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些文艺摘译，当时是期刊，那里面作品的心理描写总是给我许多启发。
        我想，在八十年代以后，在读到大量的西方心理学和现代哲学时，会很快接受，像弗洛依德的心理学，是白皮书时代打下的基础。
        孙甘露：作家    我没有印象了，那时我应该是十二、十三岁的样子，我想我是看到过它们的，因为我对书名有模糊的印象，大概是在朋友家看到过，或者翻过。
    可是我完全不记得它们是些什么样的故事了。
    也许因为时间太急，那时候问别人借书看，是以天来记的，总是一晚上还，或者一天就还，大概是怕别人不还，还有就是怕传来传去惹出事情来。
        我还记得那些书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出现在朋友中间的，不是公开出版物，后面打着“内部发行”
    的小字，让人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来路不明。
        那个年龄我读的是自己家里留下来的书，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什么的。
    要是我看到过它们，也好像是在一间屋子里看到一扇窗子，从窗子望出去看到了一些什么，我瞥了一眼，就算了。
    也许它们对我精神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可我看不到那种戏剧化的巨变，要是有，也是在不知不觉中。
        那个时代，我有印象的是在提篮桥的小书店里买到一本康德的《宇宙论》。
    我喜欢这本书，可这不证明我懂得它，可能现在我也没有懂得它，别说那时候是个孩子。
    我常常会在房间里大声读它，是朗读，它听上去很好听。
        而我最热衷读的，是当时的电影广告，报屁股上的，现在我对它们记得很清楚。
    还有一些书，是我喜欢而且记得的，《人，岁月，生活》，《近于无透明的蓝色》，可我不能确定是白皮书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初，它们已经被混在一起。
        荣如德：翻译家    我是三四年出生的，是靠稿费生活的翻译者。
    老实说，到六六年以后，就没打算再干老本行了，当时觉得等发疯的运动过去以后，随便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就可以了。
        我参加了《多雪的冬天》的翻译，我记得那是白皮书里的第一本。
    但实际上这种内部发行的书在反修时代就有了。
    在六四年的时候我翻译了《军人不是天生的》，那时也是内部发行的，那时也是要快，也是大家一起翻译的。
    当时的纸是黄色的，不是白色的。
        《多雪的冬天》是“文化大革命”
    后的第一本。
    当时还没有成立翻译连，大家都在地里干活。
    工宣队抽了五六个人，翻译这本书。
    当时他们选择的标准，一是不是敌我矛盾的人，二当然也要是做过一些翻译工作的。
    当时不用整天下地劳动，好像又做上面交下来的事，在干校里的地位就有点特别。
    在那种集中营一样的地方，任何微小的不同都会引起一些波澜，人们的眼光不那么友好，那时在囚犯一样的生活中，人们的内心很不光明，这是一定的，只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那种围绕着你的气氛。
    但我是可以感到的。
        可我本人，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白皮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
    你敢说你不想干吗？
    我们翻译完《多雪的冬天》，就解散了，大家重新回去劳动。
    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
    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
        后来就成立了翻译连。
    那时我没有回去翻译小说，而是开始翻译历史。
    当时北京也有一些人翻译历史书，上海分配到的是非洲历史，我翻译的是十六到十九世纪的西苏旦史。
    不过有时他们也会来找我问问，在他们翻译《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
    以前我翻译了科契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对这个作家算是比较熟悉。
    当时他们一个人分到的都是没头没尾的几章，翻译起来很不顺手。
        后来我翻译了《爱情故事》。
    那是“文革”
    中上海第一本翻译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
    也是只有很短的时间，就送走了。
    我只知道是上面要，为什么要，谁要，我不知道。
    他们说要我们翻译大毒草，可是毒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还去问了王老师，他告诉我是尼克松向美国青年推荐的。
    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一些大写的词，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译得不好，出了许多错误，这是我一生里做得最糟的事，从我的职业道德来说，心里是很过意不去，这是我永远要记住的教训。
    不管这是不是我想要译的书，可是我做的，就要做好。
