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历史书上说，上海的徐家汇天主教区，是西教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重要基地，我想这该是没有说错。
    他们从上海去了北方，照片上沿江的新教堂上，有一个在法国的北部常常可以看到的彩色玻璃大花窗，和麦茨的教堂玻璃花窗一模一样。
    然后他们去了日本，印度，还有朝鲜和台湾。
    他们还去了中国的庙。
    因为有许多张照片是寺庙，其中有一张，是隆重地披着袈裟的和尚和许多年轻的小和尚，看上去他们迎在大殿外面的空地上，他们双手合十，望着镜头，或坦然，或逼视，或戒备，或诸问，他们的眼睛不那么友好，可是有礼有节，姿势谦和。
    那是中国传统的含蓄。
    这就是中国文化在一百多年以前面对外来文化的眼神，他们全然没有同时代中国民众面对同一架相机的那种天真。
        这个传教士到底什么样子的人？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那时的一部分中国，一页页地翻着照片，好像渐渐地就感到了他的角度和他的眼光，他从来不用人为的仰视或者俯视的角度，他构图精良，他对眼前的事物有一种发现的惊奇，就像隔了许多时代，又翻开了他的照相本的我，面对他的照片的心情。
    他虽然死去多年，可他那时看中国的目光，还在相册里活生生地闪烁着。
        又是一个阴雨的下午，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本画册，关于上海历史的。
    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在一个中国庭院里围桌而坐的两对男女，一对是中国人，另一对是外国人，那个女人穿着深色的长裙，她的脸让我熟悉，她的眉心里有一些细小而坚毅的皱纹向额头爬去。
    然后我想起来她就是从法国教区流落出来的照相本里的那个女子。
    然后我看到她身边的那个人，穿着教士的黑色长袍，腰上拖着有流苏的带子，细高个子，留着络腮大胡子，长长的脸上，有一对大张着的眼睛。
    照片下有一小条说明：“天主教堂的传教士夫妇和上海地方官员”
    。
    因为相册上的女子，我终于见到了他。
    他放在桌上的手指是细长的，就是它们为了那本相册。
    按动了许多次的快门吧。
    可这张照片又是谁照的呢？
    上海人杜尔纳    杜尔纳先生坐在露天的咖啡桌子前，抱着他那高大的狗。
    他很老了，他老得眼角向下重重地落下去，显得那犹太大鼻子更像悬挂在脸上似的，从前看欧洲战争的小说，纳粹杀人的时候，常常说：“一看你的鼻子就知道你是犹太人。”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在上面用中文写下自己的名字：“杜尔纳”
    。
    难为他，那个“尔”
    ，还是用繁体字写的。
        他看到和我一起去的皮克夫人，便用奥地利德语问她是不是去了萨尔茨堡的会议，那是上海犹太人的一次重聚活动，一九三七年以后，在欧洲的许多犹太人坐意大利船逃往上海，当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拒绝犹太人的大都。
    上海接纳了二万五千个犹太难民，是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接收的犹大难民人数的总和。
    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国际犹大人遣返委员会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回到欧洲。
    他也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里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
        他是奥地利人，欧洲排犹开始的时候，他是个二十岁的青年。
    一九四○年经历了从奥地利翻过雪山逃向瑞士，在当时的中立国他找不到地方住，找不到地方工作，瑞士没有把他送给纳粹，但不给他生活下去的可能，它像雪山一样美丽晶莹而寒冷地旁观他的挣扎。
    于是他从瑞士再逃往上海，在当时的法国租界里一条高尚的街区落了脚，弄堂里的中国孩子在他上街的时候常常迫着他叫“大鼻头伯伯”
    ，那是种孩子温和的戏慝，惹他注意他们。
    一九四三年他被日本军从复兴中路的住宅赶进虹口犹太人隔都居住，直到战争结束。
    一九四五年他离开虹口犹太人隔都，和中国妻子一起住在徐家汇，他在上海结了婚，有了家，学会写中国字，喜欢吃上海的家乡小吃。
    一九五二年，他随最后一批犹太人离开上海，他和妻子去日本，在日本生活七年以后离开日本去美国，在美国生活了三年，离开美国回到故乡奥地利。
    所以，他会说奥地利德语，日语，美国英语，卷着他的舌头。
    他说着说着，突然对我说：“不过，伲是上海人。”
        他说了一句老式的上海话，然后，他说起了上海。
        有时夜里做梦，又好像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法国梧桐树，在夏天的时候把太阳全都遮住了。
    复兴中路上有一个法国公园，里面的玫瑰园在黄昏时候香到园子外面来。
    拉都路上有一个犹太新会堂，里面有高背木头椅子，听拉比传教的时候可以很安静，听说一九九三年的时候，发生了火灾，把会堂烧毁了。
