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等你点好了东西，她就把账单送到里面柜台
上，然后，大多数客人才发现柜台里还有一个男子，很矮小但相貌堂堂，中分的短发让
发蜡打得一丝不苟，广东血统的大额头上很白净，而脸上没一根胡子。他戴着金丝边的
圆眼镜，黑色的西服，黑色的领结。他将账单送进后门去，里面是窄而暗长的走道。那
是殖民地时代的西式老公寓房子，那里有宽大的厨房和厕所，墙上有小小的白色马赛克，
多少年过去，它们都发了黄。
   
咖啡馆的下午很安静，墙上挂着的东西都印在斑驳的光线里：
    一幅笔法老旧的画，里面几个细眉红唇的女子在玩麻将，烫着齐肩的长发，穿着缎
子的旗袍，脸上的笑容富足而时髦，还有些大圆脸带来的喜气洋洋的通俗，落款是吴光
王，听说他是上海最早的广告人，现在垂垂老矣。
   
一张拜耳大药厂的阿司匹灵药饼广告。
   
一张旧结婚纸，那是中国画轴的规模，上面有娟秀不已的小楷，从浙江来的人和从
广东来的人在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六日结婚。
   
一张旧旧的结婚照，女子穿着改良旗袍默默地坐着，双膝紧拢，男子戴着金边的圆
眼镜，穿着黑色的西服在后面默默地立着，带着那个时代的人的斯文与木讷。
   
透明的玻璃门外无声地走过穿着阿迪达斯97型篮球鞋的青年和复古六十年代打扮、
涂了银色唇膏的女子，以及一辆被困在街头的酒红色的桑塔纳2000车，可里面却是时光
倒转的六十年。
   
双妹墨生发油的玻璃瓶，美国的老无线电，木讷的壁挂式老电话，那是上海的一九
三一年留下来的碎片。那时，上海已经有了近百年的租界发展史，小河汊子变成了大马
路，摇橹而来的宁波少年成了大亨，欧洲人在外滩挂出了一条横幅：“世界上有谁不知
道上海？”那中国人的产业、商业、工业全面发展起来，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超过了外
国人的百货店，四处灯红酒绿，欣欣向荣，大兴土木，上海在那个年代成为世界级的都
市。而还要等几年，才会有日本人的炸弹炸断上海的繁荣路，那以后，上海才会像瘫痪
在床的病人那样长满一身沉重的死肉，只有看上去白胖红润。
   
一九三一年的上海，是一个血色鲜活的少年，每天都在长大，每天都更接近梦想，
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如今在沧海桑田之后，再看到的一个从前
装生发油的玻璃瓶子，瓶底没倒干净的剩油成了一团污垢，下一代人，从六十年以后薄
薄的午后阳光里，想象着那玻璃瓶子里曾经装过的生发水，它如何被轻轻倒在一张用了
美国寇丹的手里，抹在电烫过、发梢有些发焦了的黑发上，它们虽然油腻，但可使得头
发乌黑锃亮，油光可鉴，那是六十年以前古典的审美情趣。
   
1931’S咖啡馆的午后，很鼓励也很合适这样的怀想，并引导着你的遗憾，遗憾你没
有早生六十年。
   
这时小姐用乌木托盘托来一只绿色的大玻璃杯，里面是老上海盐汽水。
   
定睛看去，才发现原来她就是照片上的女子。继而发现，柜台里的那个男子也就是
相片上的那个男子。女子答话的时候露出了晦暗的牙齿，那是上海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
常常有的四环素牙，被化学污染了的牙。有时它是一种年轻的标志。那斯文与木呐，旧
式的装束，和旧旧的黑白相片里的沉郁契阔，原来全是做出来的。再细看，那一对孩子
的老照片，也可以说是天衣无缝，那种辽远的茫然和体面，要不是实在从心里券恋那个
年代，也做不到这样。一九九五年张艺谋和陈凯歌在上海拍摄两部描写旧上海故事的电
影，也没能洋溢这种东西。
   
这里的老板是一个旧货商人，专收旧上海的旧货，这里的掌店就是这一对年轻的男
女。这里到了晚上要预先定位，许多从公司里下了班的年轻职员爱来这里消磨晚上，许
多青年人来过以后，纷纷写文章介绍这里，他们迷沉在时光倒流的恍惚里。台湾的电视
台，香港的电视台，新加坡的电视台，都来这里拍过专题，他们看到了上海的鸳梦重温。
而真正经历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老人，住在老公寓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牙医生，下午三
点在瘸了一条腿的小圆桌上慢慢喝一杯奶茶、吃用茶泡软了的沙利文小圆饼干的老人，
却笑了一下说“七十年代的人，用什么来怀三十年代的旧呢？他们又知道什么？”八十
岁了的永安公司郭家小姐，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在三十年代开着自己的美国汽车的上海
名媛，在她桌布老化发硬了的小圆桌前，摇着一头如雪的白发，说：“那个时代早就结
束了，不会再来了。”
   
