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那些客人里面，有胡风。王元化当时参加筹建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本书，张可在胡风离开以后，曾表示自己不那么喜欢胡风，因为他太飞扬跋扈。
        那个黄金的五十年代，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意气风发，包括王元化，他那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加上新中国的一路慷慨高歌，使得他看上去锐不可当。
    当时和他共事的李子云，说那时候她都不敢理她的领导王元化。
    过了四十年，已经成为王元化的患难之交的李子云回忆起来，仍旧在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茶上方大摇其头，坚决他说：“我那时根本不敢理他，太‘飙’了！”
        那时在王元化额头发红、侃侃而谈的时候，张可会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后对他竖起修长的拇指来，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一盆温凉的水泼过来了。
    然后，聪明地不着一词，收兵而去。
        静心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莎学权威文献，操持一个美好的家，还有对春风得意的亲人狡黠而微讽地竖一竖大拇指头，这是我们这长故事里现在的张可。
    在她的丈夫王元化和她的哥哥满涛都醉心于契诃夫的时候，她却非常热爱从五四以来就没有在中国热闹过的莎土比亚，而且选择它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方向。
    王元化在七十八岁的时候，还深深记得张可参加地下党那年对自己的评价：一个温情主义者。
    但他也深深懂得了妻子温情美丽的脸上那稍纵即逝的狡黠笑容，在他气宇轩昂的时候，这是偏安于一隅的张可的品格与智慧，和一个知识妇女的纯净。
        到现在，一九五四年了，三十五岁的张可仍旧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人。
    时髦的三十年代已经远去，张可的故事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不是程乃姗式的才子佳人，不是蒋光赤式的革命加爱情，不是张爱玲式的岁月磨脏了大小姐，不是徐讦式革命女郎的悲剧，不是杨沫式的脱胎换骨，奔向革命，不是陈学昭式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但她的故事还是以可以想见的方式发展着，你觉得里面有着一种奇特的清爽之气，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五十年代，现在没有想念它的潮流，而张可的故事，却在那时充分地展开了，就像一粒核桃，被砸开了，于是，你才能看到里面淡黄色的果肉。
    对于张可，要是没有王元化将要开始的二十三年厄运，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开着怎样的花朵。
    人生它怎么是这样的？
    要是没有今人不寒而栗的压力，一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勇气和坚贞。
    说着张可的故事，看着她优雅地走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底，那时她家外面的皋兰路上，高大的梧桐树的树干上褐色的树皮开始爆皮，远远一路看过去，像康定斯基的画，春天又来了。
    她是一个沉静的女子，可心里一定会对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有愉快的感觉，那条马路上有一座俄国教堂，退色的莲花式的教堂塔楼在春天薄薄的阳光里像一个感伤的童话故事。
    张可从那里走过去了，从容的，无辜的。
        一九五五年，在全国范围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株连千人以上。
    十年以前，王元化已经认识胡风，但交往不多，当时党内已经有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以为缺乏证据，解放初王元化因此一度没有被安排工作。
    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突然被隔离审查，期间周扬提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如果他肯承认已经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可被幽禁中的王元化拒绝，即成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张可完全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的家中第一次被抄。
    她在学校里被人开会逼迫承认丈夫是反革命，被人以书打脸，张可拒绝承认。
        一九五七年二月，王元化被释放回家时，已经患上心因性精神病，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混淆了现实和幻觉，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药。
    他的一切都变了，只有他的家一点不曾改变，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衣橱里有熏香，妻子依旧雅致温柔，是他的骄傲，他在家里的习惯不曾改变，他恢复了从前在清华园生活留下的英国人习惯：在床上用托盘吃早餐。
    要是家里请朋友吃饭，仍旧有意大利茄汁面、葡国鸡和乡下浓汤。
        一九五八年，王元化的病情得到缓解，开始找自己喜欢的书来读。
    当时王元化常常到四马路去看书，虽然那时王元化已经有四年只有少量的生活费，可他还是陆续买了不少书。
