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

第20章


到最后两场与克罗地亚和巴西的比赛之前,我们已在那儿参加了60多场拍摄!幸运的是,由于设备先进,被采访的球员不需要面对如林的麦克风。球员在领带上夹一只微型话筒,摄像机都接在音箱上。音箱的安装调试由技术中心的两名视听技术员埃里克・杜伯雷和迈克・勒福尔负责。
  虽然压缩了许多,我们的新闻工作仍然完全达到了国际足联的要求,因而再一次赢得了好评,特别是获得外国记者的赞誉,他们甚至在采访本国球员时,也不总是能那么顺利。
  至于我,每天都要去教练中心的录音棚接见记者,但是随着时间一周周地过去,这项工作也越来越松懈。两年中我努力向公众解释我们工作的细节,但没有获得任何积极的反应,现在要比赛了,我可不想向全世界的观察家展示我的战略。我简洁的回答自然会很快引起这样或那样的好奇和猜测,这明显不利于交流,然而……
  在所有球队里,教练组负责设备的那名成员被呼叫的频率最高:他在任何时候都得有耐心,每天忙到很晚,而且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应该能满足这些人或那些人的要求。在法国国家队里,马纽・德・法利亚无可挑剔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的真名叫迪阿曼蒂诺。
  马纽比我们先到克莱尔方丹:1984年,当足协成为朗布依埃森林中这56公顷土地的所有者时,他就已经在足协工作了。这片产业本为银行家拉扎尔所有,后由其子孙继承。
  马纽随叫随到,是安全可靠的化身。打点行李,装卸卡车,把训练眼放到更衣室里,随后再将它们回收送去清洗……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分钟也不耽搁。比赛的日子里,他必须在队员们到达更衣室之前,细心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然后站在旁边,这个人缺一只防滑球鞋,补上,那个人的T恤衫破了,换一件,再或者递上一对鞋带,一对护膝,甚至还常常帮巴尔特剪去球衣的袖子……(后来,菲力普・图尔农把它们要来,作为战利品挂到了他在伊纳大街的办公室的墙上)。很简单,没有马纽,我们可能会晕头转向!
  教练组里的宠儿让―皮埃尔・康丹,外号莫布洛,是我们的“安全先生’”。他来自内务部的一个部门,专门为重要人物做贴身保镖。很长时间里,他一直在曾担任过足协主席的让・福尔内―法亚尔身边执行任务,所以很自然地被充实到我们的团队里来。世界杯期间,他在由克里斯蒂安・萨尔吉斯率领的一支刑警小组的协助下工作。这六位善于处理“棘手”事件的先生情绪饱满,办事效率令人惊叹,行为谨慎,以至于最后,尽管他们的块头那么惹人注目,我们都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了!
  我还要说说安德烈・比松,我们在朗布依埃的“头儿”,为了能让我们的“意大利人”吃到品种繁多、美味可口的面条,他在世界杯赛前毫不犹豫地去里昂最好的一家比萨饼店实习;以及吉尔・波克,原是卢昂队的职业球员,现为阿迪达斯的代理人,三十多年来一直是法国队的赞助商,不久前当上了克莱尔方丹技术中心的主任。
  不要忘了――但如何能忘记?――我们的两位常设领导,多年来一直对国家队关怀备至的让・韦尔贝克,巴黎大区业余足球联盟主席兼法国足协副主席,和让―皮埃尔・于洛,勒阿弗尔竞技俱乐部主席兼全国业余足球联盟主席。
  拥有这么多精兵强将,我相信,我们的战车能走得又稳又远!
