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那女的说：“真漂亮。”    靠近那边柜台的一个老人伏在柜台上说：“两样东西，现在才卖你一百元，便宜的，这种式样的东西，怕是你们再也买不到的了，人家都买了当古董放着。”
        男的蹲在地上说：“我们也是这样。”
    他打开缸，说，“里面裂了一条纹。”
        女的说：“放在我们的音响上面，再插上花，一定很好看的。”
    她说着扬起头来看老人，“从前的英国电影里总有这套东西的，放在衣柜上面。”
        “这也是老早租界时外国人留下来的东西。”
    老师看着他们，忍不住插上一句话，“现在是难找了的。”
        那女的点着头，又说：“好像还少一个水罐。盛水的。”
        老人说：“那是，从前应该有五件套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只肥皂盒，现在保留完整的几乎是没有的了。就是在外国，用这些东西的大概也不多见了吧。”
        男的和女的，围着那套陶缸陶盆站着，说：“这东西是真漂亮。就是不当它保值，放在家里看，也蛮好的。”
        老师在这边说：“买回去绝不吃亏的，现代的人，再仿造，也造不出这种情调来。”
        那女的注意地看了老师一眼，点点头：“说的也是。这么漂亮老旧的东西，不知道曾经有过怎样的故事了，蝴蝶夫人式的故事。”
        老师笑了，对我说：“我就是喜欢这里，在这里还能看到留下来的一丁点真正有教养和有情调的人。”
        那对男女买了陶盆和陶缸，又过来看那盒餐刀，老师把盒子小心地捧到柜台上，盒子散发出一种真正旧而精致的奇异的气味来，老师一一细数过来：“这是吃鱼的刀，这是切面包的刀，上面有一点锯齿，所以不会把面包切碎。”
        那女的赞叹了一句：“看着这些刀，都能想象一大堆电影里面看到的画面，桌布啦，鲜花啦，蜡烛啦，城堡啦。”
    她伸手去摸摸泛出点点黄色的锈斑的白衬里，那上面工工整整地留着烫金的小字，“没有办法，上海人就是从骨头里崇洋。”
        “从前在华亭路上的旧货店里，全是这样的东西。”
    一直没说话的男的，在边上说了一声。
    我连忙看他，可是怎么也看不出这张脸是不是熟悉，那用洋铁皮搭起来的旧货店。
        这对男女又买了一小盒餐刀，走了。
    店堂里这才静下来，Como的歌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听得买卖旧钟表的那边柜台上，老钟老而雄壮地走着，咔咯，咔咯地响，老师靠在少了一小盒餐刀的旧货柜台上，那种静默的神情，仿佛可以融为一体。
        记得我曾去过老师的家，在多年之前，他家很小很挤，住在武康路上的一栋红砖小楼的第二层楼上的一间屋里，从前一户人家住这么栋楼，应该很舒服，有西式的长阳台和落地长窗。
    他家那么挤，以至于没有床，但在长窗的前面，却有一小块空地，放一张旧沙发，一张小圆桌和一棵橡皮树。
        荒凉中丁点的美丽，在回忆中都是非常的美丽，美丽中的许多美丽，却变得平常而缺乏意义了。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的那种不正常的受虐狂的心理。
        那个春天，我们学了许多首无词的歌曲，以至于没有时间排练新的歌曲。
    那时少年宫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通知过的习惯，如果有外国访问者参观少年宫，航模小组的男孩子就去少年宫的草坪上放自制的滑翔机。
    远走在路上，就能听到草坪上那木竹做的滑翔机嗡嗡的声音，王莲就跟我说：“今天又要唱远飞的大雁了。”
    那是指导愿意教给我们唱的一支新疆民歌，歌词当然也是歌颂毛泽东的，但那曲调却旖旎悱恻，还有一支“青青小松树”
    ，还是从前的指导帮我们练习的，那个指导喜欢我们做出欢笑的样子来唱歌，杨指导却在看完我们唱歌以后，用手蒙了蒙眼睛，说：“请你们不要笑，唱歌是严肃的事情，体会歌曲就行了，你们那样笑，”
    说着他龇出他的牙齿，做了个几乎是狰狞的笑脸，“我实在看了怕。”
        但那天活动的铃声响了，指导还没有来，调皮的同学上蹿下跳，一副自由人翻了天的样子，琴盖已经打开，还有同学试着上去弹琴，他跌跌爬爬地弹着一支真正的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插曲，那时候这支歌正在学生中流行，因为听上去有外国曲调，唱破了喉咙，也没人能说什么。
        合唱队的小指挥到楼下去找他，然后回来说，指导在宫主任的办公室里说话，马上就上来。
        过了一会，杨指导上来了，看上去阴沉着脸，那天他没弹琴给我们听，也没让我们做长时间的声部训练，他只是拿了一叠纸分给第一排的同学，挥挥手让他们往后传。
