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

你没有权利不为法国足球事业贡献你的才华和威望。”
  既然国家足球教练处的朋友们一致公认，我就只好在他们善意的压迫面前让步了。他们对已经显示的混乱迹象很担忧，他们需要吃一粒定心丸。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在世界杯赛前和赛中，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帮助，因此现在我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
  有了上面这些故事，所以不能说我前往萨瓦度假时没有丝毫心理负担，恰恰相反，我感到压力很大。我希望像往年这个时候一样，去我在托讷的木屋休整一段时间。
  其实在世界杯开赛前老早，很多人就提醒我注意：
  “去国外度假吧，千万别留在法国。倘若在世界杯上战绩不佳，人们不会让你过好日子的，你将成为挖苦讽刺的对象。如果战绩不错，也同样叫人受不了，你将不再属于自己，你没法再迈出门槛一步……”
  出发前夕，我将所有建议都抛置脑后。三十年来，每年夏天和冬天我都去托讷看我的朋友米路以及其他朋友，难道在我成为世界冠军的今年，我不去？我对他们失约？难以想．象！
  我傍晚时分到达了托讷，7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故意没有将我到达的精确时间告诉他人，因为我既不想要正式的招待会，也不想见什么接待委员会。在这方面很成功，但在木屋前有一个惊喜等着我：我发现了一座由蓝、白、红三色花朵拼成的漂亮花坛，还有一个大大的牌子上写着“世界冠军”。我登上台阶，放眼望去尽是蓝白红三色的花朵。多么令人惊喜呀！逐渐地，一批又一批，邻居们纷纷前来向我问候，致贺。孩子们满地跑，气氛挺融洽。但这个时期数量众多的游客们很显然知道我在这里……就算他们现在不知道，标语牌和花坛也能指出我所在的位置。于是，我让人拆掉了标语牌。接下来的几天，在市内，商人们严格按我的要求办事，拒绝提供我的住址，但人们还是要看我的房子，想给我拍照。
  结果，我和我的妻子不得不将百叶窗拉下，像过隐居生活似的。为了平息人们的好奇心，市长建议我组织一个艾梅・雅凯活动日，在市政府搞一个正式招待会和签名仪式。我半是疑虑半是不安地同意了这一建议。
  到了那一天，一片狂热！托讷广场黑压压全是人，至少五千人……
  市长发言，然后授予我一枚市里的奖章，我一一做出回应，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我将活下去》，当时的情形要多乱有多乱……我在人们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迫使下开始签名。持续了三个小时！签了三个小时的名！我看不到尽头。最后，市长宣布留下信封和地址的人将收到一张签名留念的照片。市政府组织发行了一张名信片，上面是一张以托讷风光为背景的我的画像，他们寄了大约五千封信……
  但是，我的假期算是糟蹋了！我平时喜欢出门，到村子、集市里逛逛，可现在我出门没有哪次不被人包围的。于是我不再出门了，过着幽居生活。只有两三次，马蒂娜和我成功地逃了出去，大清早我们来到还在沉睡的村庄里登山游览，我们的爱犬紧跟身后。
  正是在出游活动中，我意识到自己完了。平时，我可以步行好几个小时而丝毫不觉得累。如今，才走完几公里，我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这是好几个原因造成的：极度疲倦和肺部感染，前者很好解释，后者也许是我的抵抗力下降所致。
  我支持不住了。极度空虚，极度厌倦。我一次读不了三四页书，而平时假期中，我能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读书。总之，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如果我真的没有心理负担的话，我就不会这样精疲力竭了。在国家足球教练处中的新职务一直萦绕着我，使我根本无法轻松起来。
  在对世界杯赛的回忆中，我找不到一丝宽慰！奇怪得很，当我回想起世界杯，不由自主地，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消极的镜头：我们形势不妙的阶段；在更衣室内极度紧张的时刻；隐约还有音乐声传过来不停地撞击着我的脑袋，我感到头痛无比……当我想起克罗地亚队时，我想到的是下半场刚开场那段时间和苏克命中的一球。为什么不想想图拉姆接连射入的两粒球呢？
  我度过了一段灰暗的日子。我迫使自己静下心来做记录和写总结。但做不到。我实际上很有些虚弱疲惫。我的机体高呼“暂停”了。确实，我已经是在高负荷运转了。
  然后我慢慢恢复过来。我开始打针、吃药，治疗肺部感染。我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
  一些老朋友来看我。我首先就向他们申明：
  “我们可以谈你们想谈的任何话题，但足球除外。”
  果然，我们对足球只字未提。一个朋友帮我在车库里安了几个搁板架子。我本不是个善于修修弄弄的人，但这次也从中得到了乐趣。
