则我终身都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相同。”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
    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他，来告诉晏子。晏子说：“不行。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张，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自治民；主张命而懒于作事，不可以让他们任官；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热爱百姓；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众人。孔某人盛容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纷增登降的礼节以显示礼仪，努力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让众人观看。学问虽多而不可让他们言论世事，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无法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累积财产也不够花费在音乐上。多方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肆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
    孔某人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伐鲁国，告诉子贡说：“赐，现在是举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伐吴；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
    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灭国的灾难，死了大约上亿人，是孔某人杀的呀。
    孔某人做了鲁国的司寇，放弃公家利益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氏为鲁君之相而逃亡，季孙和邑人争门关，孔某把国门托起，放季孙逃走。
    孔某被困在陈蔡之间，用藜叶做的羹中不见米粒。第十天，子路蒸了一只小猪，孔某不问肉的来源就吃了；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沽酒，孔某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
    后来鲁哀公迎接孔子，席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正他不吃。子路进来请示说：“（您）为何与陈蔡时的（表现）相反呢？”孔某说：“来！我告诉你：当时我和你急于求生，现在和你急于求义。”在饥饿困逼时就不惜妄取以求生，饱食有余时就用虚伪的行为来粉饰自己。
    污邪诈伪之行，还有比这大的吗？孔某和他的弟子闲坐，说：“舜见了瞽叟，蹙躇不安。这时天下真危险呀！周公旦不是仁义之人吧，否则为何舍弃他的家室而寄居在外呢？”孔某的所行，都出于他的心术。
    他的朋辈和弟子都效法孔某。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在齐作乱；佛肸以中牟反叛；漆雕开刑杀。
    残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凡是弟子对于老师，必定学习他的言语，效法他的行为，直到力量不足、智力不及才作罢。
    现在孔某的行为如此，那么一般儒士就可以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