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现在他们多得没有人要看，他们也胆敢在街上吵架。
   
后来，和一个比利时人约见面，那个人在电话里说，就到裘德的酒馆吧。那时候，
才知道原来那是在上海的外国人约会的地方，就像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有事情约人，就
说，到广场的鱼喷泉前见一样。
   
那天去得早了，酒馆里没有什么人。对面的小房间里，有一个人在独自玩飞镖，他
的头发整整齐齐的，穿了美式大花裤衩，那是白领在休息天的打扮，他手里拿了一大把
红色的飞镖，一个一个，无声地向靶心飞过去。
   
我自己找了一个长桌坐下来，对面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这个周末的惠价菜，
那大而笨拙的英文字，是真正的外文字，中国人写的可比它们秀气多了。
   
慢慢地，看到我坐的桌子深处，有一个人已经坐着了，前面放了一个杯子和一瓶德
国啤酒。他把桌上的蜡放得远远的，所以我看不清他。
   
他说“嗨”。他是芬兰人，到上海来做船生意。他们那里冷，所以他长得有两米高。
   
我说：“你想家吗？”
   
他说想。可是他自己要出来工作，从前他在美国，后来又到了香港，又到了澳洲，
现在又是中国。可是他说他愿意在外面，他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到哪里，那里就是家。
每到圣诞的时候，回到家乡去，看到自己的朋友在老地方，自己的老家也在老地方，他
们都在等着他，那才是好感觉。
   
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他说一是为了海外工资，一是为了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生活
一次，比花钱当旅游者有意思。只是，他没有想到上海会像百十年前的欧洲。
   
好久，我等的那个比利时人才来，他说，他忙得一个星期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天
下午的几个小时，到外滩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在欧洲，他只要工作四天半，星期五
下午，办公室里就不工作了。“挣钱挣疯了。”他说，“我们被上海人同化了，东方人
那种工作狂。”
   
那天是周末，到十一点以后，裘德的酒馆的跑堂的，把桌子都推到一边去，腾出好
大的地方，让大家在中间跳舞。外面则停满了亮红灯的出租车，一直排到小花园那里，
等从地下上来回家的客人。
爱尔兰酒馆
   
雨下湿了方格子的人行道，在路灯下闪着小水洼的光亮，空气冷而潮湿，里面有被
又冷又湿的连天小雨淋透了的树皮和落叶的陈腐气味。街上有车子开过去，雪亮的车灯
照亮了浮在街道上的雾气。街拐角的地方，有一个爱尔兰酒馆亮着灯，蓝色的窗子上人
影憧憧，有一个绿色的后背在门那儿掠过去，那是穿绿衣服的酒保托着大盘子上菜，上
面的白瓷钵子上盖着盖子，里面是爱尔兰炖羊肉。那刚刚加完班的人，又冷又乏，眼窝
都青了，还没有吃晚饭。
   
推开门走进去，暖气和着食物的气味迎过来。吧台深处，酒红色的老墙壁和褐色护
壁板前面，木酒筒，航海的长望远镜，和几个世纪以前用的航海地图下面，旧旧的鱼网
边上，有三个男人坐在高凳子上，一个吹笛，一个拉手风琴。一个抱着吉他，奏出热烈
而单纯的爱尔兰舞曲。那里围了一大圈人，找不到桌子坐下，于是都在墙角站着，喝黑
啤酒。吧台里面一个金发女子在盛蘑菇沫子浓汤，钵子边上放了爱尔兰黑面包，结实的
褐色面包片散发着麦子粗糙的清香。那女子的脸颊和嘴唇鲜丽欲滴，就像从乡村来城市
不久的英国姑娘。那穿绿衣服的酒保端着羊肉，咚咚踏着木头楼梯上楼去，楼上的灯光
照亮了他已经秃了的、粉红色的头顶。
   
楼上有人在玩桌球，边上围了一些男人，穿着毛衣或者牛仔衣，手里握着黑啤酒的
大玻璃杯子，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白色的脸上开始变得有些苍白了，欧洲人的皮色一
旦苍肉，就让人觉得他们像要化了的冰山一样。和楼下一样，放眼一望，看见的都是欧
洲人，听到的都是英语。
   
到楼上的围栏那儿，才找到两把凳子落座。安顿下来看到边上靠着一个脖子红红的
大胖子，嘴唇上留着麦色小胡子，把快喝光了的啤酒杯子靠在自己的大肚子上，出神地
看着人拉那放在腿上的手风琴，一脸落寞而无聊的晦气样子。
   
你以为这是英国的什么地方？不是，这是一个秋夜，在上海桃江路。从路上不见人
的雨夜里走进这地方，真的一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中国。
   
