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我不能早上起来为我的丈夫做早餐，我要睡懒觉。”她笑着大声说，这次她说了英文，一个餐桌上的人都听懂了，对着她乐。
        可是不再爱上什么人了吗？
    在这美丽的、古老的、让人心驰神往的欧洲。
        “有一个人。”
    然后，她开始说，这时候，她的脸突然变柔和了，眼光也变了，有一些甜蜜的神情漂浮着，“一个美国人。”
    她说。
        那是皮克去世以后，她又教了一个学生，他是美军在欧洲部队的士兵，从密西西比河流域来，是个孤儿。
    在没有来欧洲打仗以前，他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美好的地方。
    战争结束以后，他想做环球旅行。
    为了旅行的方便，他要学一点中文。
        当时，他在萨尔茨堡，坐火车到维也纳来，学习中文。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三次。
        第一次他们在一起学了单词，然后说到了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的事，这也是她的理想，当然，这是许多人的理想。
        第二次，他们说到自己，发现他们有许多地方是相似的，两个从远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来，偶尔在他乡遇到的人，竟也是相似的。
        第三次，他说到了他的旅行计划，他要先到美国去退伍，然后，他去找一家吉普车商资助，然后他到欧洲来找她。
    他们结婚，然后一起去环游世界。
        然后他就跟着部队回美国去了。
    她收到他一封信，说一切都已经就绪，他就回来。
        如果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她也许能在美国南部常常到爵士酒吧里去听人唱歌，住在一栋殖民时期式样，内部黝暗的房子里，慢慢地学会做好吃的玉米饼。
        可这时，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美国把所有退伍军人重新征召回军队，最后从他那里来了一封信，信里说他被派驻极地。
    等战争过去，他一定回来找她，一切计划照旧。
        一等，是四十年。
        她说：“我一生不懂政治，从不用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可是它却左右了我的一生。”
        后来，她自己去世界各地旅行，完成她的心愿，只是不再是在吉普车上实现的。
    许多年后，她去了澳大利亚，可是再也没皮克了；她去了美国，去看了密西西比河，可是再也没有见到那个美军士兵。
        “真遗憾啊。”
    我说。
        她说得对，生活不是人可以想象的。
        “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
    皮克夫人说。
    当说完她不愿意写在自己的自传里的故事以后，大阳已经移到餐桌的中央，小花瓶里从维也纳森林里采来的鲜花在阳光下很快地开了，从绿色的枝条上垂下来。
    她的脸上看不出悲伤的神情，在甜蜜的眼神渐渐淡去以后，她的脸非常安静。
    她说：“我有一个女朋友见过他，那是我决定要和他一起去旅行的那次，我请她在我工作的中国餐馆里等着，请他到餐馆来。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会儿。然后我的女朋友说，他是一个真正诚挚的人，是个好人。”
        “我相信他，他的眼睛非常诚挚。”
    她说，“一定是什么外力阻止了他，也许是因为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我是从共产中国出来的人，他在美军，他们不让他再和我联系。一定是外力。”
        “你怎么想自己的一生呢？你的生活总是被和你毫不相干的东西打乱，国民党时代怀疑你为共产党办事，澳大利亚歧视华人，美国怕你是中国间谍，这些人为的东西使你改变，让你不能左右。而你，实在的，只是一个向往美好生活的上海女子。”
        “但是我在这中间度过了非常丰富的一生。”
    她肯定地、赞赏他说，“现在，我常常在半夜醒来，我感觉到身上的血管流不动血，许多地方，是冰凉的，我想我最多还有两年的时间了。我很满意自己的一生，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
        她是失去过许多东西，但她还有许多。
    那不能左右的命运并没能剥夺她的生活。
    她的身上显示了上海女子单纯而顽强的一面，就是在最失意的时候，她也能现实地接受它，也能找到生活中的风花雪月，堂堂正正地享受它，漂漂亮亮地活下去，直到八十岁的白发上在春天午后的阳光下微微地泛出淡淡的紫色，吹拂在灰绿色的夹大衣领旁。
    郭家小姐   她走在我们三个去看望她的女子中间，在一个初冬的中午，我们一起去吃午饭。
        我们和她说着英语，因为她是教英文的家庭老师，也因为她更习惯于说英语，即使是在中国生活了七十年以上，她还是这样。
    她的声音厚而结实，很柔和的胸音，与上海的老太太的声音有些不同。