    说起来，这几乎是王元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静心读书的时间。
    他做了许多翻译工作，一方面是他的兴趣，一方面换稿酬来补贴张可的家用。
    在和他父亲一起译了英国人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以后，开始着手与张可一起翻译莎剧研究文献，并写完《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张可将这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在朵云轩的稿签上，用瓷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
    在悄悄保留着自愉的独版书，后被自己烧毁于文革初期。
    还完成了论文《秦腔赵氏孤儿》。
        时隔三十九年，我看到了抄在五十年代笨拙结实的红色笔记本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张可翻译的大部分，王元化做了全书的润色和校阅，并写了五篇译文题记。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
    外面在反右，在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思想的空间也没有鸡蛋，因为这些翻译的文献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他们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
    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邀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自己下馆子改善营养。
    而后王元化的眼睛因病突然失明，那时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高潮，张可为他找来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他八十岁的老父天天步行来，为失明的儿子阅读资料，笔录口述，有八大本之多。
        李子云曾说，要不是王元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那场坎坷，退守于一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温暖家中，他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中西并进的大学者。
        现在，这两本笨拙而结实的笔记本将要被出版，笔记本也将送往上海图书馆被名人手稿室收藏，而张可已经于二十年前中风，抢救过来以后，完全丧失阅读能力。
    她看不懂她在无望的日子里与丈夫愉快地翻译过的书了。
        我想起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那个纯朴的红衣女子以她的大白馒头和爱情拯救了一个读书人。
    许多人非常感动于这一点。
    而张可，则悉心地看顾了王元化的身体，灵魂，以及整个精神世界，她不光拿来了鸡蛋，还拿来了莎士比亚的广阔的智慧的世界。
    王元化在他的家里，从来不是偶像，也从来不是贱民，他是一个有着恰如其分的尊严的学者。
    他仍旧保持着他的生活方式，冬天插梅，喜爱鲜花，虽然面有晦色，可穿戴得体。
    有很长一个时期，敏感的王元化几乎断绝了所有朋友的往来，可是，他的精神上并不十分寂寞，他有张可。
        那时张可仍旧常常参加学校的外事活动。
    六十年代时，来了外国人在上海是希罕事，上海女子的内心不能改变对外国人的好奇和好感，总喜欢多看他们两眼，因为他们来自于一个更华丽的神秘世界。
    而戏剧学院的女职员们放下手里的工作要多看两眼的，并不是来访的外国人，而是陪同他们的张可老师，那个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
    她们隐隐知道她的家庭很不幸，可她们在她身上看不到局促和苦楚。
    以她一惯的低调，这似乎并不是对自尊的保护，更像是她并没有十分耿耿于怀她丈夫地位的变化，也许她会以为两个人在一起翻译莎学的日子是美好的，带着另一种自由的气息。
        一个温情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思想锋芒的人，她亦可以是浮摇于绿色污水中的不沉的莲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王元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再次被隔离审查。
    离开家庭以后，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比一九五五年的那一次更重。
    他在奉贤农场的田野里狂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滩上看到了一些螃蟹，亦举石悉数砸烂，以驱赶心中的不平和痛苦。
    失眠症日益严重。
        这期间张可因是王元化夫人也被非法隔离，连因高血压晕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的病根，导致一九七九年的严重中风，此后读写俱废。
        那是更加漫长的艰难时世，看上去没有尽头。
    我那时是个小孩，不认识王元化一家，也生长在一个由学生向往革命而成为老共产党员的家庭，我的父亲也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王元化看病的是同一家医院，同一些医生，大概也是吃的同一些安眠药，老式安眠药损坏肝脏尤甚。
    在“文化大革命”
    中，父亲也是去的奉贤干校。
    我父亲养猪，常常穿着黑色的高筒套鞋，因为靠着海滩的地方是潮湿的。
    父亲在干校最痛苦的是集体宿舍不能安静，一旦被同屋吵醒，又不能吃过量的安眠药，就一夜夜的静待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