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

  半决赛的前一天，迪迪埃的伤势看起来并不严重，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上场队员名单：我让德塞利上到前卫的位置，代替缺席的卡伦布，阿兰・罗什上场顶替德塞利，与罗朗・布兰科一起担任中卫。在我的脑子里，图拉姆和裹扎拉祖通过这次欧洲杯比赛已经晋升为正式队员，代替安格洛玛和迪梅高占据了左右边卫。中场，有德塞利协助德尚和格兰，齐祖负责指挥，为德约卡夫和洛科创造最佳的射门机会。
  比赛将在16点举行。但上午，快到11时，让―马赛尔・费雷过来通知我，我们的队长退出比赛。要是“小矮个”说放弃比赛，那他必定真是状态很糟，无法上场！
  我在这上面犯了一个错误。我的讲话预定安排在半小时后，集体散步和午餐前。仓促中，我没有认真考虑就决定由一个代一个：萨布利・拉穆什顶替迪迪埃・德尚。我在讲话中宣布了上场队员名单，听天由命吧！
  今天，我知道我本该说：“暂停！推迟向队员宣布名单，先花点时间考虑。”在和助手们交换了意见后，我本该重新考虑球队的整体配合，而不是简单地让Y去顶替X。
  我意识到，对于这样重大复杂，持续时间长的比赛，作为教练，我们勉强够格。虽然这么说，我并不否定菲力普・贝热鲁和亨利・艾米尔的贡献，但他二人都有各自分内的任务：菲力普负责守门员，里顿负责后勤。他们不可能时刻协助我组织训练，跟踪正式队员特别是替补队员的心理变化，受伤队员的训练，等等。
  这是欧洲杯比赛的主要教训之一。
  因此，’96欧洲杯决赛是在德国和捷克共和国之间进行，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是在半决赛的点球大战中晦气地离开了赛场，许多人谈到我们的失败时，说我们错过了机会。总的看来，比赛成绩是有好有坏。
  这就是我的看法。就比赛本身而言，我认为我们完成了使命。自1984年在本土赢得了胜利之后，法国队在欧洲杯赛上没有取得过任何显著的成绩。1988年，小组没有出线；1992年，两平一负，打道回府。1996年，我们打入了半决赛。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不应该噘嘴了。
  因为这一届欧洲杯赛给予我们，我和队员们，许多教训，可以借鉴来指导’98世界杯。在告诉主席们我是否继续担任法国队主教练前，我希望让大脑休息一下，然后再作打算……
  为了换换脑子，我的放松方式十分简单：方向――上萨瓦省，我在多讷的木屋，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络。7月份的三个星期里，我或在山间游逛（清晨牵着狗出发，背包里装上一些当地的猪肉熟食和奶酪），或手握铅笔，细致地分析当前和未来的情况，不漏掉任何一点可能影响队员和球队组织的因素。
  三个星期里，我和外界的惟一联系就是芭贝特，我在足协的助手。我差不多每两天给她打一次电话，询问有否发生重要情况。
  经过这番休养生息，深思熟虑，我去见西蒙内主席。我大概对他说了这样的话：
  “我想好了，主席，开始干吧！它会耗资不菲，但我们将成为世界冠军……”
  在距世界杯比赛两年前发出这么铿锵有力的誓言，我的这份自信不止让一个人感到惊讶，尤其是它还出自一个从不爱吹牛皮，不好打赌来煽风点火的人之口。
  直到今天，当我说出这句简短的话“一切全在意料之中”时，我仍感到听者报以相同的怀疑。
  让我们来统一一下看法。对我，没有必要教授足球世界的相对性。我知道比赛成绩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而且我还知道，一个英雄能在瞬间跌得一钱不值（反之亦然），只取决于球是在横梁上方五厘米还是下方五厘米……
  参加英国欧洲杯赛之后，我之所以显得如此信心实足，只是因为：
  （1）此次竞赛的收获颇丰。它为我们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2）如果我们周密规划，慎重从事，不忽视任何一个细节，我们具有夺冠的潜力。总而言之，要使自己无懈可击。
  我对面的足协主席远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它会耗资不菲”吓倒，当即拍板：
  “你的所有要求，全部满足。我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大投入才能高产出。”
  拥有这样的后盾，我感到形势比较乐观。如果我都没有信心，谁还能有信心？
  我的所有前任都不如我这么有运气。足协不遗余力地支持我的计划，或者确切地说，我的那些计划，老天知道它们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昂贵的计划：全球旅行，各种测试，比赛总结，医疗保健和牙齿护理……然而克洛德・西蒙内没有片刻犹豫。作为建筑业人士，他对我说：
  “当你投资时，你就争取了时间。”