  我很快又有了扩建木屋的计划。我的朋友比雅松告诉我，他知道有座跟我的屋子相似的木屋，刚装修过的。何不去看看呢？
  我们于是出发去看屋子。我们到了临近的一个村子里，一位爱好体育运动的女士接待了我们。几年前，她参加自行车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她的水平与让尼・隆戈①相差无几，甚至好几次还对其构成了威胁。她非常友好热情地领着我们参观了房子，向我们展示了扩建部分。很满意。我们正要告辞，她腼腆地说道：
  ①法国当代著名自行车女运动员，其鼎盛时期为八九十年代。
  “您就这么走了？您在世界杯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我们要庆贺庆贺。”
  她启开了一瓶萨瓦当地产的葡萄酒。无意中，一位邻居抱着孩子走了进来，接着其他人也来了，肉铺老板端着几样拿手菜过来了，屋子里很快就挤满了人……
  “您知道吗，雅凯先生，”女主人微笑着对我说，“每场比赛结束后的晚上，都是这样，我们一起欢庆。”
  我们过得很开心，在这个8月的下午，在这个萨瓦的小村庄里，在法国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切身体会到国家队的影响力是多么深远。他们告诉我上百万法国人曾与我们一起奋斗，同甘苦共患难。我意识到一些从前互不认识的人们互相沟通了。他们一见如故，在7月12日晚上彻夜狂欢直至次日凌晨，香按、葡萄酒、啤酒在整个法兰西流淌，直到最小的村庄里。
  当然，电视里展现了香榭丽舍大街人头攒动的景象，波尔多、马赛、蒙彼利埃等地的大规模的集会……但是本该展示的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村庄里四五十人的聚会。也许在那里，心跳得更快，欣喜之情更是发自内心，尽管它显得不那么奔放。
  我也很欣赏另一种的更稳重更诚挚的表达方式，就像7月27日我在安西一巴黎的高速火车上碰到的一位大学教授那样。他显然认出了我，但没有和我讲过一句话。下车的时候，他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塞进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短小但感人的句子，言语中流露了他的好感、敬意和能与国家队共享“美妙时刻”的自豪感。
  我们给他人带来了幸福。不是一般的幸福。这种幸福源自一群团结、认真、能干的小伙子们所创造的胜利。人们发现幸福其实可以在工作中找到，这是法国的一个正面形象。人们感受到了这一价值观，在我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尽管这是一种既健康又自然的愉悦的感觉，我还是不免经常自问人们的兴奋之情是否有些夸大，甚至反常。
  在托讷休假的一个上午，我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步行后登上了一座1500米高的山峰。我正在欣赏风景时，一辆挂北方牌子的汽车停在我眼前。一对夫妇和一位身有残疾的姑娘下了车。他们请我签个名，我很乐意地照办了。突然，他们三人都开始痛哭起来！看到我一脸窘迫的表情，他们结结巴巴地说道：
  “对不起，可我们控制不住自己，您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幸福！”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对自己说：不，事情都过去一个月了，我们不应该如此情绪激动，夺得世界杯赛金杯又如何呢……我们完成了工作，我们成功了，就这些！
  但远远不止这些。成千上万的人过来拍我的肩膀，同我握手或者含着泪水向我致谢，所有这些欣喜、激动的情绪都是有感而发的。看得出，那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它是如此深厚强烈以至于急需释放出来。
  我把这个现象留给社会学家去分析。某些无耻的人说什么举国欢腾只是昙花一现，我也任凭他们说去。但是，我不愿意别人否认这种感觉的真实性、强烈程度和积极性。而且，任何东西都无法将我们已经体验到的幸福从我们身边夺走。那颗自此以后就镶在国家队球衣上的小星星是我们在世界杯夺冠的象征，它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但它所代表的大家共享的喜悦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抹去的。再说，既然幸福存在，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考虑它是否适度？
  好几次我在人们的行为中感到一种迟疑，似乎害怕打搅我。但最终他们还是走上前来，尽管有时什么也没说。极为腼腆内向的我有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我必须习惯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再属于我自己……
  也许从1998年7月12日起，别人看我的眼光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