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犹太人会做生意，会吃苦。”老人说。这里还有许多老人记得犹太人，有过犹太孩子做童年朋友。
        他说犹太孩子在上海，是动荡的，也是安全地长大了。
    就是在隔都里，还是有一个儿童公园，妇女带着小孩子在这里晒太阳，聊天，也有几个学校，孩子在这里学习意第绪语，每年都有孩子从学校毕业。
    还有一个公墓和一个摩西会堂。
    死在上海了，可以睡在同胞中间安息，还可以在墓碑的正中间刻一个六角的犹太星星。
    墓地虽然小，可不必像布拉格的那个一样三层四层地将棺材堆上去。
    在活着的时候，则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那四百个从欧洲奇迹般地集体逃亡上海的米尔经学院的师生，在上海保持了犹太教。
    常常还有上海女孩子做了犹太青年的女友，穿着花旗袍到隔都里来，大家就一起去维也纳咖啡馆坐坐，许多人是从奥地利来的，后来，就把虹口叫小维也纳。
    犹太人在上海又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不容易，可是有尊严和快乐。
        我说的那个儿童公园，现在还是一个儿童公园，站在人口的地方就能听到孩子在旋转木马上的尖叫声。
    只是多了一个黑色的纪念碑，是一九九四年回来的那一批犹太人在的时候落成的，当时他们都去参加了揭幕仪式。
        维也纳咖啡馆已经不在了，中国人不习惯露天坐着喝什么。
    不远处的维也纳皮鞋店还在，连墙上的幌子都是原来的样子，写着“维也纳的鞋”
    ，画着一个世纪初的欧洲鞋子。
        摩西会堂现在是一个犹太人隔都的小博物馆。
    陈列着可以收集到的当年的照片，来上海的犹太人，都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费肖夫先生在这里看到了当年自己在虹口的难民身份证。
    这里比维也纳的犹太人纪念馆，纽约的犹太人博物馆，就像一间乡下的故居，老木头地板，很少的照片，自然的天光照亮室内的一切，一到黄昏，屋角落满了阴影，你好像能看到从俄国来的白胡子大拉比多年以前在这里走动的影子，可以闻到香油被燃烧时的气味。
        战后，在隔都的墙上贴过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单，让上海犹太人可以找到亲人的下落，现在在那墙上，不知哪个孩子用从教室地上拾来的粉笔写着“春天，紫红色的，大义凛然，张红是好人，武晨是坏蛋”
    。
        公墓现在也成了一个平淡的小公园，看不出从前公墓的样子，可听说前几年，偶尔还能在公园的某一块石头上发现刻着一个六角星星，退休了的老人们在那里下棋。
    只是站在薄薄的发黄的草地上，望着对面深绿的忍冬林子，能感到一些什么。
    那些葬身上海的犹太人，能说这里是异乡吗？
    在上海出生的卡拉斯诺说，不说国籍的话，上海是她生子斯长于斯的故乡。
    而上海又当真是他们的故乡？
    这就是无乡可归的犹太人呐。
        他说：“我把自己当成上海人。我喜欢上海人。全世界我觉得上海人是最好的。上海人懂得Tolerance。他们会为别人让出一块空地出来，他们是最好的人。”
        杜尔纳先生摩着他的大狗，说：“我想回上海去啊，我不喜欢维也纳，可是我要死在这里。”
    他摇着头，“欧洲人是多么小气啊，他们真的小气，连你门外的擦脚垫子都不能移过去一分。战争是过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改变什么。上海人不是这样的，”
    听他说真的十分困难，他不知什么时候就从英语变成了德语，又夹着上海话。
    我和朋友小心听着，然后把话复述一遍，我告诉朋友她所不懂的上海话的意思，而她告诉我德语的意思。
        傍晚时候，我们在咖啡馆分手，杜尔纳先生把他的大狗放下来，一身摇摇欲坠的狗毛，狗也老了。
    他身后的歌剧院灯火明亮，发黑的雕像雄壮地站在屋顶上，被灯照亮了，大街上的花坛里开满了大朵的郁金香。
    我大声用上海话说：“当心一点，大鼻头伯伯。”
    台唱队老师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满街全是上海春天看上去仿佛有雾的阳光，我去华亭路做一个采访，短短的一条华亭路，满目都是对旧屋和旧事的发现，令我惊奇。
        小时候看惯的旧而安静与秋天老黄的梧桐树混成一体的街区里，突然出现了一栋华丽的大屋，完全的欧陆式样，世纪初欧洲最流行的明黄色，漆得雪白的木百叶门窗，阳台上三张古欧洲人严肃脸容的浮雕，像一朵落在阴雨黑湿的梧桐败枝叶中的鲜花一样，在四周的旧屋子里，散发花香一样散发着修整的强烈油漆气味。
    汽车飞快地掠过，但我却步步退回到从前，小时候攀进院子里去采别人院子里五月盛开的花，小小的紫色的，可是盛开在五月欧洲土地上的丁香？
    小时候常站在大屋对面的街角等约好的人，那用孵石嵌起的墙面，紧贴地面的地方，常出现一扇深陷的窗，窗里有时会有一个人在拉琴，我曾把它称为海顿的窗子，因为那架大提琴永远是在拉海顿，深陷入地下的窗，散发着居家的食物和家具的气味和音乐，像一个童话中的洞穴。
