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

他负责招呼那些替补队员，保证了22名队员组成的球队的整体性，不至于让任何一个人自动掉队。
  罗歇的性格有多个侧面，时而宽厚随和，时而严厉倔强，而且假如什么原则问题受到威胁或侵犯，他几乎到了义正词严的地步。最初的日子里，他的行为让大家吃了一惊，后来，这位先生以自己热情的性格和坚定的信念赢得了一致好评。
  很自然，1996―1998年间，菲力普・贝热鲁、亨利・艾米尔和罗歇・勒梅尔经常作为我的特派员去履行观察球员的任务。但我也依靠热拉尔・乌里叶毫不犹豫地移交给我的其他几位国家队教练。在所有观察的基础上建立一些卡片，随后输入电脑。不仅有可供挑选的法国球员介绍，还有所有潜在对手的资料。
  当然，让―皮埃尔・摩尔兰、雷蒙・多梅内克、让―法朗索瓦・约达尔、克里斯蒂安・达米阿诺、雅克，德维斯姆、雅克・克瓦兹埃、帕特里斯・贝格、克洛德・杜梭、法朗西斯克・菲罗、安德烈・梅勒尔和热拉尔・乌里叶同样积极参与了这项庞大繁琐、错综复杂的拼图工作，最终于某一天镶拼出一个世界杯奖杯。
  教练组中设施配备最齐全的部门是医疗组，因为球队随时随地都需要医生。他们的责任重大！在让―马赛尔・费雷医生的领导下，四名按摩师掌管着一支球队最宝贵的财产队员的健康。在高水平的足球队里，很久以前，医生和按摩师就不再局限于治疗一点小毛小病了。他们完全变成了教练的助手。实际上，他们和队员呆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以至于按摩台几乎变成了心理专家的长沙发！
  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胜任去解开队员心里的疙瘩，在这儿发现一点儿小烦恼，在那儿看出一些危险的自满情绪。他们在球队管理、在训练计划的制定和在队员体力恢复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的四位按摩师有一个共同的值得称赞的优点：技艺高超，手到病除。弗雷德里克・曼克斯基，亚眠人；阿尔贝・加尔，尼斯人；菲力普・波克赛尔，拉瓦尔人；迪埃里・罗朗，巴黎人。世界杯期间，他们丝毫没有张扬自己的工作。首先，他们不是出风头的性格；其次，主要是他们太忙了，治疗，包扎，按摩，常常忙到凌晨。在一些小练习中，为了平衡各个小组的人数，我甚至召曼克斯基上场，他踢球几乎和治病一样在行。
  后来，在庆祝世界杯胜利的活动中，我们的四个火枪手可能会感觉自已被冷落或遗忘了。很遗憾，礼仪交往一直是我的弱项……但是，他们应该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夺冠作出的重要贡献。
  医疗组由让―马赛尔・费雷领导，他的前任是皮埃尔・罗什龚加尔。我当选主教练时，费雷已经是医疗组组长，但我们是老相识了，我们同时于70年代中期在里昂队开始各自的生涯：我作为教练，他作为体育医生。20年后我们很高兴再次相聚在一起，因为我们之间的合作一直很愉快，而这恰恰是高水平竞技中的重要一环。我们配合默契的证据是：在教练、医生共同面对的某些重要问题上，我们的思路总是一致的。
  说他是医生，其实他不只是治疗伤员。他参与制定球队的训练计划，对训练负荷提出建议；在饮食、体力恢复和时间安排方面，大家要执行他的规定。简言之，除了严格的技术和战术问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领域是作为教练的常设合作伙伴医生不能或不应涉足的。
  让―马赛尔・费雷就是这样一位医生。不论在里昂奥林匹克队，在他创建的运动医学中心，还是在国家或国际足球机构里，运动和运动医学一直是他职业的全部。他熟悉所有与高级运动员相关的医学问题。另外，我认为在一支球队的日常事务中医生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一开始讨论世界杯的准备工作时，我们就自然地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使球员保持最佳状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怎样去做？从离比赛一年多的时间起，为每个候选人建立一份完备详尽的医疗档案，以供医生随时掌握他的健康状况，特别是他的身体变化情况。大家可能会想，在以前的数次集训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基础资料，但对国家队候选人进行如此全面的健康跟踪，还从未有过。
  行动的第一炮就从1997年3月底4月初在克莱尔方丹集训的37名球员身上打响：验尿，抽血，去朗布依埃医院作透视，检查牙齿，以及所有让―马赛尔认为必要的检查项目。
  接下来就是健康跟踪，随时更新已有的资料。在牙齿方面，米歇尔・勒文医生对几个有严重牙病的球员进行了手术。