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4 蓝衣生涯
4 蓝衣生涯
  从1996年起,所有国家队教练和我自己都是在四处旅行、观察,不知疲倦地记录、论证观察的结果。我们有时会讨论研究到深夜。经过几位观察员的轮番作业,我尽可能多地收集到有关同一名队员的意见和看法。
  我一直请求他们不要在赛前露面:队员不应该知道观众席上坐着一位观察他的国家队教练。我不希望队员根据是否有“间谍”在场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我希望看到真实的,而不是预制的东西。
  我们还十分留意所有国家队候选队员在媒体采访中的表现。队员面对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沮丧时的态度能反映许多情况。他是怎样分析自己和集体的成绩的?他是勇于承担责任还是寻找借口推卸责任?他是否想寻找一个挡箭牌?从他的谈话中,不单能看出一个球员的专业素质,还能看出他的品格为人。而对于世界杯赛来说,队员的人品和球艺同样重要。
  为赴这个重要的约会,我需要能经受住各种考验的小伙子们,而不会连续夺得两场胜利后就洋洋自得或是一遇到困难就甩手不干。我需要他们能愉快地接受球队内部的竞争,能毫无怨言地忍受两个月的艰苦训练,愿意与人交流,甚至听取不同的意见,而且能战胜失败。当我们中的一人观看一场比赛时,脑子里就装着所有这些标准。我们完全按照世界杯的标准来分析衡量,因为它对球员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的要求同样苛刻。
  从1996―1997赛季伊始,我就宣布了我们的战略部署:
  “小伙子们,两年之后,就是世界杯赛,我们可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这个赛季我们会集中5~6次,都很短,每回2―3天,参加几场友谊赛,我会进行各种尝试。当然,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比赛,不过,今年的口号,还是:俱乐部优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松对你们的要求,反之,我们会更加严格:首先你们必须保住在各自俱乐部的正式队员资格,其次你们应该以一个国家队队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会监督这一切。
  四国邀请赛将在赛季末举行。届时,距世界杯还有一年时间,那将作为我们在世界杯赛之前的首次热身,我希望见到一支准备就绪的队伍。”
  这就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赛季工作安排。说它奇怪是因为外界人士的眼睛都盯着球队的一场场比赛成绩,而我们自己,却认为对于1998年6月的世界杯来讲,战术上的探索不说比成绩更重要,也至少是具有同等地位。
  试验开始了。
  8月,第一场比赛在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对墨西哥以2:0取胜,皮尔斯和莫里斯首次上场。第二场比赛对土耳其(4:0)于10月举行,格玛、康德拉、加瓦和德加图崭露头角。11月,第三场比赛对丹麦……首次失利!
  真的,一切都会有一个结尾。1994年2月,在那不勒斯,我们开始了法国队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战无不胜的时期,在进行了30场比赛(胜20场,平10场)之后,最终在哥本哈根划上了句号。但是天空并没有因此而坍塌。我几乎想说这个打破纪录的胜利史,已经有住压力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很高兴它能就此结束。而且,我们还能借机评判一下球队的反应能力,这是他们第一次跌倒……
  下个赛季伊始球队的反应是积极的。1月,在布拉加以2:0战胜葡萄牙。易卜拉辛・巴和布龙多初次上场,各踢进一球。下一个月在王子公园体育场对荷兰3:2再度取胜,一位名叫帕特里克・维埃拉的年轻新手首次登台亮相。
  我们就这样走入了1997年春天,进行了几次不可忽视的尝试,但坦率地说,我们主要的忧虑,即球队的进攻缺乏力度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让人欣慰的进展。如果考虑到队员受伤或身体状态不佳的情况,以及微不足道的成绩,我们不如说是在原地转圈。
  然而,我揭去面纱的时刻来到了,因为我决定在3月底召集40名球员,这次集中将从诸多方面真正拉开备战世界杯的帷幕。
  我还要稍微等待一下再发布一些内部消息,但行动的第一枪,我们和费雷医生商定的建立一份完备的医疗档案的计划是不能再往后推了。
  几天里,克莱尔方丹变成了一个大实验室,队员早上起来就去抽血,接着是体检和看牙。送队员去拍X光的汽车在技术中心和朗布依埃医院之间往来穿梭。
  40名种子选手到了37位:科朗坦・马丹、迈克・马达尔和吉罗姆・波尼赛尔在西班牙比赛,无法赶回,让―马赛尔・费雷后来专门为他们三人去了一趟西班牙。
  健康方面的计划已经实施。还应该抓抓思想。为了突出这个问题,我发表了一番讲话,后来在其他场合,大家评价它是球队行动的基石:
  “我们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的目标非同寻常……但也要求很高。淘汰法则是粗暴、甚至严酷无情的,它不可避免地会使落选者产生失落感,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我对此很清楚,也不会无动于衷。但是,你们必须知道我的所有选择都是从职业需要的角度出发,绝对根据比赛的要求作出的,总是为了法国队的利益,为了满足球队平衡和配合的需要。其他东西我根本不予理睬!
  “挑选国家队队员,不是简单地召集几个球员,也不是将一些最优秀的球员堆集在一起。国家队是一个集体,一个共创足球事业的团队,它尊重队员的个人特长,但更希望创造集体的辉煌。
  “按照约定,这个赛季,俱乐部优先。但你们在俱乐部的比赛一结束,优先权就归国家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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