    那个式样的房子，可是来自法国？
    和在斯特拉斯堡的安静广场边的房子，去除了中国多年风尘和法国孩子涂得五颜六色的鬼脸图画，有完全的相似。
        突然就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的是这个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华亭路被法国人强占为租界，外滩是冒险家的乐园。
    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什么更多的吗？
    记起来小时候，常在华亭路上的旧货店里玩，那是一排用生锈的洋铁皮盖起来的房子，里面有旧旧的白陶咖啡杯，又小又浅的那一种，在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上，人们也有用这样的咖啡具喝着淡而清澈的欧洲咖啡。
    还有旧旧的藤摇椅，放在洋铁皮屋子的昏暗角落里，它的旁边有一旧钟，咯啦咯啦，响亮地走着。
    旧货店里的店员，在我的记忆里是最和善和忧郁的，他坐在轻尘飞飞的柜台后面，不太理会我用手去试那张摇椅。
    回想起来，在洋铁皮房子里卖着的，是华亭路附近在一九四丸年之后逃跑的外国人家里的东西，银餐具，坏掉了发条的钟表。
        于是我要回到华亭路来采访，我想知道小时候没有看懂的东西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含义。
        站在华亭路上，看到多年失修的院落里，那株我小时候偷采过的丁香树，又满枝满树地开着花。
    那花紫紫的，硬硬的，又小又瘦，越来越像野生的了。
        洋铁皮房子里的旧货店，如今搬到拐角上去了，那大约是原来的一楼，只是多年以来房基下沉，一楼的门陷在人行道之下。
    像三十年代人们在淮海路上开的店常做的那样，他们也在黄色的砖墙上支出一块黑色铸铁做的椭圆牌子，用遗有欧洲风格的曲卷枝蔓的铸铁环绕着的，是他们的店名：新新旧货店。
        店里的光线像在洋铁皮屋里时差不多暗，旧货店里总是有那种气味的，那种闻上去干燥的、混和的并且生动的特殊气味。
        两个外国人垂着金灿灿的头，在看玻璃柜台里面的中国玉。
        然后我听沙沙的响声，间或还有扑扑的声音，愣了一会儿，听见有音乐传出来，才发现我又听到了老式的密纹唱片里的音乐，噗噗的声音，是唱针在唱片上划过的时候碰到了那上面的灰尘，一个瘦瘦的男人坐在柜台里翻一些封套发黄的唱片，那些歌星的脸，有一种隔世的甜腻与欢快，那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人脸和气息了，男人的头上打着凡士林，光滑得像冬天的山坡一样。
        那瘦瘦的男人看上去面熟，只是头发稀了，脸上的皮肤松了、肿了一些，眼睛里还一样的有种孤独而敏感的神情，有时它会变化成陶醉，有时它又变成为不屑，或者刻薄。
        他是我十三岁的时候，在少年宫合唱队时的合唱指导，合唱队的女孩叫他“安德烈”
    ，一个苏联电影里的名字，那是个亲吻妻子，并说“面包会有的”
    的英俊男人。
        我十三岁的时候，是七十年代的初期。
    那一年曾经由于“文化大革命”
    而关闭的少年宫又恢复开放，我考进了合唱队，那一年我刚刚开始发育，人突然又瘦又高，笨拙得像一个长脚鸳鸶。
        不久，我们的合唱队指导突然换了单位，临时找了一个新指导来管我们合唱队。
    新指导还没来，消息灵通的同学已经打探到了老师的底细。
    老师姓杨，是里弄里的社会青年。
    从前，他是教育学院音乐系的学生，“文化大革命”
    来了，他们班的同学统统分到山里的一个军马场里去，但是他不肯去，就留在家，管管街道里小学小分队的比赛演出。
    同学们坐在梯形椅子上传着这样的消息，以至于大家看他的眼光，在挑剔和崇拜里夹着一点轻蔑。
        他站在一架旧钢琴那儿，手臂放在打开琴盖的琴上，他又高又瘦，蓄着略长一点的柔软的头发，他不像从前的指导那样笑嘻嘻地寻问同学的情况，一副与大家打成一片的样子，他只管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好像随时准备转身就走的样子，我那时也悄悄打量老师，他有一个鼻翼很薄的尖尖鼻子，使我喜欢，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因为那样的鼻子看上去很敏感，很聪明。
        前排的一个同学悄悄回过头说：“这个人老卡拉（color）的，”
    那是一个上海殖民地时期用的英文词，意思是，很风流，很资产阶级情调，而最初的意思则是颜色很多，不单纯。
        指导说要试试我们的声音和耳朵，他教我们用“咪——呀——”
    的发声唱一些音阶。
    他坐在琴前，按一个和弦，然后我们跟着那曲调唱。
    指导瘦长的手臂向我们非常漂亮地一挥，他阴沉的脸在那时也豁然开朗，变得充满激情，像一个真正的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