    我想起来屠格涅夫对女子的声音的形容。
    而在九十年代末的上海，屠格涅夫实在离得太远，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他和他书里的那些女子。
        在干净的大弄堂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特地从脚踏车上下来，和她说话，也是英文。
    他温文有礼地俯眼望她，像一个绅土。
    她八岁随全家从澳大利亚到上海，她的家族在南京路开了永安公司，这家大百货公司标志着华人资本家在上海开始有了地位。
    而她被送到中西女校读书，那时她说着一口澳大利亚英语，把A这个发音发得很大。
    而现在她的口音里不再有那个A的声音了，是在中西女校的时候校正的呢，还是在后来的燕京大学时代教正的，她自己也没有留意。
        她响亮而流转他说着，时常突然停顿下来，喘上一口气，有点像急着要说什么的孩子。
        她的眼睛仍旧是明亮的，而且是柔和地闪着光，而不像老人们会有的那种明亮到锐利的眼神。
    有的老人眼睛也是明亮的，像一把飞刀，直逼向别人内心阴暗的那一部分。
        她个子矮小，微微仰着脸，雪白的头发曲卷着，穿着一件明亮的蓝毛衣。
        她的眼尾长长地向上弯去，很华丽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她六十年以前的相片，披着长长的婚纱的，脸上能看出来一个富家小姐的矜持与纯洁，以及美丽。
    那张相片现在没有挂在她的家里，她家斑驳的墙上挂着她从外贸公司光荣退休的证书，她的婚纱照片被放在她的一个美国朋友家的桌子上，她的朋友热衷于收集上海旧货和上海历史，把她的结婚照片夹在一个质地精良的旧镜框里，放在一百年以前的上海救世军徽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流落到上海来的瑞士银壳子怀表以及一小块非常精美的顾绣披肩一起。
    她的脸上并没有笑容，可那是一种很自在的神情，眼尾那样长长地向上弯过去。
        我们告别中年人，继续向餐馆走去。
    然后，我们三个走在她四周的女子，都发现，我们像是三个男子，我们粗声大气，笨手笨脚，面容坚韧，慌慌张张，而她不是。
    她八十岁了，但依旧洋溢着女子的爱娇与精美。
        像她这样的女子，在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新中国，会有多少妒忌和仇恨产生的故事紧紧相随？
        从前她有成群的仆人照顾，后来她有十年时间要用二十四元人民币养活自己和孩子，她的儿子在大学里读书，每个月最低生活费是十五元，她要花三元钱买月票，所以，那时她每月的生活费是六元钱；    从前她住在江苏路延安路上的一栋大房子里，有几十间房间，和一个大花园，那是她长大的地方。
    后来她住在定西路的棚户区，是一间亭子间，没有厨房，没有水，没有厕所，她用脸盆接水回到房间里洗，然后出去倒水；    从前她去法国总会玩，那时候在法国总会吃一顿大餐，给侍应生的小费是五元，可以供一家人吃一个月的大米。
    后来她晚上下班以后，总是路过八仙桥那里的一家吃面的小饭馆，油腻的大玻璃窗上热气腾腾的，想要在小饭馆里吃一餐面，站在红漆的木头柜台前，算了自己每天可以用的开销，才知道自己只能买八分钱的阳春面；    从前她被家里人逼着学习做一个上海的富家小姐，她学钢琴，学骑马，学开汽车，有一次她的第一个未婚夫从国外为她带来了新式丝袜，对她赞美了一句美国丝袜的结实，说：“这袜子能穿几年不坏。”
    她就和他疏远，以至断绝。
    因为她想，这个人居然要我几年只穿这样一双丝袜，这么小气。
    以后她有好几年到上海郊县挖鱼塘，几年以后，她手指所有的关节都走了形；    她一生中，这样戏剧化的起落不胜枚举，听着这些故事，我在自己心里常常捉到一种感慨，并不是不平，也不全是怜惜，而是一种吃惊和旁观的笑意。
    要是她像她的老熟人郑宪那样，对自己被剥夺了成箱的丝绸，成栋的洋房，高人一等的生活有无穷怨怼，也许这种感慨就更倾向于幸灾乐祸，而她以大家没想象到的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经历一贫如洗，一任丈夫死于看守所，因为在她家花园的树下埋了一把当时无法处理掉的枪。
    另一任丈夫在“文化大革命”
    前期死于癌症。
    她长期被社会歧视，以二十四元的收入照顾一个工程师儿子和一个跳芭蕾的女儿长大，她自己长长地活下来，烫着整齐的银色短发，而且偶然穿起长裙，将手臂向身后弯起，撑在后腰上，微微抬起下巴，依稀还有从前的华美。
    说这些事时，她的脸上也浮现出笑意，一些自嘲，一些惊叹，还有一些顽强的宁静。
    于是，坐在她对面，我心里的感慨有时就是尊敬，养尊处优的人，也可以有坚韧的耐力。
        现在她独自住在上海的一条安静的大弄堂里，以一个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和家庭英文老师的授课费生活，还保留着喝下午茶的习惯，在她家靠窗的小圆桌子上，放着曲奇饼和茶杯，那时也曾说起她在没有烤炉的情况下，怎么用锅蒸自制蛋糕，她至今喜欢自己做蛋糕，那是七十年前在中西女校学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