对一九三一年的怀旧，是属于年轻人的。他们用一小块一小块劫后余生的碎片，努
力构筑起一个早已死去的年代。
   
柜台里的电话响了，那个头发中分、让人想起清秀的汪精卫来的男子开口说话，听
上去，是什么人在预订晚上的桌子。这时，我才发现他是一个扮了男装的上海女子，声
音细弱。我大吃一惊地看着她，而她微微侧过头去，像是恼怒了。
裘德的酒馆
   如果是从东面去裘德的酒馆，要经过襄阳路上的东正教堂。如果从西面去裘德的酒
馆，要经过一个用低矮的铁栅栏围起来的街心花园，铁栅栏上漆了绿色的漆，要不然，
就很像俄国墓地里的栅栏。裘德的酒馆，本身是一个从防空洞改装的酒馆，一路走下去，
要过一个长长的、亮着白炽灯的窄走廊。听说，有一个法国人，到了上海，娶了一个上
海姑娘，用很便宜的租金，租了这个修好了从来没有用过的防空洞，按照法国街角小酒
馆的方式，开了这么一家小酒馆，在天花板上挂着没有剥掉壳的玉米和红辣椒，卖热乎
乎的比萨饼。
   
到裘德的酒馆，如今不容易找到那个法国人了，他们说，他靠这个小酒馆赚钱赚得
不认识家了。告诉我这个的，是个中国人，他喜欢所有新鲜的东西，是上海的男人里面，
第一批在脑袋后面扎一个小马尾的人，又是上海第一代为外国大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做总
代表的人，为了那个有高薪的工作，他剪掉了他的长发，用白金的袖卡，扣住自己的白
衬衣。他知道所有上海外国人爱去的地方，甚至还知道，在香格里拉工作的一个美国人，
他说的一口上海下流话，是跟上海妓女学的。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惊奇的微笑，对我说：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四九年以前的事情的，
那上面说，上海那时候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拿着一只破皮箱踏上上海，来上海发
财，成了百万富翁。”
   
“对，”我说，“四九年以后，中国人民把他们都赶走了。”
   
“他们现在又回来了。”他用手点着裘德的酒馆的那块地面说。
   
可是，他并不喜欢那些外国人，他说：“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工作，可是，我拿的是
当地雇员的工资，他们拿的是海外雇员的工资，比我多三倍。他们比在他们国内本部工
作的工资，要多一倍。这些来上海的外国人，发财了。”
   
第一次，我和他一起去了裘德的酒馆，走在空而长的走廊里，就听到有音乐从前面
传来，还有融化了的忌司那既臭又香的气味。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暗暗的、可是并不暖昧的地方，又闻到了体味和香水混在一起
的气味。
   
有的桌子上的人，好像是在等人，所以我们一进去，就看看我们。
   
桌上点着一支细蜡，照亮桌上人的脸，放眼一望，中东人卷卷的像乱钢丝一样的大
胡子，非洲人发黑的大嘴，高丽人的细眼睛和眼睛里杀身成仁的凶光，南美人不安分的
绿眼睛，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比起来，那金发蓝眼睛的人，倒没什么了不起。
   
有个人远远地向我打一个招呼，一看，是从前认识的一个学汉语的学生。我以为他
回欧洲去了，他说不，他学完了汉语以后，到上海的一家外国电话公司找到了一个工作。
然后，他发现上海是一个大银行，可是不知道怎么走进去。于是，他回到大学里去学了
一年经济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式开始做生意。他在上海租了公寓，把欧洲的太
太也接来了，买了一家的中国古董家具，他们如今睡的，是一张从北京买来的一百多年
以前的大鸦片床。
   
说着，他等的人来了，来了一大群荷兰人，头上戴着尼龙的大鸭子嘴，那一天正好
是欧洲足球赛，荷兰和德国踢，在上海的荷兰电话公司的荷兰人，和“上海大众”的德
国人，约好了到这里集合，去看电视。
   
裘德的酒馆那么响的音乐，六十年代的欧洲音乐，都被他们的响声音盖下去了。
   
有一天，在裘德的酒馆前面的小花园前，看到一对外国人在吵架，那女的把嘴闭成
了一条线，鼻子尖得像剪刀，那男人则气得眼睛眉毛全都白了。那时候，我突然发现，
外国人，已经不再在上海的街上，因为太多人要看他们而小心仪表、脸上要像皇帝巡游
一样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