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

他完全符合要求，他与我是同一代人：和我一样出生在1941年，我在教练培训班的同学，全班第一名！对于他将承担的工作，我大概有了个轮廓：负责体能训练；组织不上场队员的训练。
  教练组人力的加强使我能够更好地行使老板的权力：不需要对所有事务进行一线指挥，但又统领全局。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保持清醒，抓住问题实质，作出正确决策。
  筹备一场60―70分钟的体能训练需要2―3个小时。必须严格根据队员当时的身体状况、球队的精神状况以及制定的技术和战术目标全盘考虑，一个细节都不能漏掉。每一个小练习，表面看来似乎是即兴组织的，实际上都有一个既定的目标；将队员或五或六个地精心编为一组训练，都是为了试验这样的配合或那样的布局。一切全是有的放矢。在高水平的训练中，没有随意性。
  多一个助教，我还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注意与队员之间的关系，在英国期间，我有些疏忽了这个方面。世界杯比赛中，一个表达不当的想法，会造成误解，最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当我叫一个队员来谈话时，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东一句西一句的对话。我事前必须打好腹稿，至少对大概内容有个底，还要考虑措词。
  欧洲杯的另一个明显的结论：对队员人数超过20人，为期较长的赛事，必须配备第四个按摩师。三个按摩师照顾16或18个队员4～5天还行，但超过这个限度，就忙不过来了。欧洲杯赛期间，我们就有些焦头烂额，临时向里夏尔・基什求救。这个乐呵呵的戛纳人帮了几位“正按摩师”许多忙。那三位是：弗雷德里克・曼克斯基，阿尔贝・加尔和菲力普・波克赛尔。为了世界杯赛，我们自然地选择了技术中心的年轻按摩师迪埃里・罗朗。他和新星队外出征战时，我冒昧地说一句，已经小试牛刀。
  人员配备全齐了。我认为这样我们就是全副武装，可以面对各种情况了。不管怎样，我坚持保留一个精干紧密的教练组（世界杯赛期间，我的教练组甚至是所有足球大国中最精简的一个）。人员越多，责任越不分明，越容易推卸责任，找到替罪羊……这不是我的工作方式。我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干活！
  弥补了空缺，教练组的人数稍稍增加，但个人职责均有明确划分。我的三个助教分工如下。亨利・艾米尔，负责所有后勤事务：交通，训练场地，饭店，设备，所有活动的时间安排，与赞助商的关系。一些人或许认为这不是一个教练该干的工作。错误。恰恰相反，球队所有的日常生活问题都应该由业内人士来管理。如果队员对房间不满，如果你去训练要等半小时车才到，一切都会乱七八糟，你见不到最精彩的训练，最出色的队员。因为球队平和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亨利・艾米尔在1984年奥运会时已是亨利・米歇尔的教练组成员，’84欧洲杯后又进入国家队教练组，熟悉所有这些后勤方面的事务，并能预测队员的反应。
  对于我们不得不参与的广告宣传活动，他同样是个行家里手。他必须知道哪些东西、怎么做队员们可以接受，如何将广告拍摄合理地穿插在日程安排中。里顿对我和队员们的工作方式了如指掌，所以这方面我们从来未遇到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一天，一位赞助商，我在此仁慈地略去他的姓名，展示了一段精彩的短剧（有“创意”的人总是点子多……），片中，国家队队员坐在一辆客车里，正唱着一首其产品品牌的颂歌。亨利甚至没告诉我们就拒绝了：无论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做法，都不可行。不过里顿向赞助商建议了一个更能为我们接受的变更做法……
  任何人都不可替代，但，这项任务非他莫属。世界杯期间，我们每天能过得那么悠然自得，应该归功于他，因为有他去张罗那一千零一件细小繁琐的事情。
  通过这些无休无止的活动，他和大家都很熟络。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球队的脉搏。他会在一个小问题刚露出苗头时就提醒我，不至于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相反，他也经常帮我捎话给这个或那个人。这使我可以不必凡事亲临一线干预：但我个人或教练组的意见只会更有分量。
  四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在技术中心一直同屋办公。因为日常的这种交流，我们配合默契，合作愉快。里顿还随同我外出，尤其是去国外比赛时。赛后，我们和队员一同进餐，有时还加上他们的妻子，我们和队员保持随时的交流，解释球队的状况以及下面比赛的准备情况，等等。
