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

我本来就没有勃勃野心（人们至少承认了我的这一优点，而且是一致认可），也知道人们只是把我看作是“临时”主教练，所以人们对于我任期长短的猜疑，对我没有一点影响。
  我只是要求在相对清静的环境下工作。根据我的判断，需要两年才能达到既定目标：取得’96欧洲杯参赛资格。
  一旦国家队前进的势头有所减缓，在创立球队风格方面未能有所突破（但从未经历过失败），“观察家们”就开始在《队报》上批判我，起初还较隐晦，后来就越来越公开了。
  也许有些人还不知道，《队报》是法国惟一的体育日报。凭借其垄断地位（也许问题就在于此），它还成为了形形色色热心体育的人的参照读物。
  在雅克・戈代、加斯东・梅耶、雅克・费朗等灵魂人物的领导下，这家报社在体育新闻处理和体育竞技发展方面，一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在创建新赛事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55年欧洲冠军杯――欧洲各国俱乐部冠军之间的锦标赛――的创立归功于加布里埃尔・汉诺的远见卓识，他是原国家足球队队员，后投身于新闻事业，在《队报》供职。在其他体育项目方面，这家报社也显示了它的创新精神，如在本世纪初创立环法自行车赛（那时《队报》名为《罗多报》）。
  为了加深自己对足球的认识，我长期坚持阅读雅克・费朗的高质量的社论和让―菲力普・勒塔盖尔尖锐中肯的技术分析。罗贝尔・韦尔尼的尖酸报道，以及雅克・艾蒂安、维克多・佩罗尼、让―保罗・乌多、克洛德・谢瓦利等人生动详尽的报道，都反映了我国体育事业的现实情况。这些人作为《队报》驻外省的记者，是我们赛事和训练的见证人。他们为人平易，彬彬有礼，他们提问，我们回答，简言之，我们互相交流，然后他们进行加工处理。
  80年代末出现了所谓的“新式新闻”，其特点是摒弃了基础材料和有价值的技术分析，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至于对比赛的报道、对球场上真实情况的反映则越来越少。但对于细枝末节的东西、闲话和扑风捉影的或出于各种目的编造的谣言，他们倒是很有一手。这样的东西，读者们读得太多了！
  一天，一位我认识很久的记者（他不在《队报》工作）对我说了一番令我大为吃惊的话：
  “我们再无权报道比赛了；要找边角料、趣闻轶事。制造争议才是精华中的精华。我们必须用最初的几句话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赛事本身退居次要位置。那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依据这些“新潮记者”（至少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准则，我可能算不上是理想的主教练。也许一项营销调查报告显示我不是一个“利润的携带者”……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开始势利地对待我，向我寻衅，指责我“一脸屠夫相”。
  《队报》的新潮记者中地位最高的两位记者对我的工作成就视而不见，对我的解释充耳不闻。他们从不直接与我对话，而总是抓住自己臆造出来的句子来编排对我的指责。他们在某些野心家的支持下，在四年中颇有耐心和韧性地给我制造障碍，而我则以同样的耐心和韧性努力使法国队攀升至欧洲足球强国，继而是世界强国的高度。
  这一小撮身居高位的家伙之所以能如此经常地、顽固地散布谣言而不被揭穿，全靠了报社的垄断地位撑腰，因为这种垄断地位使得他们说出的话无人反驳，他们由此建立了自己赖以蛊惑人心的伪权威。在《队报》足球专栏组内部，他们的攻击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法步调一致的，这是他们的几位同事在暗中造访伊纳街①时告诉我的。
  ①法国足协所在地。
  巴黎新闻界的其他成员采取的态度稍有不同，或者说更有弹性一些，然而在争战最为激烈的情况下却很注意与伊西莱穆利诺①口径一致。他们自夸在那些故做幽默的标题中找到了一种新颖独特的风格。这让我想起公布28位球员名单翌日的一句话来――“雅凯丧失了足球意识”……
  ①《队报》总部所在地。
  外省的新闻界做评论时要正大光明得多。至少它在报道时做到了忠实于被采访人的言论或者其言论的主要内容。在艰难的1996―1998时期，它成为了沟通我和各地区读者的纽带，使这些读者了解了我所做的工作。正因如此，我乐意接受邀请去里昂、马赛、雷恩或者其他大城市，向人们解释我的具体工作和我面临的困难。
  在那段时期里，国家队所做的实际工作被主导媒体大加扭曲了，误会由此产生。
  国家队的教练以及各俱乐部的同仁们都深知，两年之中没有比赛，没有意义重大的赛事，没有真正的赌注，我们将很难，甚至无法开展工作。有些小伙子每个周末都全身心地在意甲或英超联赛的赛场上拼搏，他们面对的是满场狂热的观众，怎么能让他们相信与南非或苏格兰的友谊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我出于需要进行的一些尝试干扰了球队的平衡，令球员们有点找不着北，失去了自发性。我对此已经做过数次解释了。我说过我们将会面临许多困难，在这个特殊时期，国家队不可能将实力完全发挥出来，更现不出角逐世界杯冠军的阵势来。
