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

    ——录自《古代铭刻汇考》
    周代乃青铜器时代。存世古青铜器，其有铭者已在四千具以上，大抵乃周代遗物。周代以前之器，确可断定属于殷末者亦稍稍有之，然不及十数。前人于器之有以甲乙为名者尽以属之于殷，然以日为名之习至周之中叶犹有遗存，旧说未可尽信也。秦、汉迄今，亦未尝无铜器，所异者在兵戎、享祀、饮食、服御之器悉以青铜为之，而以戎器为尤著。周代铁兵迄未有见，而汉代以后，则铜兵罕见诸实用矣。
    铸器习用青铜，故于青铜冶铸之技艺独精，远为后世所不及。且器之愈古者其技愈精，揆其所由，要亦不外熟则生巧。多铸则熟，少铸则生，不铸则其技全废。此乃事理之常，非关古人之独神异也。嗜古者不察，每谓今人之不如古，而以浩叹系之，是犹见长尾猿之善用其尾，而叹人类之不如猿猴也。
    铸器之意本在服用，其或施以文镂，巧其形制，以求美观，在作器者庸或于潜意识之下，自发挥其爱美之本能，然其究极仍不外有便于实用也。间或施之以铭，铭之为用，其初殆私人图记之类，于器本无足轻重。知者，有铭之器少，无铭之器多，如新郑曩于一墓中所出古器近百事，而有铭者仅二，此其证一。铭勒于器，多在底里，如盉爵之类则每在鋬阴，所占地位实等附庸，此其证二。器之古者铭恒简，间仅一二图形文字而已。同样之图形文字间亦施于铭之成文者之首若尾，或则以亚字形范之，或则于其下系以册字。亚字形者如后人之刻印章而加以花边。册者题识之谓，某某册犹言某某人题也。
    《礼记·祭统》有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又云：“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此所言于祭器之例，大抵近是。然存世古器，其名己之功烈庆赏者实多，追述其祖若考者尚在少数。且于祭器之外有媵女之器焉，有服御之器焉，有兵戎之器焉，有嘉量之器焉，而大抵勒之以铭。是知《祭统》仅据一《孔悝鼎铭》所赋与之铭义，实偏隘而未能得当。然而其“铭者自名也”之说，则终古不刊之论也。
    是故铭文之起，仅在自名，自勒其私人之名或图记以示其所有。铭之有类于图画者乃古代图腾之孑遗，非有异义存于其间。前人不明此意，每好逞臆度，见有人形文则释为子孙，见有戈形文则说以武功，见有兽形文乃至如蛙黾之类，亦以享祀之牲牷为解。此乃蔽于后世礼家之说，随其成心而师之者矣。
    文化递进，器铭加详。入后更喧宾夺主，乃有专为勒铭而作器之事。《周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鼎彝”，此专为书约剂而铸器也。证以存世古器则如舀鼎、鬲攸从鼎、格伯簋、散氏盘之类皆是。《墨子·鲁问篇》云：“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此为记功而铸器也。证以存世古器，则如小盂鼎、宗周钟、大克鼎、兮甲盘之类正举不胜举。凡此乃彝铭之第二阶段进化也。此阶段之彝器与竹帛同科，直古人之书史矣。
    古人于文字发明之初或其尚未普及之时，并无专门著书立说之事。文字为宰制者所擅有，非寻常人所能近，能近之者，宰制者自身及其子孙姻娅也，故书说无所致其用。其有事须书，有言须记者，率临时断片为之，所谓或书之竹帛，或镂之金石，或铭之钟鼎，皆此类也。竹集之而成册，帛集之而成卷，日久而典籍以成，故古人之书乃于时辰累进中所自然集成之史也。帛之用不知始于何时，竹则自殷代以来。《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卜辞亦有典册字，揆其字形固竹简之汇集也。存世古简出自西北流沙者仅汉、晋物，殷、周古简已不可见，帛固无论矣。古之所谓金石，稍有异于后人。后人称金，指钟鼎盘盂之属，而《墨子》则以钟鼎盘盂列诸金石之外。《鲁问篇》文已如上述，其《兼爱篇下》云：“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非命篇下》亦云：“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是则古人所谓金乃别有所指，古有所谓金版玉版者殆即古之金石也。秦诏版与秦刻石即金版玉版之遗，而秦以前之物迄未有见，庸尚有淹埋于地而待人发掘者未可知也。金玉竹帛之书版虽不可见，而钟鼎盘盂之典献则优有遗存。以器而言固钟鼎盘盂，以铭而言直可称为《周书》之逸篇。《左氏》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士文伯曰“作火以铸刑器”。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是则铸于鼎器者，古人亦直称之为书矣。
    彼周秦诸子，广义而言，余谓均可称为金石学家。墨子曾通读金石盘盂之书，其言已自明。儒家典籍如《尚书》之周代诸篇及《诗》之《雅》、《颂》，余谓殆亦有琢镂于金石盘盂之文为孔子所辑录者。《尚书·文侯之命》，其文辞与存世《毛公鼎铭》如出一人手笔，而鼎铭尚矞皇过之，则《文侯之命》安知非本器物之铭？《大雅·江汉》之篇与存世《召伯虎簋》之一，所记乃同时事。《簋铭》云：“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尝簋。”《诗》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文例相同，考乃簋之假借字。是则《江汉》之诗实亦《簋铭》之一也。《公羊疏》引闵因叙曰：“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疏》谓：“周史而言宝书者，宝者保也，以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故云宝书也。”余案“宝书”当即钟鼎盘盂之铭，钟鼎盘盂为宝，故其铭称曰“宝书”。孔子与其弟子周游列国，于列国宝器必多目验，盖曾一一纪录其铭辞以为修史之资。书得百二十国，而国名之见于《春秋》者仅及其半，盖其无足轻重之文献未经采纳也。
    要之钟鼎铭文在其进化之第二阶段有书史之性质。此性质以西周遗器为最著，自春秋之中叶以降而衰微，盖竹帛之用已繁，文史亦逐渐茂密，不能为鼎彝所容也。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又如齐《国差铭》亦韵语，勒于器肩，以一兽环为中轴而整列成九十度之扇面形。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然以彝铭而言，则其第三阶段之进化也。逮至晚周，青铜器时代渐就终结。铸器日趋于简陋，勒铭亦日趋于简陋。铭辞之书史性质与文饰性质俱失，复返于粗略之自名，或委之于工匠之手而成为“物勒工名”。此彝铭之第四阶段进化，亦即其死灭期矣。
    以上为彝铭进化之四阶段，以岁时喻之当于春夏秋冬，以人生喻之当于幼壮老死，整个青铜时代之进化亦复如是。
    此文乃一九三一年纂集《两周金文辞大系》的所拟序说之一节，因嫌蛇足，未及印入。后于一九三三年出《古代铭刻汇考》时，乃收作附录以当注脚。今复转录于此。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