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它就像在大海里夜航的大船一样，一边显出着它的美好，一边不可阻挡地缓缓离开。
    那时候，我们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贫困而禁锢的日子，经过了那么多年对私人幻想和隐秘的精神生活的残酷铲除，心都变成荒凉的空地，但我们站在那荒凉的地方，还是幻想别的世界，那世界我们从未见过，任何有着细致不同的柔和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心里引起热烈的反响，我们望着那房子，怀着惊叹和心酸。
        “安德烈！”
    王莲捅捅我。
        指导正从旁边一条小路里踱出来，他也在远远地看着那房子，听着那音乐，以一种故地重游般的亲切。
    在我们没打定主意躲还是不躲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我们于是说：“我们出来找厕所。”
        他点点头，然后说：“这房子真漂亮，对吧？”
        “是的。”
    我们说。
        他说：“这是世纪初欧洲的建筑。在欧洲，有很多这样的房子，那是大户人家住的，不像我们这里，变成什么俱乐部。”
        那时候，欧洲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词。
    二十年过去，我在春天上海刮风下雨的四月去到维也纳，走在旧城的Ring上，我看到许多使维也纳人自豪的老房子，世纪初的高大结实、装饰而又节制的老房子，黄黄的颜色安静地从我眼前向前延伸开去，Ring上走着旧式的马车，马车夫穿着红呢的衣服，戴着高高的黑帽。
    我在那街道边走着，想着指导在江边的夜晚所说的话，他那样说起欧洲，声音含糊不清，好像是忍不住要说一个关系非常亲密但又必须保密的朋友，“欧洲，欧洲。”
    他轻轻地亲昵地嘟嚷着，但他那时并没有到过欧洲，他是一个住在一九二五年欧洲人盖的小楼里，听着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伟岸而浪漫的音乐，小小心心地收藏着欧洲人年代不明的旧咖啡杯，拿一只写着salt的盐瓶当笔插的七十年代初上海的青年，小心地收集着点点滴滴来自欧洲的碎片当星星点缀自己的天空。
        是指导，把他心中象征着全部无法形容也无法想象的生活的美丽欧洲，像树根一样从他的心里插进我的一片空地的心里，使它疯狂生长，盘根错节，以至于永远不能收拾。
        那天，我们三个人，就站在黑黝黝的冬青树丛的旁边，听着春天时冬青树硬朗的树叶落下的萧萧声，像隔着一面橱窗看里面用最好的东西装饰成的世界一样，我们看着黄浦江边灯光暂时通明的大房子。
        是不是有一点像老师现在和我一块看着橱窗里的那套旧餐刀的样子呢？
        我们说起从前，午后的旧货铺子里只有那两个外国人，轻声用他们的家乡话讨论着一个清朝民窑瓶的价钱。
    老师当年从少年宫出来，又在家耽了好几年，然后就是满街的人买螃蟹吃：打倒“四人帮”
    的那年秋天来了。
    后一年我进入大学中文系，老师进入了一间中学做音乐老师，然后在上海宾馆附近探头探脑地出现第一批私人老板经营的酒吧时，老师去到酒吧唱歌，拿了一把吉他唱披头士的歌。
    有一次，公安局来检查酒吧时，把老师的行为报到老师所在的中学，老师就从那里辞了职，老师一生的变化似乎总也离不开那些旧歌曲。
    老师和别人跑过汽车生意，也去参加过报社办的流行歌曲大奖赛，也到酒店大堂里去弹过琴，准备了一套黑色的西服，弹的时候穿上，脱下就回家。
    这时候我作为一家儿童杂志的记者，去采访黄河漂流队到达上海，作为封二的文字编辑，坐在摄影记者的绿色自行车后面，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寻找介绍上海的角度，在武康路上，我们找到了一个缠满了常春藤的棕红色的小楼和突兀在外面的小阳台，我们在那里停下来，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小段文字，叫：“罗密欧的阳台”
    。
    写完之后，彼此欣赏一番。
    以后，让编辑部主任退了回来，他笑笑说：“开什么玩笑。”
        老师听得哈的一声笑出来。
        最后，老师到了旧货店，成为一个卖寄售旧唱片的人，老师用他有了许多皱纹的细长手指，有力地敲着柜台面说：“我好像这才回到我应该耽的地方。”
        老师说着起身去换停了许久的唱片，他点点那堆寄售的旧唱片，转头对我说：“现在还有这么傻的人，把保留了这么久的宝贝拿出来，就为了几个钱卖掉，现在的人，真正是想钱想疯了。你看，Como，”
    他翻出来一张给我看，一边死命地摇头，“连‘文化大革命’都躲过去了，还有什么躲不过的？不过如果他不寄售，我也听不到。”
        而我想，会是那些买到了最好的音响和激光唱盘的人换代的遗物。
        Como开始唱圣诞歌曲。
    往外看一眼，旧货店外面的阳光，强烈得像雪一样覆盖在地面上。
    老师踩住音乐的节拍走过来，一副飞扬的样子，我心里又响起那时合唱队的女孩子说他的话，老卡拉。
    他真的是我们见过的最爱那些世纪初的甜腻流行曲的人。