如今来上海谋生活的欧洲人真的是多起来了。十多年前，上海的外国人大部坐在大
玻璃前放了国际旅行社的牌子的汽车上，花花绿绿的，散发着不是花露水的那种香气。
在南京路的工艺品商店外面，马路上总会围着一些人看他们，上海人好奇而羡慕地看着
他们。那种默默的眼光真的能抹杀人的自知之明，何况人在旅途中，远离了日常生活。
于是，就连里面个子小、身体胖、头发少、总之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位，都做出亲王的样
子登上车去。我理解他也是不得不这样，要不然所有中国人，包括他自己，全要失望的。
外国人太少了，怎么可以不与众不同。现在不同了，现在欧洲人重新找回多年以前他们
爷爷这一辈发过财的城市，一个个，一群群，又拎着各种各样的皮箱来到上海。
   
听说他们对上海有着世代传下来的好感，在他们欧洲的老家，他们可以找到六十年
以前长辈从上海带回去的明信片，宽阔的外滩，沿江而立的雕像，就像波罗的海沿岸的
城市。而这些明信片，如今在上海已经很难找到了。在家乡的日子里，他们就隐约听到
过上海欧洲人的传奇故事：在上海发了财，在上海遇见了心爱的姑娘，在上海找到了梦
寐以求的奋斗的机会，在上海过上了高人一等的生活。甚至还有只凭着一张欧洲人的脸
和一个贵族头衔，可以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里白住，在上海最美味的餐馆里白吃，而没
有人怀疑这个人是否付得清账单，直到几年以后东窗事发。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
可听上去还是让欧洲人舒服，像是有个喜剧等着你似的。
   
于是他们就来到上海。来上海，当然为了挣钱。有英国人说他只要能挣到他在英国
想要挣的钱，马上就回家，上海的死活不管他什么事，大概来到一个陌生城市谋生的人
大都会这么想。可慢慢的，混得不那么好的，就回家去了，真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
就不愿意回欧洲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那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而在上海，
似乎事情就变得容易一些了。上海的确像一个睡狮，一旦醒来，就充满活力，连空气里
都有机会的气味。上海又像一条家狗，对自己认同的人非常亲切慷慨。
   
十九世纪初年，来上海的欧洲人在东大名路上开出第一家欧洲式的酒馆，此后一百
年，是上海门户洞开的时代，最多时，在上海有十二万常住户口的外国人。他们给上海
带来了电话、汽车、染料、贸易、香水、玻璃丝袜、机器、鸦片、咖啡、沙发、照相机
和柯达胶卷以及陆陆续续的整个西方文明，还有洒着血污泪水的通向世界之路。一百余
年过去，当中经过三十多年中国人对在上海的外国人彻底的清洗，当年东大名路靠近码
头的那家酒馆早已不知去向，现在在靠近领事馆区的桃江路的街角，又开了在欧洲流行
的爱尔兰酒馆，为现在到上海谋生的六万外国人在远离家乡的夜晚有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可去，去忘记自己到底是在哪里。
   
隔了四十年再来上海的外国人，为上海带来了投资、计算机，再一次的汽车、电话、
染料、贸易、香水、广告、电视、可口可乐、西班牙磁砖、意大利皮鞋、美国大片，还
有抗抑郁症的标准药物百忧解。如今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爷爷辈，买一张船票就来了，
他们大都特别在北京或者台北学习了中文，能读会说的，还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洗好
了脑，更能入乡随俗。在爱尔兰酒馆的楼上很容易能看到下面桌子上的情形，那位刚刚
和一个金发女子一起吃了家乡炖肉的先生，结账时接过女子递过来的小钱包，数出人民
币来。没有忘记对跑堂的说一句汉语：“我要发票。”
   
说起来，上海真的是个奇特的城市，当这里的大楼里云集着谋生的外国人，它就是
在发展，当在它的街道上只能看到一个金发旅游者端着亲上的架子时，它就凋落了。
   
爱尔兰人如今在桃江路拐角上的酒馆里唱着他们家乡的歌。一支爱尔兰生来忧伤的
曲子从寡淡无味、可在这里大受欢迎的炖羊肉气味里升了起来。
   
在楼下吧台里面，走出来一个穿厨师服的红胡子人，他把一双特别结实的大手撑在
木头柜台上，远远地看着唱歌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那酒馆特别从爱尔兰雇来的面
包师傅。为了做地道的爱尔兰面包，老板特别从爱尔兰雇了面包师傅来，就像那些在上
海夜校里学出三级厨师证书来的上海小伙子一样。所不同的是，他漂洋过海来，为了那
些思乡的胃。而他们漂洋过海而去，是为了留在他乡找到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