  我自己很重视这些热身赛的内容和球员对新的战术问题做出的答复。无关紧要的比赛，48小时的敷衍了事的集训，只是迎合国际足联的规定……我们的球员完全有能力达到对手要求的水平，以此赢得尊敬，树立威信。
  我们深知建设一座漂亮建筑物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许多人等不及了，他们急于想看到建成的房子，漆好的百叶窗和摆着鲜花的窗台。
  我反复讲过我们正“按原定计划如期开展工作”，某一位关键球员的缺阵并无大碍，相反倒会给我们带来些有益的经验，但我的观点没有得到共鸣，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愿与我有共鸣。也许在法国―俄罗斯的友谊赛前一天登上一篇题为《这场比赛是个什么玩艺儿？》的文章，赛后再写一篇题为《这打得叫什么比赛呀？》的文章，添油加醋一番，报纸会更有销量。我从未要求记者编写荒谬的东西去欺骗读者。我也没指望他们把困难重重的国家队描绘成一支光彩照人的队伍。我只希望得到全面、清晰和客观的信息。这对于法国惟一的体育日报或许是要求过高了。它的敌对态度使得我们只能在一种不健康的、充满疑虑的氛围中步入世界杯。
  一个实例证明：我们在芬兰进行了最后一场热身赛（法国队以1：0获胜），第二天报上就登了一篇题为《穿着草底帆布鞋登埃菲尔士峰》的社论。文中说什么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盛会近在眼前，但我们却还未曾做好物质准备，所以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对球员的才能和决心极端不重视，也对以往的劳动成果毫不尊重！我们完全错了……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是对的。
  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持这种反常的态度。比赛的结局证明了乱敲警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难道还需要我提醒一下，我领导下的国家队在53场比赛中只输掉了三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仇恨呢？为什么长期以来如此盲目轻率呢？企图动摇我的地位甚至将我逐出国家队的勾当，从我执教国家队第一年年底就开始了，那时离’96欧洲杯为时尚远。
  我们在英格兰欧洲杯上打进了半决赛，这个成绩对于刚走出’94世界杯外围赛失利阴影的法国队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然而我们的工作还是受到了《队报》评论家们极其严厉的评判。按照他们的标准，我不胜任国家队教练之职。他们对我的不满的一个方面是我坚持启用了状态不佳的齐达内！是否还需要我申明，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依然不改初衷？
  这无数次的“谴责”丝毫不曾动摇我的信念，甚至连我的毛发也未曾伤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第一位值得惋惜的受害者就供职于《队报》。很显然，报社中那些“控诉人”没有争取到很多合作者加盟他们那不光彩的事业。那位《队报》的记者专门负责为国家队撰写“按语”。介绍性文章或对比赛进行报道，从不缺席任何一场记者招待会。我同他接触较多，我要补充一点，是正大光明的接触。但他突然被分派去做别的工作了，很显然他被指责在动摇并驱逐蓝衣军团首领的工作中打击力度不够。
  与此同时，另一位小伙子接替了他的工作，此前在别的地方我一直认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认真的年轻人。也许因为他生性极为自负狂热，或者由于过分驯服于领导，总之他也开始以各种无聊的借口找起我的碴子来了。
  临近世界杯的一段小插曲很能揭示“故意歪曲事实”是如何造成危害的：有名的“22―28”位球员的故事。我们在4月23日只是宣称5月初将公布“参加世界杯备战训练的队员的名单”。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法新社逐字逐句地转载了我们的新闻公报。而《队报》则自认为有权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宣扬：“5月5日选定22位球员”！
  我们不得不去应付那些要么低能，要么不诚实的人，如果不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话……倘若他们没有读懂我们的新闻公报，则是低能；倘若为了寻开心或出于虚荣故意扭曲公报内容再编出一篇伪新闻，则是不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