    让我们学一支多声部的新歌：《我们和毛主席心连心》，我们分歌纸的时候，他靠在琴上低头看着一个黑键，想着心事。
        他说：“我先弹给你们听，让你们熟悉一下。”
        他坐到琴前面，沉默了一会，好像舒开一口气，然后弹了起来。
    开始他一再弹错，后来，渐渐弹得流畅了，浸润到他自己的琴声里去，陶醉在他手指的移动跳跃中，我们从自学变成了听众。
    想起来，我听的第一个音乐会，就是在少年宫四楼的平台上呢。
    老师成了合唱队女孩子的崇拜对象，老师不在的时候，女孩子们总在谈安德烈如何如何。
    指挥常是最准确的消息来源，他说安德烈和他的领导搞不好关系，宫主任现在也开始提防他了，说他会给少年宫惹麻烦，宫主任从前是合唱队的指导，她最喜欢少年宫，所以最不希望战战兢兢开出来的少年宫会被关门。
    所以宫主任后悔把老指导放跑。
    宫主任还知道我们在背地里叫老师“安德烈”
    ，她说那不健康。
    所以她把老师找去谈话。
        那天宫主任陪一个外国人一块上来。
    指导的脸一下子红了，他让我们唱才练习过几遍的新歌：“我们和毛主席心连心”
    。
    结果唱得七零八落，低声部的声音全部被高声部拉过来，气得低声部的同学纷纷笑出来。
        那天以后，宫主任就把指导辞退了，退回到指导原来的街道去。
    指导在最后一天，我们合唱队的活动结束之后，和我们一块走了下去。
    他骑上他的老自行车，摇摇晃晃，像只快要落地的风筝一样，渐渐消失在春天绿色的街心，他用脚跟踩着自行车，露出深蓝色的袜子，那是七十年代不甘寂寞的上海青年的一种流行。
        我一直认为老师从此就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呢。
        老师在唱片里又翻了翻，抽出一张来，放在唱机上，然后深深地望着我，过了一小会，传出了熟悉的乐声，门得尔松，《乘着那歌声的翅膀》，那曾经是在指导离开我们之前，我们合唱队练习得最多的“练习曲”
    ，我们的高音部和低音部配合得最好的一支歌。
        我问：“你在哪里找到这古董？”
        老师说：“另一个笨蛋来寄售的。”
        老师就是为了这支门得尔松，被宫主任退回去的，是不是现在又为了这支在密纹唱片上的门得尔松，到华亭路拐角的旧货店里来做一个卖寄售唱片的人了呢？
        老师说：“说说你自己的事，来这里采访什么？”
        我说：“来采访旧貌变新颜的一条马路。重新修整了一些旧房子，还造了一间表面上可以乱真的石块房子，好像现在上海人到处都在复旧。”
        老师说：“是真的吗？又复的什么旧。”
        我说：“开始我在外面看着那些房子有点震动，结果采访下来更加震动，拐角那栋黄色的大房子，要用做高级病房，是医院创收的一个举措。”
        “举措？”
    老师问。
        “就是措施，”
    我为他翻译新闻用语中新的时髦，据说是从港台媒体里学习来的，“这边路上的新房子，仿旧的，你知道做什么用的？餐饮业，叫什么？财星酒楼，大俗啊。”
        “那你打算写什么？”
    老师问。
        “没打算。有时候记者有点非常好的地方，就是看和听，听那时代的车轮在你身边真切地轰轰滚过。哈，”
    我笑了一下，“是不是听上去很有点书面语言的肉麻？写文章久了，就容易犯这种毛病。”
    我说。
        我们都静了下来的时候，老式的唱机里还在唱着十九世纪的歌：乘着这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
        旧货店外面的阳光有了一点变化，变得有点发红，是黄昏来了。
    跋    这本书写得比较辛苦，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到一九九八年的春节后结束，总也有四年之久，为了这本书的写作，看了多少书，请教了多少人，采访了多少人，找了多少次旧照片，拍了多少次新照片，已不太能够一一回想起来。
        但这本书写得非常愉快，比以前写小说的日子还要愉快，因为有一种发现、学习、吸取的惊喜。
    记得有一次到街上去照相，拿着的相机是每年出门旅行时用的，那重量、那姿态都是一样，可看城市的眼光却变了，真是奇怪，那天我突然发现了从前没发现过的美，苍苍茫茫的美。
    这种发现的惊喜是为了这本书的写作而带来的，为此我喜欢写这本书的过程。
        从前在开始写作时，就盼着写最后一个句号的那天，那个时刻，听着老机器在copy那刹车似的声音，心花怒放。
    可当为这本书写最后一个句号时，内心很是不舍，因为我要告别这种充满学习与探索乐趣的写作方式了。
    有一点失落。
    离开了这本书的写作的那个早晨，我走来走去，有点不知道干什么好，是有点寂寞了。
        写这本书，对我，像进了一所学校，学的是上海这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