  很自然，所有这些医疗都要花钱，常常还耗资不少，但这正是我对西蒙内主席声明的“投资”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时下的热门话题，很遗憾，我必须在医疗这一部分谈到它：兴奋剂。许多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愿谈这个问题，而且心怀恶意的人还可能以为我在回避，甚至是某种形式的招认。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十分明确，做法也非常简单：拒绝禁止的东西。如果谁违禁，谁就是自动自我淘汰。1997年3月底集训期间，我就是这样对球员们说的，后来又向他们重申过好几次。除了不同的权力机构进行的众多检查项目外，我们还自发地增加了好几种。
  我还可以说得更加清楚些：服用兴奋剂，是卑劣的，是作弊行为，兴奋剂是危害生命的毒药。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从不向任何人要求，不管是费雷医生或是其他大夫，哪天给队员开一副神奇的药。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是鲜明的。但太多的人，有“科学界”的，也有足球界的，以影射或含糊的方式发表一些模棱两可的讲话，既不点名道姓，又不提供证据，仿佛这在他们是一种恶意的快乐。尤其是当我们接受了所有可能想象到的检查之后，某些人，没有了任何证据作武器，狡黠地对我们说：“哦，你们知道吗，这些检查，什么也证明不了……”
  禁用药品清单就是一个治安警，如果它内容不全，那就补充后重新出一份。另外还有人层层检查把关，就像路边的宪兵一样。如果这些都没有作用，可以修改内容，或者干脆取消检查。这难道不是很简单吗？
  但是，行行好吧，别再继续这种华而不实的检查了，当一位化验医生在一个电视摄制组的簇拥下出现在克莱尔方丹时――棒极了，去它的，什么保密规定！――还有我们在蒂涅轻松而充满家庭气氛的集训期间，圣诞节的第二天，部分队员不得不重新去接受尿液检查（化验结果可能只会显示香核酒饮用过量）。
  毫不留情地与兴奋剂作斗争，没问题，如果有关部门认为有必要、有益健康的话，每月都可以定期检查。但这种或许能让一些趾高气扬的小头目神气一番，却对事情没有任何促进的检查，我们不接受。
  青年体育部部长玛丽―乔治・比费对一切了如指掌……我向她清晰的工作思路、顽强的工作作风致敬！
  接待采访是菲力普・图尔农的任务。他曾是体育日报《队报》的副主编兼足球版编辑，1983年应费尔南・萨斯特――足协主席和米歇尔・依达勒高的要求调到足协工作。前者当时在为’84欧洲杯寻找经验丰富的新闻发言人，而后者自’82西班牙世界杯赛后坚持认为：在国家队教练组中，配备一名与新闻界打交道的行家里手是十分必要的。他的想法很有道理，我们甚至还奇怪为什么没有更早一些设立这个职位。
  因为协调两个属性完全不同、但利益和需要又是相辅相成的人群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一方是评判者，另一方是被评判者）。
  这就意味着在绝对优先满足日常训练、治疗和休息需要的前提下，排出一个小时的空闲，可以让记者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采访教练和球员。但是，我一方面坚持采访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另一方面，我同意菲力普的做法，不干预谈话内容，完全由队员自己把握。
  我仅仅要求采访安排遵守两条原则，它们来自我们对欧洲杯的反思，与我们以前的习惯相反：
  （1）不论在克莱尔方丹还是在其他地方，任何记者不允许进入法国队的生活区。
  （2）大幅度减轻队员的被采访任务。
  为了做到第一条，我们在克莱尔方丹进行了一些临时（但很昂贵）的改造：租来两顶大帆布帐篷，一个用于接待，一个供报界使用；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各设一个演播室。这样，指定的队员只需去离他们住处50米的地方接受采访，而一旦回到“自己家”，他们就可以享受绝对的安宁。
  第二点是控制采访的频率。在英国欧洲杯期间，所有国际新闻媒体都向我们表示祝贺，因为全体法国队队员每天是有叫必到。但是对于即将在本国举行的世界杯赛来说，媒体压力会非常之大，决不能让我们的22位队员每天都接受采访。
  于是，我们将队员或七个或八个分成三组，按照精确的时间表，分别接受报纸、广播和电视媒体的采访，这样就使队员们三天才会与同一媒体有一次接触。
  作为时代的象征，电视演播间被光顾的频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