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价钱像大水一样，说涨就涨，把阴沟通了，说落就落掉了，可见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放了玉走，回过头去再看，那个卖主的裤带上，一二三四五，吊钥匙似的吊着不同的王，拨浪鼓似的在他的腰间晃来晃去。
        他对我摇了摇手指，我也看不明白是威胁，愤怒，还是赞叹。
        有一个男孩子来碰我的肩膀，说：“小姐，要好货跟我走。”
    他说着一边向四下里看，电影里的坏人，就是这样的。
        先骗了他，说有大队的朋友在市场里等着，然后跟着他，走进一条特别小的弄堂，又拐进一扇黑乎乎的木楼的后门，扑鼻而来的，是陈宿的气味，然后，踩在真正摇摇欲坠的地板上了。
    他摸出来一个小小的碗，一个我小时候吃饭用的那种青花碗。
        他说：    “少了一千，我是不卖的。我是湖南古墓里盗墓盗来的。你知道吗，要是政府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我说：    “就怕你拿了碗去自首，警察都不愿意关你到中午，还多给你吃一顿饭。”
    我们为各自的一肚子气，气得笑出来。
        不一会，又有人来碰我，回头去看，是一个脸瘦而且黄渣渣的男人。
    他瘦而黄的手上，托了一个发黑的银茶托。
    他说：    “这是正宗的俄国茶托子，全是银丝编起来的。”
    那时候天光大亮，阳光从旧旧的房子间隙里射出来，照亮了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银丝，“你知道的呀，罗宋革命的时候，有钱人都逃到这边来，介远的路，把这样的茶托子带过来，多少珍贵。那时候先父在上海做寓公，我家就住了白俄，还是从彼得堡来的有钱人，还是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说的可是最正宗的俄语，彼得堡口音的。”
        我说：“真的啊？”
        他说：“真的。那家的女人，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要用茶托子换钱，买酒喝。到酒吧里去陪舞，连短裤都不穿。”
        我说：“说得那么吓人。”
        他说：“你们这种年轻人，知道什么，一共只有一本《旧上海的故事》看看。你买了它，将来还要感谢我的。”
        我说：“多少钱？”
        他说：“我不说，你说好了。”
        我翻起眼睛来看着他，也不说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多少钱，从心里面，我不觉得外国旧货也可以算得上古董，这种东西，说不定到俄国去一看，遍地都是，像我姑姑厨房里腌菜头的瓷缸子，上面也画了中国山水古亭子，外国人看着希奇，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
        他说：“你说好了，我也是来玩玩的，不一定要卖，这种东西不比中国古董，这里没有了，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这种东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像白求恩一样，永远不会再有了。”
        “你要多少钱？”
    我问。
        他伸出细细的三根手指。
        三千，这天杀的奸商。
        他说：“三百。我看你斯文相，也应该是个读书人，才给你看的。”
        这样逛到中午，市场渐渐稀了下去。
    慢慢的，许多人知道这地方好玩，到那里走一次，倒常常遇见好久不见的熟人，多是文化人，在那里逛。
    后来，市场延续到下午了。
    再后来，政府聪明起来，索性把那几条老街辟为市场，让小贩自己圈地为摊，市场收费管理。
    一旦合理了，小房子造起来了，戴了红袖章的管理人员像警察一样，在街上昂昂地踱着，中午时候穿了白衣服的女孩子，托着一个大木盘子，里面是摊主早先订好的面和酒菜，大声吆喝着从人群里挤来挤去，油香飘得人一头一脸，像赶集一样。
        东西也不是单件的了，把一个红木雕花的书匣子和一个二十年代的朗生打火机放在一起，像考古学家在雅典地下挖出来的碎片一样。
    而由什么小工厂加工了十几件同样的假货，放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卖着。
    也没有人再轻轻地拉你一下，告诉你什么他有要杀头的东西，一动，他拿出一张生产证明来证明自己不是批发来的东西。
        再去旧货街，发现那里的老房子上，个个被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拆”
    字，那个街区要改建了，老房子将没有了，市场当然也要没有了。
    那次去，带着一架照相机，爬到一个高处，想为流水一样失去着的地方照一张相，从镜头里望出去，最大的，就是那些红色的“拆”
    字。
    弄堂里的春光   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要觉得很遗憾。
    下午时候，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人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的下面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临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
    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去的车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小得不能让人置信的店面里，千丝万缕地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本市邮政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
    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蹋了跟的红拖鞋，在弄堂里人们不见怪的。
    小店里的人，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能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
    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斗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乒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橡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光着一只脚等着修鞋，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次品鞋子的奸商。
        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
    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话，听他说说从前这里的事情，他最喜欢。
        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还有上海人对它的重视以及喜爱。
    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十八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
    的上海弄堂，安详实用，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就在上海人的生活里出现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跑，在租界的外国人为了挣到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的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造了八百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一八七二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的生活。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大到就像饭店里大厨子用的桌布一样，五味俱全。
    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远的靠工厂区的地方，又有许多人住在为在工厂做事的人开辟出来的区域里，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觉得这样区域的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一样，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彼此怀着不那么友好的态度，彼此不喜欢认同乡，因此也不怎么来往。
    这样，上海这地方，有时让人感到像里面还有许多小国家一样，就像欧洲，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人，仔细地看，就看出了德国人的板，法国人的媚，波兰人的苦，住在上海不同地域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脸相。
    所以，在上海从小到大住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了解上海的，只是了解上海的某一块地方。
        从早先的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全上海的九千多处弄堂，差不多洋溢着比较相同的气息。
        那是上海的中层阶级代代生存的地方。
    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温饱的生活，可没有大富大贵；有体面，可没有飞黄腾达；经济实用，小心做人，不过分的娱乐，不过分的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小康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时务，懂得离开空中楼阁。
    他们定定心心地在经济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可一眼一眼地膘着可能有的机会，期望更上一层楼。
    他们不是那种纯真的人，当然也不太坏。
        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
    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阉的成肉，放了花椒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
    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
    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
    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