  从全国职业联盟和诺埃尔・勒格拉埃特方面来讲，当涉及到修改日程表或作出一个有利于国家队的决定时，也从未与我讨价还价。曾有这个或那个俱乐部的主席发表过不同见解……但我原谅朗斯俱乐部的主席热尔维・马戴尔曾向同事表达了他在某些不明朗时刻的遗憾。他的勇气是可敬的。因为有不少昨天严厉批评过我的人，今天又友好地拍着我的肩膀，眼含泪水；至少是当形势有了一些转机后，他们的态度也逐渐在改变……
  还是继续谈谈欧洲杯赛的成绩和我为进军世界杯制订的参战计划吧。首先，我相信，我拥有一支12人左右的坚不可摧的队伍，他们是我可以依靠的出类拔萃的球员，我的中流砥柱。
  这些为众人熟悉的小伙子，具有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们效力于欧洲最强的那些俱乐部，在他们自己的俱乐部内部，面临很高的目标和无情的竞争，随时有被淘汰的可能，精神上时刻都处于高度备战状态。
  1996年夏季，40来名球员有资格参加竞选世界杯的国家队队员，其中有些是参加了欧洲杯的队员。当我从他们中筛选时，我保留了那12或13个核心球员。两年里，可能发生很多事，但我知道，除非受了伤，他们决不会临阵脱逃。他们不会受情绪波动的影响，也不会为了多挣几个美元而去冒无谓的危险。
  我的判断的第二个主要依据是在组织进攻上，我拥有齐达内和德约卡夫两名突出的队员。他们各自在球场上的位置并不总是很明确，但他们的个人潜力无穷，我已经排除了在世界杯赛上不让他们并肩作战的可能性。
  因此任务主要在于训练他们的搭档，而不是加强两人之间的磨合。于是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为了开辟新的球路，建立新的配合，我将尽量避免让两人一同上场。然后，我再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多种试验结果，选择能使齐达内一德约卡夫二人组充分发挥的最佳配角。从1996―1997赛季伊始，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他们：
  “你们将是世界杯赛的‘责任人’。除了特殊情况，如果我不安排你们一起出场，不要问为什么。”
  这个方法对球队的其他位置同样适用：除了我完全放心的后卫，我希望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有意抛弃现有的资料和数据，使每个位置都有几个候选人，并开发一些新的球路。
  我知道为了做到这些，我必须给球队设置各种障碍，甚至是让它遭受“重创”（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不止一个人感到惊讶），但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不得不那么做。
  首先，因为在世界杯赛中，如果队员因受伤或禁赛而不能上场时，我必须采用已经试验过的替代组合。更何况有关队员还能因此积累许多经验，使他们在个人准备方面更有方向性，也更有把握。
  其次，因为一支人员组合固定、球路缺乏变化的球队不可避免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同一场比赛中，不管是出于形势的压力还是想让对手吃惊，一支球队应该能够通过换人或重新布阵变换踢法。
  自一场比赛允许替换三个人的规定实施以来，换人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好比是指挥比赛的全部赌注。它要求教练对于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能胸中有数，既了解队员自身的特点，又清楚集体配合情况。因为，如果说一个队员的表现首先是一个个体行为的话（占据他最适合的位置，最大发挥他的作用，获得最佳收益），他还面对第二个要求：在恪守岗位的同时为集体配合贡献个人的力量，如果形势需要，还可以抛弃个人喜好和习惯，负责另一个岗位。
  这就是我将在18个月中进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尝试的原因！实际上，我希望这个试验阶段能够在1997年底结束（我后来没能完全遵守这个期限，不过那只是细节问题）。
  在队员、球队和比赛之后，我假期作业的第二部分是有关教练组的内容。
  德尚在法国―捷克半决赛前几个小时的突然缺席和我草率的决定使我意识到作为主教练，我被太多的事情分去精力，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考虑那个问题。需要增加一个助理教练，不过不急着任命。在即将开始的漫长的友谊赛期间，我们可以继续原来的运作方式。招人一事可以放一放，等到最后一年或半年时再进行。
  但是，老实说，我心里已经有了人选：罗歇・勒梅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