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不过这些沧海桑田，都是听说的，听上海的老人们，说着老式的上海话：“从前的上海，叫做东方的巴黎呢。”
    还带着不争的不服气。
    可是新的一代人，就是一交跌进台湾卡里不出来。
        晚上的新闻主持人会报告，邮局被年轻人大大小小、香的和不香的、有音乐和没有音乐的卡淹没了，教育学家就呼吁，不要乱用父母的钱。
        而年轻一代是不管的。
    那是个年轻人的节日，骑了自行车，在后座上带着打扮一新的同学飞车而过的，是那些学生们，后座上的女孩子，风雪无阻地穿了短裙子，冻青了双腿去参加聚会。
    街上走着的也是他们，男生穿着犹犹豫豫的西服，女生画了迟迟疑疑的眼圈，拎着大蛋糕、鲜花和蜡烛，像一些鲜奶蛋糕一样轻盈而柔软地走过去了，去什么借来的地方开他们的聚会。
        而我这一辈人在中学的时候，不知道上海也有圣诞节可以过。
    第一次看到它，是八十年代初，和同学一起去看中山公园里办的一个圣诞卡展览。
    那是一个私人的收集品的展览，那时候中国刚从红海洋里逃离不久，圣诞节是个遥远而感伤的字眼，与西方生活方式有关。
    那个冬天，在又小又安静的展室里，灯光照亮了那些多年积存起来的卡，不知道它们是怎样逃开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烈火的。
        展览的主人是一个老人，是他教会我和我的同学，在平安夜的那天，大家见面应该说Merry Christmas，而不是Happy Christmas。
    他说的是那种殖民时代的英文，陌生而不流畅的。
    那老人的脸上有种肚子里一本明账的神情，你不问，他不说。
    你若是问，他能把从前上海的传奇和风光，说得像真的一样，好像这五十年他不干别的，日日都生活在回忆里。
        中山公园那天光暗淡的展室里，有上海冬天惯常的阴湿寒冷，还有那些卡，被灯光焙烘出来的纸上淡淡的霉味。
        在平安夜的半夜，徐家汇的天主堂和淮海路的基督堂，都有圣诞的礼拜。
    天主堂里唱着长夜不总的赞美诗。
    基督堂里比高峰时期的公共汽车还要挤。
    一个男孩子，被左面的女孩当单杠般攀着，右边一个男孩像跳马一样撑着，听人唱“小城伯利恒”
    。
        捱到听牧师说“兄弟姐妹”
    ，那男孩对左面的人说“这位姐妹”
    ，又对右面的人说“这位兄弟”
    ，然后指指自己：“此地的兄弟被你们撑得吃不消了。”
        四周的人，都哗地笑了开来。
        平安夜的十二点，上海雾湿的冬夜，街上有人兴意阑珊地骑着自行车过，一边唱着“Sleep in heavenly peace．”
    咬词之准，令人惊叹。
    张可女士    这个长故事要从旧上海开始说起。
        繁华如星河灿烂的上海，迷沉如鸦片香的上海，被太平洋战争的滚滚烈焰逼进着的上海，对酒当歌、醉生梦死的上海。
    那个乱世中的上海，到了现在人的心目里，已经包含了许多意义，抱着英雄梦，想象自己一生的人，在里面看到了壮怀激烈的革命；生活化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盛怀宣华丽的大客厅和阳光灿烂的大浴室；向往西方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美国丝袜，法国香水，外国学堂，俄国芭蕾舞；就是街头的小混混，也在里面找到了黄金荣金桂飘香的中国式大园子，现在到深秋桂花谢尽的深夜，要是你骑车路过桂林公园，能在深夜空中飘荡的夜气里闻到从泥土里散发出来的桂花的甜香。
        一个新音乐制作人，曾在淮海路街口摇着他那一头长发说：“上海的三十年代好啊，那时候，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去做。”
        一个上海作家，走过湖南路上一个旧日西班牙式的小修道院的老房子时，曾说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对自己前世的一种感应，她总是觉得自己的前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上海小姐，穿着那个时代的旗袍，她的男友是新近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吃饭时把背挺得笔直，穿着花呢子的西服，可是她非常意外地死了，转世生活在现在的上海，可是她对现在八十岁的、早年去英国留学的老先生，有着莫名的好感与亲爱。
        还有新闸路上的都城大排档，第一个在本帮菜馆装璜时挂出了包括上海十大名妓的旧照片在内的旧上海影像，并以此获得了一项上海装璜业设计大奖。
        还有茂名路上的1931’S咖啡馆，日夜缠绵地在店堂里响着周璇颤颤的细小歌声。
    去的年轻人都说，这里的玻璃门一关，时光就倒转了六十余年。
    里面只是一个一开间的小地方，却引来了海内外许多华人电视采访小组的注意和访问，成为现在上海的一处景点。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就是开始在这个如今是如此时髦的年代里。
        一个在清华园受西式教育长大、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十八岁时成为上海地下党的青年，在上海遇到一个出生在开明富裕的书香世家、祖上在北洋政府任职、非常美丽的、十六岁就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的女孩子。
        那个壮怀激烈的湖北籍青年，放弃了在清华大学做教授的父亲为自己设计的留洋计划，在上海参加学生救亡运动。
