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我是感谢白皮书的。    张献：剧作家    我是十五岁左右的时候看到白皮书的，当时我已经在工厂工作了，管着厂里的图书馆和广播站。
    新华书店每个月来单子，在上面画勾，然后就可以去买。
    我对当时的历史书最有兴趣，看到《欧洲简史》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如痴如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可以把历史说得这么精彩的书，我大概看了有七、八遍，可以背了。
    还有美国的三本《世界史》。
        我的童年有一段很长的被孩子孤立的经历，有几年，我只能在家里，出不了门。
    生活很迷惘，对生活也很不满。
    在看《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就觉得亲切。
    在那时我记得自己的感觉是看到了精致和有智力的说法，可以这样来谈论人的生活和精神。
    看到了对这样的社会主义生活的聪明的见解，那使我对修正主义刮目相看，觉得修正主义是聪明人。
    当时我还有些不解，这些书看起来有点异端的，怎么会流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没有被清洗出去呢？
        其实我觉得那些书让我们思考的是共产主义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要向何处去，这样的政治化的问题，所以后来对它的兴趣就不大了。
    记得那些书当时许多青年都看过，后来我上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非常热衷讨论青年问题，有人在讨论中会大吼一声：“你们到底要什么？”
        现在仍旧留下好的印象的，只是当时对青年的灰色情绪的描写。
        我的对译文的亲切感在白皮书时代的初期就形成了，不光是白皮书的影响，那些书的文字真的不错，是我当时能看到的最好的文字。
    当时还有一张报纸对我文字的影响力很大，就是《参考消息》。
    每天我爸爸下班把报纸带回来，所以他回家以后，我总很着急去翻他的包，找《参考消息》看。
    我的中文是从那上面学来的。
    还有《共产党宣言》。
    那是我的文字基础，而到了可以看到加缪和卡夫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才是真正找到了影响自己的文学，那是在十年以后了。
        我天生不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不喜欢《红楼梦》，我不知道拿起来多少次，可看不完，我总想要把它留到老了再看。
    实际上也不喜欢外国古典文学，不能忍受莎士比亚的那种造作，对中国传统的隔膜，我不知道是不是与童年时代所经历过的险恶环境有关系，总是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在什么地方与自己的精神需求不相宜。
    对的，就是不相宜，合不拢。
        回想起来，对我的情感成长影响最大的，在那个时代，是《斯巴达克斯》，而白皮书是影响了我精神上的成熟。
        那个时代，对西方的东西真的是如饥似渴的。
    不光是书，还有音乐。
    我在广播站工作，能够找到旧唱片来听，真的是不得了的大事。
    提前约好了人，然后拉好窗帘，关上所有的门窗，屏息听夏威夷吉他。
    对性的体验很奇怪，是在那吉他声里体会到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许多人回想起来也是一样，是那柔软的吉他声带来的。
    对我来说，还有绘画，那时我学了绘画，看到建筑学的书也会如获至宝，因为那里面总会有一些图片，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精致优美的东西，说起来，在那个时代，我并没有少读书，只是不那么方便而已，可还是非常饥渴，每一次找到了什么，都很激动，都是生命中的大事件。
        草婴：翻译家    那是七一年的时候，我因为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成为大牛鬼蛇神，被关了起来，我的妻子也被关起来了，家没有了，书全部被抄走了，我的小女儿那时不到十岁，一度一个人生活。
    后来就是我的胃大出血，动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差一点死了。
    等我的病好一点以后，就去了奉贤干校。
    我种菜。
    住集体宿舍，是草棚棚。
        我没有参加《多雪的冬天》的翻译，参加了后面的书的翻译，那时大概因为我在上海编译所的时候是学习组长，所以翻译连的时候，我也做了大家的小头头，所谓最终通稿。
        当时是上海图书馆308房间有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小组，都是“四人帮”
    信得过的人，懂外文，他们可以去看外报外刊和最新的外文书目，由他们选择了翻译什么样的书，当时主要是俄文的，然后送到干校来，让翻译连翻译。
    所谓翻译连，是十五个人，从大田劳动中抽出来的，做翻译工作的，来翻译。
    我们这些人，不能看那种外报外刊，只能是叫做什么做什么。
    当时没有地方翻译，因为干校连大点的房子都没有，所以我们是在集体浴室里工作的，那里最大了。
        三个人一组，一共五组。
    将一本书拆开来，让大家分头看，然后在一起讲故事，用这样可笑的办法了解整本书的故事，统一人名地名的译法。
    然后分头开始。
    然后一个人汇拢大家的译稿先通一遍，再传到我手里，我最后通稿。
    一旦完成，马上送走。
    干校里连字典都没有，工宣队的人逼我们要在二十天里交四十万字的翻译稿出来，他根本不懂，瞎指挥，说：“你们有什么好改的，上面写了热水瓶，你就写热水瓶嘛。”
    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呢。