        七二年我为了非洲史的事到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干校的翻译连被搬到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里。
    所以我走的时候还是从干校走的，可回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再去干校了。
    这件事在干校里震动很大，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翻译连的人，每天可以回家，可以见到家里人，是生活在一个私人空间里了，这了不得。
    从集中营里出来了。
    因为从此我就没回干校，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怎么做的，我都不知道了。
        老实说，做不做自己的本行，在当时并不重要，我也不能说翻译白皮书就是做回了自己的本行。
    我有太强的机器感。
    而从此可以离开干校，这是好事。
        高志仁：综合文艺节目监制人    现在我家里还留着许多白皮书，包括《爱情故事》的大字本，就是给毛他们看的那种版本。
    当时我在市委写作组，他们翻译组的书，出一本就送给我们一本，所以我有一套全的。
        当时的白皮书，主要是苏联的，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要了解苏修的社会状况，还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需要。
    当时那些书好像印得并不多，《落角》印了五万册，现在看起来是大数字了，可当时的书，哪个印起来不是十几万册一印的呢。
        当时在上海图书馆负责翻译组的是一个我们叫他王老师的人。
    他们负责选书，参加的人很多，社会科学院，大学，都有专家在做。
    能够用的人当时都用了，戴厚英在负责联系《文艺摘译》。
    当时他们出了许多书，像康德的《宇宙论》也是那时候出版发行的，那还不是白皮书，是正式发行，在书店里的书。
    当时对这些书的选择，有些是上面定下来的，比如说毛要看，毛推荐给谁看了，可有些是他们按照精神自己选择翻译的，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翻译计划。
        说起来读书，我是在那时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
    我在“文化大革命”
    初期从军队复员，当时我从军事院校毕业，遇到“文化大革命”
    开始，把我们下放到连队里去了，我在那里看《红楼梦》，被连长在全连大会上批了一通。
    后来回到上海，被召进了写作组，那时外面看不到书，写作组里有所有文学名著，我天天读书，而且是系统地读书，然后马上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专家讨论，当然我们总是要加上一些帽子，比如说到人性论，总是要说资产阶级人性论。
    当然也看白皮书，而那些书，是为了了解苏联状况而看的。
    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个没有书看的时代。
    我所有的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阅读，都是那时完成的。
    那时我还找到一个地方，里面堆着不知道多少书，我和管钥匙的阿姨很友好，所以常问她要了钥匙进去看书。
    真的什么书都有，什么书都看过了。
    第二次大的阅读是写作组解散以后，我在出版社资料室里呆了八年，又把新学科的书看遍。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记录了十一个与白皮书时代有关的人的读书生活，它已经与当时的初衷相去甚远。
    我决定不再寻找第十二个人，我很相信那第十二个人的回忆或许是一个崭新的方面，白皮书时代的往事中包含着许多没有打开的盒子，许多无名氏。
    这里的故事和人，离完整还有距离。
    访问完最后一个人的那个晚上，无风，温暖，潮湿，许多人在灯光和薄薄的夜雾里在淮海路上散步，地上的水洼在灯里闪光，这是典型的上海式的冬夜：不那么像冬夜。
        写下这句话预备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人世间》里的那个小段，关于阳光下的泥土的描写，它没有直接写到州委书记的心情，而去写泥土的气味。
    上海平安夜   平安夜的傍晚，希尔顿酒店的顶上放着一棵由灯缀成的、大大的圣诞树，在二楼有一个狂欢的晚会，参加这个自助餐会，要花很多钱，所以，去参加的人，是那一年忙生意来不及回家的外国人，吹过西风的新白领，翻身做了主人的本地生意人和要浪漫的热恋情人。
    有人在那里唱圣诞歌，听的人，脸上带着像听贝多芬一样的敬畏。
        东方人扮的鲁道夫，在白色的大胡子里冲人笑，上海人原本不习惯对不认识的人笑的，被红色的鲁道夫一笑，行人就有一点呆，脸上带着窘迫与兴奋并重的神情，还有一种不得其所的自嘲，那神情像是说：“弄得像真的一样。”
        大大小小的酒家，餐馆，小咖啡店，全部挂出大红纸的“欢庆圣诞”
    的招牌，推出这一年又涨了价的圣诞烛光抽奖大餐，有的店不烤火鸡，因为没一个说火鸡好吃，都说像木头渣子，有的店里锐意创新，推出了烤鸭和四川火锅，还有南方来的生猛海鲜。
        街角的小店里面，迎风猎猎飞舞的，是套在塑料纸里面的圣诞卡片，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是从台湾和香港过来的卡，卖很好的价钱。
    而从前上海风行圣诞卡的时候，台湾还是又穷又破的海中小岛，而香港也是个在热热的阳光里弥漫着鱼腥味的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