    继而带着基督教终生的影响投身中国解放事业，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出入上海文化界的革命者，就是王元化。
    他在那个年代，写下了许多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写小说，并负责了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是一个总是有火热的正直与奔突的才情的人。
    那时的王元化，左倾而且激进，虽然他不能改变自小养成的轻声吃饭的习惯，可他常常穿的裤子像卓别林，他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满涛，则每次把家里烫好的衣裤用手揉皱再穿。
        那个完美无缺的苏州籍女孩，那个在兄长满涛和他的革命者朋友影响下，在锦衣玉食的自由家庭的包容下，十八岁就参加上海地下党，同年指明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
    的一九三八年的共产党员，就是张可。
    她在那个年代，翻译奥尼尔的作品，参加了《家》的演出，她演了《早点前》的罗兰夫人，也演了梅表姐，那时她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子，仁慈而智慧，正直而绝尘，被许多青年追求。
    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偶然被两个华东师大的博士生看见，那两个青年蹲在导师王元化打开的书橱前，感慨照片上那个女子的一派冰雪洁净，那时王元化已经经历了整整二十三年的贱民生涯，他的许多老朋友因为经受不住而西归，包括七窍流血而死的挚友满涛，疯狂以后蹈水而死的巴人，众叛亲离、在癌病房孤独死去的顾准。
    王元化精神危机引起两次心因性的精神失常，一次营养严重不良引起肝炎，一次眼底出血引起失明，那两个博士生握着张可的相片，还是羡慕导师，对导师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女孩子。”
        我们的故事里，王元化得到了张可。
        一九三八年，王元化说他喜欢张可，可当时张可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质问王元化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一九四七年，张可的一个追求者问张可她到底喜欢谁，张可此时坦然回答：“王元化。”
        一九四八年，王元化和张可在上海慕尔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
        当时，张可的父亲并不以为王元化是那些候选青年里最出众的，而且在国民党即将大败的前夕，王元化正负责着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处境非常危险。
    可是他们没有真正阻止女儿，而是从自己那安适的家里，郑重地把一身白色礼服的美丽女儿带到西藏路上朴素的、带有回廊的教堂里，那里为婚礼装点起白色鲜花，按照张可的心愿，把她的手交到王元化的手上。
    在那里，这对新人发誓不论生病还是健康，灾难还是幸福，都始终如一，不离开对方直到生命结束。
    尔后，他们在当时上海甚为豪华的派克饭店（令国际饭店）度过新婚之夜，从此，共产党员的张可将自己一生的命运和共产党员的王元化联系在一起，开始到处躲藏国民党的大搜捕。
        那时被后来的人称为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开始了疯狂的屠杀。
    上海地下党电台的李白被杀，蒋介石秘书陈布雷那成为地下党的女儿也不能幸免，就是十里香风、百乐门里彻夜响彻着美国爵士乐的上海，都无法冲去那一年的血腥之气。
    许多人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到来，就撒手西去。
        张可看到了这一天。
    新中国和她唯一的儿子王承义在一九四九年一起来到她的生活里。
        第二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重新登记，准备进入各个领导岗位。
    张可没有前去登记，自动放弃了经过腥风血雨十二年的党籍。
    一九三八年她穿着刚烫得平平整整的裙子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逃避买卖婚姻，也不是为了跟赤色的爱人在一起，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她是为了一个在心目中自由、富强的中国，为了一个从书本里展现出来的理想。
    她没想要从十二年的党龄里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她从来不缺，也从不热衷。
        她去做了一个教莎士比亚的大学戏文老师，她娴熟的英文和治学的认真，使她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专家。
    同时，她也是一个恪尽温柔、相夫教子的主妇，再不用东藏西躲以后，她最喜欢的，是烧许多好吃的菜，开亮客厅每一盏灯，请人吃饭，用最细致的盘子装上她拿手的意大利茄汁面条，俄国浓汤，葡国鸡，擦亮每一副餐具。
    许多年以后尘埃落定，在她家吃过饭的人回忆起来的，总有她温润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