    后来的《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和后面的一些书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工作很繁重，精神很不愉快。
    其实在那时我真的愿意回去种菜的，那样精神上没有那么紧张。
    不管怎么说，这还是脑力劳动。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修万里长城的奴隶，不是我们要做，不是做我们想要做的，我的心愿是翻译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而不是翻译斯大林主义者的小说。
    那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不因为自己翻译了它们而觉得自豪，它们浪费了我的生命，在我不得已的情况下。
    那些书的出版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轮不到我们来说、来想，你说，这怎么可能让一个搞翻译的人接受？
    从前我翻译肖洛霍夫，就是吃了那么大的苦，我没有后悔过，因为是自己选择，而且喜欢的。
        我们当的是翻译机器，他们要的是我们翻译，而不要我们的思想。
    这可以说是一种耻辱，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我们在做自己的翻译专业的愉快心情。
    现在，我们那些人的确都不那么愿意说起那些事，我家里连那些书都没有留，我不想再看到它们，想起来，心很痛。
        要是实在要说在翻译连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后来在下面实在无法工作，于是我们比大部队早了半年回上海，天天可以回家，看到家里人。
        直到“四人帮”
    粉碎，上海要把放在人民出版社的编译室拿出来，成立上海译文社，本来想要我去做总编辑，我没有去，因为我那时真的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就是翻译托尔斯泰全部作品，我做一辈子俄文翻译，这是我的心愿，此后二十年，我就做这件事，现在完成了。
        周克希：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    我是九二年才到译文社来做编辑的，在此以前，我做了二十八年的数学教授，是因为我一直喜欢，而且实在喜欢翻译，才在中年改行。
        白皮书我在印象中看过《落角》，是母亲从出版社拿回来的，还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甚至也不记得故事，只是还记得它的译文，那是相当清新流畅的译文，比现在许多翻译者要出色得多。
    能看出来出自当时的翻译好手。
    说起来，是像草婴的那种清新的文风。
    在那样的年代读到，心里觉得很愉快，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我才记得优美的译文。
        影响我的外国文学肯定不是这些白皮书，而是更早，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六四年以前读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傲慢与偏见》。
    只是在那个什么书也找不到的时代，白皮书总还是你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子，比起当时的中国文学来，它们总是好些。
        刘绪源：作家    那时我已经在工厂了，非常喜爱文字，那时候凡是看到一点点好看的文字，心里都会激动起来。
    我还记得那时在街上看大字报，看到写得有理有据、文字干净的大字报，会很高兴。
        那时候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书，只是渠道不同了，我看的许多文学名著都是在红卫兵组织里打了介绍信，说是为了批判用，然后到上海图书馆去借出来的。
    我那张介绍信的日期写了三十天，所以我在三十天里看了许多书，那时我实在喜欢茹志鹃的小说，想起来，是因为喜欢她小说里当时在中国小说里少有的心理描写吧。
        在工厂时，我已经非常热衷小说。
        后来就出了白皮书，对我来说，也许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向外国文学打开眼睛，从前看过一些古典的作品，但是也是泛泛而看，没有震憾我。
    这次不同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摘译丛书，叫《苏修短篇小说选》，什么时候看到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总是在“四人帮”
    没有倒台的时候。
    那书里有一篇小说，写了两个兄弟，总是被人欺负，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被人打了，另一个追上打人的壮汉，要打还他，可那孩子不是壮汉的对手，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上了。
    那人向前走了不久，孩子从地上爬起来又追上去，再打，再被打倒在地。
    反复了几次，孩子已经伤痕遍体，比自己的兄弟伤得重多了，可他还是一次次追上去，再打。
    后来一直追到那人的家里，那个人最后跪下来求他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后来，那孩子打上了壮汉几下，也没能怎么样，但孩子心里的那种怒火一下子就没有了，他们就走开了。
        我当时非常震动，这种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描写，在中国小说里非常少，几乎没有到达这样的精确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