        我说新从法那是我中学时代的大礼堂，我们排着队到大礼堂去听报告，总是把身体缩到高背椅子里面，这样，老师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有时我们到礼堂的楼上去唱歌，楼上全是褐色的护壁板，一走动，老地板就吱吱地响，尘土飞扬。
    当时我们都知道原来这是个教堂，可不知道是犹太人的。
    同学们都不敢一个人上楼，觉得的些幽暗的角落下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说沿着那条路走不远，就有一家犹太人开的餐馆，老板也是从奥地利逃过来的，里面的东西好吃，所以在上海很有名，听说那时在上海很红的宋家姐妹，也去那里吃过饭。
    在窗台上，逢犹太节日，就点上犹太人的九枝蜡的铜烛台。
    周围还有一个犹太人医院，有从欧洲来的最好的医生。
    还有一个犹太人俱乐部，即使是在战时的上海，遇到节日，犹太人也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用水梳齐自己的头发，到这里来开舞会，那里的地板是细条子的，房屋高大，窗外有花坛。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常常会让人忘记这里是上海的什么地方。
        我说是的，现在那个餐馆找不到了。
    那时的医院，现在是上海五官科医院，当时的房子，现在还在用着，刷成了白色。
    那犹太人俱乐部，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栋楼。
    风尘仆仆，细条子的地板现在仍旧平滑如初。
    外面的花坛现在也还是花坛，只不过里面的玫瑰花，现在又瘦又小，种已经退化了。
    有犹太人留下来教中国人小提琴，成为音乐学院的提琴教授，而上海音乐学院的提琴，一直是强项。
    一九九四年上海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上海重聚的时候，他们还特地回犹太人俱乐部参观，当年的人拿着照片回来，照片上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在上海长大的孩子，在上海有了爱情的青年，现在平安地生活着。
        “跳舞的时候也会有惊险的，那时晚上上海灯火管制的，开灯要先拉黑布窗帘，要是忘记了，外面就有宪兵叫，将电灯暗掉。”
    杜尔纳先生说。
        我很吃力地听着他的话，他常常不自禁地把德语、英语和上海话混在一起说，我说：“那时候已经有了英特电脑了？”
        他说：“没有。”
        我说：“那怎么说暗掉呢？”
        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上海话？我是说要把电灯暗掉。”
        啊，是的，那是老式上海话里，灭掉电灯光的意思。
        他说到虹口，纳粹德国特地派员来上海督促日本占领军在崇明岛建立死亡营，可日本人没有听，他们将红口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犹太难民隔都。
    那是些红色的老楼房，紧紧挤在一起，那是教会的房子吧，上面有十字架。
    小巷子又长又窄，只能过一个人。
    周围有舟山路的集市，从早到晚总是熙熙攘攘，中国人和犹太人挤在一起卖所有日常的东西。
    中国人的生煎馒头，在油里炸着小葱，香透了一整条街道，犹太人开的路意斯咖啡馆里，可以买到最好吃的掼奶油。
        我说是的，我去过虹口的犹太人隔都旧址，现在那些红砖的大房子里还住满了人，我去的时候是中午，阳光灿烂的，隔都的围墙上，当时日本人造的铁栅栏门，现在生了厚厚的锈，可还用着。
    走到里面，小巷子仍旧很挤，窄小的水泥空地上有人用钢丝床晒着棉被，那是从前犹太人搭着木头桌子做饭的地方，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当时住在这里的犹太人保留下来的，有一个女子，穿着长大衣和皮鞋，站在一个正忙着的男人边上，她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搭在木头桌子角上，和四周的拥挤窘迫格格不入，就像一粒灰尘落在豆腐上一样。
        现在那些房子几乎和犹太人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更老，更旧了，一九九四年有一个夫人回到这里，发现那时她家贴上去的犹太人密苏扎门饰，还留在当年她出生的房间门上。
    她用手去摸，里面有一些陈年的灰尘，再摸进去，好像就和小时候她的手指印子合上了。
    推得门进去，里面雕了菱形花纹的楼梯扶手上全是灰尘，在天晴干燥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走，它们也会兀自发出一些声响。
    斜斜的阳光像水一样泼进来，不知道哪个关着的门里传出细小的音乐声，站在那里，会突然感到一种宁静的感伤，就像在波兰的那些空空的犹太人隔都里可以感到的一样，那是一种与犹太人紧紧相随的东西。
        隔都外面的舟山路，现在还是一样的拥挤，找不到路意斯咖啡馆了，可街上还有生煎馒头的香味。
    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个老人，和他说起了犹太人，他从小就住在这里，他说那时候犹太人在集市里摆小摊卖肥皂，价钱便宜。
    为了快一点卖掉，他们常常说自己这是快要离开了，才压低价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