  世界杯赛的前两年中穿越欧洲的这数万里行程具有巨大的意义。我们一针一线地编织出一张足球和友谊之网，时候一到，它将保护我们度过两个月的共同生活。因为平时的交流为我们播下了信任的种子，并不断地浇灌它。
  我上任之前，菲力普・贝热鲁被推荐专门负责训练守门员。我一开始担任主教练，就任命他为二把手，我的第一助教。四年半中，他忠于职守，工作高效，从来越位。
  最后一个到来的是罗歇・勒梅尔，他性格热情奔放，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负责场上竞技训练或其他特殊训练，可能让大家觉得菲力普已经退居二线，只管他的守门员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改变。我和菲力普还像过去那样工作：他继续带给我他一向中肯的想法和意见。在所有人中，他无疑是最了解我对足球和队员的看法的，洞悉了我的工作准则和行为方式。
  比赛中，菲力普是我观察对手的“第三只眼”。一旦发现什么东西可能扰乱法国队的正常发挥，他会立即提醒我。
  因为他和我一样属于那类干得多说得少的人，远离麦克风和摄像机，所以他的工作很难为人所知。他对此毫不关心。所有曾与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人品高尚，业务精通。在我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期间，他的存在，对于我显得很重要，即使是他不在我身边时。他从来没有慌了阵脚，六神无主的时候。他一直是目光敏锐，富有洞察力，工作卓有成效。这个高个儿的巴斯克人，对我是多大的帮助，让我多么地放心！
  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卓越的才华，使得大家几乎忘了他对他的“自留地”――守门员同样管理有方。
  守门员是一个独立的岗位，孤军奋战，需要特殊的训练。要想准确把握这个在技术上和心理上同样复杂的课题，没有什么比一个老守门员的经验更有价值了。菲力普・贝热鲁就是一个老守门员，而且，他还能游刃有余地做到让互为竞争者的小伙子们和平共处。
  有时，在一个“老”守门员――一个无可争议的正式队员和一个有望晋级的替补队员之间关系十分简单。但另一些时候，在几个水平不相上下的竞争者之间，事情就不那么明朗了。世界杯期间，情况还不太一样，我们不止两个而是三个守门员，但预先已排好顺序，后面会具体讲到原因和操作方式。这就要求菲力普・贝热鲁必须拥有丰富的专业和心理知识才能在两个月中管好他的小团体！
  第三位助教，是1998年1月最后一个进入教练组的成员，罗歇・勒梅尔。他在国家足球教练处工作了十几年，负责管理枫丹白露三军体育学校（即过去的若安维勒市军营）的军人足球运动员。所有项目的高级运动员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服兵役，既可以继续训练，又不耽误俱乐部比赛。他们的俱乐部可以随时召他们回去比赛。
  米歇尔・普拉蒂尼和其他几百名职业球员都是在该校服的兵役，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足球生涯。相反，他们成立了一支军人足球队，并在众多国际比赛中表现突出，特别是1995年，罗歇和他的部队在意大利夺得世界冠军称号。
  在国家队教练组内，罗歇・勒梅尔的主要任务是筹备体能训练，它对于像世界杯这样的持久战来说是一个基本准备。因为不仅首场比赛要精力充沛，而且这种竞技状态还必须坚持到一个月后才举行的末场比赛。按照可支配的准备时间和比赛的节奏，我们为这项高精尖的工作制定了一个实施纲要。但根据训练的效果，队员的反应及其疲劳程度等等，我们又对这个大纲进行了不断修改。
  首先，是一个理论准备阶段，教练组的所有教练，以及队医让―马赛尔・费雷和另一位国家队教练、这方面的专家雅克・德维斯姆（他的活动尽在摩纳哥队的掌握之中，世界杯赛一结束，该队就将他招至麾下），都积极参与出谋划策。
  接着，5月中旬球队集中以后，几乎每天教练组都要召开小型会议讨论、研究、修改体能训练计划。
  我们研究了每一种情况，分析了每一位队员。具体落实到球场上就是根据队员需要的训练强度是微强、中强或高强，根据队员是踢全场或部分场，以及根据那些因为受伤或禁赛的队员的特殊训练需求，将队员按照不同水平，分组训练。
  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达到了超级职业化，我从中发现了我们成功的一把钥匙。除非受了伤，否则队员们整场训练从头至尾始终在积极拼抢。在纯粹的体能训练中，我们还运用了心理战术：每个队员都是天天接受反复指导，让他感觉自己仿佛是最重要的！
  罗朗・勒梅尔嗓门洪亮，情绪饱满，容易感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