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

周日，我又换上萨伊苏库藏队的桔黄色球衣。周六下午返回家乡的麻烦被中心的一位老师卢舒兹解决了。他是位于弗尔的蓬散克莱裴厂的领导，他回去时顺便把我送到萨伊。
  到圣沙蒙工作后，我周末便改乘长途汽车回萨伊苏库藏踢球了。但是这样的来回奔波只持续了一年。因为不久一件大事将改变我的生活：1959―1960赛季结束时，我离开了萨伊苏库藏队，而加盟圣艾蒂安队！
  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直到今天，我对那段时光依然十分留恋。那时，赛后，不管输了赢了，我们的车总会在途中停下来，让大家吃点快餐，每个人都快活地哼着自己的小曲。那具有浓厚的节日色彩的乡村足球，猛然间，结束了。再见了，周日夜晚的狂欢舞会。那时，我们常常载歌载舞到打烊时分，哪怕星期一早上还来不及换衣服就得匆匆赶去上班……
  20岁以前的踢球生活给我留下了一种巨大的与众人共享的幸福感觉。大家因为同一种激情走到了一起，生活过得无忧无虑，或许有些少年不知愁滋味，但也充分享受了队员间那种无与伦比的融洽关系。这种关系在我们坐着大客车进行乡间旅行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我相信在私人轿车取代了大客车的今天，乡村足球失去了它最珍贵的一张王牌！
  一切都结束了，如果我冒昧地说一句，全怪圣艾蒂安队的球员招募负责人，某个叫埃芒德的人。谦虚地讲，年轻的我在卢瓦尔省内已经小有名气，甚至里昂足球协会（后来的罗纳―阿尔卑斯足球协会）也知道我。埃芒德说服了我去绿衣球队碰碰运气。
  实际上，这个卢瓦尔省的大俱乐部对我感兴趣，并不是头一回。但前面那些选拔者在考察了我的场上表现后，对我的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最早对我发生兴趣的是皮埃尔・加洛奈（他为圣艾蒂安队挑选了一大批赋有天分的球员）和该俱乐部过去的国际级守门员克洛德・亚伯。
  加盟圣艾蒂安队并未使我就此变为职业球员。在那个时代，从一个小俱乐部的业余球员变成一个大俱乐部的职业球员的现象极其少见。最初的阶段，球员只是签一个类似“职业俱乐部的业余球员”的协议，如果场上发挥出色，一切进展顺利，俱乐部才会提议签一个正式的合同……根据此合同，你将效力该俱乐部直到挂靴。有期限的合同直到1969年才出现，它极大地维护了球员的利益，使球员重新找回了被剥夺太久的自由和尊严。
  不管怎么说，我在圣沙蒙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样讲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像炼钢厂的许多单身职工一样，我也在当地寻找住房，我的房东后来……竟然成了我的岳母！我的妻子马蒂娜当时只有十几岁，我们是1970年结的婚。我还记得当时每天晚上我和她们全家共进晚餐，开饭前，我总是先帮她完成她的家庭作业。
  同样是在圣沙蒙，我于1959年6月进了那家规模庞大的机器嗡嗡作响的工厂，成为该厂第4917号职工。我发现了一个别有洞天的工人的世界，一下子就被他们的纯朴爽直和团结友爱迷住了。一个不同于我生活了14年的乡村的另一个空间，但给我同样真实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同样彼此尊重。
  从此，我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遵照规定的作息时间来安排生活起居。在这个新环境里，没有嫉妒，没有斤斤计较，男人和女人友好相处，时刻准备着伸出援助之手，每个人都希望看见旁边的工友顺利地完成任务。一群纯朴真诚的，对生活没有过分奢望的，但过得很快活，沐浴在友爱之中的人。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罗歇・贝尔纳，他是我被分配去的工具车间里最好的工人。该车间因为给其他车间提供零件而跻身高贵之列。
  我进圣艾蒂安队踢球伊始，立即就碰上了几乎是无法调和的时间矛盾。当我上早班（凌晨4点至中午12点）时，就不可能参加训练，当我上中班（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时，就难以从若弗鲁瓦一吉夏尔体育场赶回来接班……
  车间主任很高兴看到在自己的车间里有一名球员，而且还是绿衣球队的成员。于是，征得他的同意后，罗歇包揽了所有的早班。当我中午没有及时从训练地点赶回来时，他甚至还偷偷地替我点名，帮我当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没必要一一列举。
  谢谢，罗歇，谢谢你在那些年里，在我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球员一样，费尽心思去协调工作与踢球间的冲突的年月里，对我的帮助。谢谢你，在我失败后给我的机器缠上黑色饰带，而在我获胜后又将它装扮得格外美丽，让我在车间里度过了那么多充满友爱的时刻。
  每天中午，从若弗鲁瓦一吉夏尔回来，我都是手忙脚乱！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去买一个三明治，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车间，等匆匆换上工作服，奔到机器旁时，常常已是气喘吁吁。