    在二十年前，少年宫顶楼有着许多扇大窗户的合唱队教室里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他反反复复弹着令人心里起雾的曲子，以致我能像他一样哼出来，却不知道它的名字，直至后来自己去听音乐会，那时的曲子是《少女的祈祷》，是《如歌的行板》，是《梦幻曲》；那时在老师的小屋里听的沙沙作响的盘式录音机里，是《蝴蝶夫人》，是《卡门》。
    他从少年宫顶楼上的有点走音的旧钢琴前侧过身体来，细长的男人的干净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大大的Ｏ，一半恳求，一半威胁他说：“你们小心听，听里面的灵魂，好的曲子都有灵魂，灵魂在音乐里唱着歌，小心听，小心听。”
        那时他说那些曲子是阿尔巴尼亚歌曲，当时只有一丝欧陆的风可以刮进来，就是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和音乐。
    中国与那个山国友好，因为毛主席说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指导他真是疯了，他来不及想到他的灵魂也裸露在琴声和“阿尔巴尼亚歌曲”
    里，琴声飞到楼下，楼下不光只有一个女孩，那时我常也磨蹭到最后在楼梯里听指导在楼上弹琴，那时还有一个宫主任，她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让那女孩有一段充满音乐的回忆，但却使自己最终也倒了霉。
        指导给我们分了声部，练习了许多无词但曲调优美的歌曲，我们那一班同学坐在梯形椅上，静静地看着他，朦朦胧胧、深深浅浅地体会着指导那时飞得很远很远的一颗梦想美丽的心。
        后来我翻译《彼得·潘》，我在杂志社那小而安静、堆满了书的小书库里将稿纸铺在膝盖上，一边翻译，一边读它的时候，有时想起指导。
    他那时也像彼得·潘一样带着我们飞越七十年代初沉睡的城市和生活，去莫名其妙地怀念非常遥远的地方和非常陌生的生活。
        后来有一天，上课上到一半，有外国人来参观，那天我想是比较重要的客人，所以宫主任穿得整整齐齐，连衬衣的第一粒扣子都端正扣好陪着上来。
    指导正给我们练习在兴头上，眼看两个声部就能合起来了，虽然看到来开门的人已经上来，这是一个信号，示意合唱队同学准备，可指导想了想，还是忍不住让我们再唱一遍。
    我们还没唱完，宫主任就到了。
    她楞了一下，看着指导有无限深意地笑了笑，指导的脸木了一下，他草草应付着让我们唱了几支歌，把参观的人打发走，然后，他从琴凳下拿出新歌纸来，让我们唱。
    那是一支很革命很激情的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
    里面有轮唱，唱得像两个声部在吵架，轮成一片铿锵的歌声使我们兴奋起来，指导却心不在焉地划拉着手为我们打拍子。
        以后的几次活动，他一直老老实实地帮我们练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
    像霜打了一样，直到我们有了去海员俱乐部与外国海员联欢的任务。
    宫主任说让我们排一个比较抒情好听的歌，我们才换了“金瓶似的小山”
    。
        老师摇摇头说：“你听这是多么好的音乐。”
        我问：“你真的喜欢这里吗？”
        教师尖锐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说我要喜欢什么？你们这种记者啊，是不是有很多人请吃？”
        我连连摇头：“那倒真的是没有，如今记者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我这一类，是最纯洁的一类。”
        “我做汽车生意的时候，倒是吃得不少，”
    老师收回他尖锐的眼光，“一天到晚海鲜酒家，弄得好像当渔民一样。我最恨海鲜酒家，什么乱七八糟的生猛海鲜，完全是沿海渔民的作派，乡气、土气、不知天高地厚，全有。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东西现在竟然成了上海的时髦了。本来蛮像样子的上海人，倒过头去学那种小渔村里暴发户的憨腔，什么商标做在西装袖子上不撕下来喽，腻心。”
        这时外面走过一个女人，穿着今年春天有点流行的真丝时装，那时装有一个披肩，披肩的四面围着一圈流苏，女人轻快走着，流苏随着她的脚步而起起伏伏。
        老师哼了一声，说：“什么东西，像老早上海流行的丝绒的电视机套一样，也算是时装了，上海小姑娘真是瞎了眼睛了。”
        我笑了起来，想起了那从前套在九寸电视机上，还绣了花的电视机套子。
    我对老师说：“你是老了，只有老掉的人，才不那么接受新鲜事物。”
        老师说：“我从来就没有年轻过，一生出来就是老的。”
        这时旧货店的门被推开了，来的是一对男女，看上去也像是文化人的样子，瘦而别致的一对。
    他们看到了拐角地上放着的一副陶缸和陶脸盆，淡棕色的碎瓷，上面画着西式滴旋的花纹，还描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