  但是，往来奔波于露天的球场和拥有五千多职工的人头攒动的工厂之间，体验一份紧张火热的生活，是多么的开心！而且，在这两个环境中，我都感到活得很自在。
  我没来得及去深入地体会这种双重生活的魅力：1961年6月，我应征入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还在继续，我已经看见年满20的自己为了“平定战乱”，奔赴奥雷斯山①。我被分到第二十二阿尔卑斯山地步兵营，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等待着穿过地中海，奔赴阿尔及尔或者君士坦丁。但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正列队站在军营的院子里，接受新来的营长的检阅，这时，我听见一声不容抗拒的命令：
  ①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雅凯，出列！”
  我走出队伍。营长当着众人的面问道：
  “雅凯，你是一名高级运动员？”
  “哦，不，不能这么说……”
  曾有人向我建议不要过分暴露自己。
  “是，没错，我认得你。你在圣艾蒂安队踢球。我就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使这些家伙进入状态。你给我组建一个足球队，一个篮球队，我需要一些出色的柔道运动员……你不用去阿尔及利亚，你就留在这里。干活去吧！”
  看，我的教练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每天上午，都是高强度、大规模的体育训练。足球训练颇有成效，我们在马赛夺得了大区冠军。
  服兵役期间，我本可以去尼斯队踢球，但圣艾蒂安队表示反对，而它的允许又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来军营找我的科克祖・费里只有空手而归。但是因为太渴望重新参加比赛，我在一家不错的业余球队，尼斯邮电队，获得了参赛资格。在那儿，我不但遇到了一位优秀的领导，杜朗先生（他和他的夫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碰上了另一位出色的教练，勒内・乔达诺。服役期满，他们建议我留在俱乐部里，并用参加各种可以为我的足球生涯锦上添花的比赛来引诱我，但是，尽管我们关系不错，我一分钟也没有耽搁！我希望回到圣艾蒂安队。
  1963年3月，我重拾铣工―球员的双重生活。但是，我为此筋疲力竭，于是，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9月，我必须作出选择了。毫无疑问，我选择了足球。首先，因为我明显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职业球员的素质。其次，因为服役归来，我发现俱乐部换了一个主席，罗歇・罗什，尽管当时沦落为乙级队的俱乐部前途一片黯淡，他依然显得雄心勃勃。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因为，我在圣艾蒂安队撞出了生命中的“足球火花”：我遇上了让―斯奈拉。
  我自以为对足球的狂热已经深深植根于体内，但从斯奈拉的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地沉浸在足球世界里的人，他使我意识到足球不仅是一种业余爱好，不仅是一个可以让你和伙伴们一起出去兜风，可以带来节日般喜庆的运动，世上还存在一种对足球的毫无条件的真正的爱，它能使你不顾一切地去踢球，而不需任何回报。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懂得认真、严格、苛刻以及职业道德在足球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斯奈拉教会了我一切。踢球要全力以赴，讲求实效；还要加强体格锻炼，严格饮食习惯，注意体能恢复。和他在一起，没有顺其自然、听之任之的时候。
  因为斯奈拉的功劳，在工作方法上，圣艾蒂安队比国内所有其他的俱乐部至少领先十年。一切都安排得周到细致，井井有条，只为了给球员提供一个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球场上去。
  我们把手揣在口袋里就直接去体育场了。更衣室里，一切都准备就绪，训练的器械已经摆好在长凳上，只有球鞋需要我们操心。每人有一格柜子，可以放防滑球鞋和一些个人物品，但我们无权将柜子锁上。让―斯奈拉会时不时地巡视一圈，检查一下我们的柜子，如果他认为整理不到位，或是球鞋不干净，没有好好保养，他就把柜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摔到地上或扔进垃圾桶里。
  这是一所真正的教育足球运动员怎样生活和踢球的学校。教会球员珍惜物品，爱岗敬业，尊重他人。
  赛季之初，每个人都会分到一个号码，我们的所有衣物上都印有这个编号（我是20号，20一直都是我的幸运号码）：训练服，便装，浴衣，拖鞋……严禁光脚进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