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女人

店主从衣架上取下几件款式不同的上装，提高了给天凤看。 
  天凤用手指捻捻料子，展开一件西服仔细审视线路，态度非常从容、自然，她既不摇头，也不点头，脸上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我留意到天凤一边说话，一边时不时地捂一捂鼻子。是啊！如此恶劣的环境对于而今的她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了。 
  10分钟后，我们匆匆告辞出来。在院子里我情不自禁地暗暗透了口长气。 
  天凤坐进车里，手扶着方向盘，脸色不无凝重地慨叹，做事真不容易啊！ 
  进北京的那年，我才18岁，身上带了5000块钱，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怀着出来闯一闯的愿望。总觉得北京那么大，又是首都，应该比家乡的机会多一些，只要自己努力做，运气好的话，兴许能争取到一席之地。况且那时年轻，自忖长得不算丑，找碗饭吃理当不成问题。这是我出门时的想法，结果到北京亲身一试，还真找不到，不是人家不用你，而是没有这个政策。碰了几回壁后，我才省悟到事情并非预料的那么顺利。 
  我出来时，只身一人，在京城举目无亲，听说过有几个老乡在这边工作，不知道怎么联系。家里人放心不下，把5000块钱缝在我的一件西服兜里，以防遇上窃贼。 
  初次出门，缺乏社会经验。火车到北京的时候，已是晚上。一出北京站，给旅馆招揽顾客的人一拥而上。我又困又乏，昏头昏脑地被人拥上了一辆中巴，又被昏头昏脑地拉到了西罗园的一家地下旅馆。 
  我平生第一回置身如此陌生、糟糕的境地，内心忐忑不安，既有一丝兴奋，又有一些惶惑，整整一夜没睡着。 
  在北京玩了几天，到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转了一圈。我便开始找工作，找了大约半个月，没找着合意的，就想打退堂鼓。 
  旅馆的阿姨问我有什么技艺，我说会缝纫，她说何不开一家服装店，给街坊邻居做做衣服，比什么都强。她婆婆是居委会管事的，可以租一层地下室给我用，并且代办执照手续什么的，只要每月适当给居委会交一点管理费。 
  我拆开西服口袋，取出备急的5000块钱，买了必需的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到工艺美术店做了一块“天凤时装店”的招牌往地下室的门口一挂，生意就算开张了。 
  起初的一段日子比较难，给人做一些缝缝补补的事，后来渐渐打开了局面，陆续接到价值高一点的衣料，由于做工精细，相应做工费高一些，当然，收入也就慢慢增加。 
  阿姨有一个外甥女，要参加北京市业余歌手大奖赛，让我给她做了一件旗袍。这正是我祖传的拿手好戏。虽然阿姨的外甥女在比赛中没有获奖，但她身上的那件旗袍却让她大出风头，引来人们的啧啧称羡。通过她的介绍，找我做旗袍的女人越来越多，生意日益兴隆，有时竟忙不过来。 
３
  我从老家招来几个同龄的伙伴，请她们帮工，一般的活儿由她们干，比如换换拉锁，改改腰身，给阿姨婶子们缝缝棉袄什么的。我只做贵重的活儿和负责裁剪，这样一天下来，也还是很累。不过，只要有钱挣，心里仍然喜滋滋的。 
  头一年，我赚了两万块钱。有了钱，就想做得再大一点。这时，恰好故宫有摊位招租，要一次性交押金五万元，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手头的钱不够。又不想坐失良机，怕人家捷足先登，到时想租也租不到了。我拍下两万块钱定金，匆匆忙忙赶回宁波筹钱。 
  家里人一听要这么多钱，十分犯难。东挪西凑了8000元，余下的只能到银行贷款。他们心里吃不准，要是赔本了怎么办？倾家荡产也还不起。 
  当时就这种情况。什么事都是刚刚起步，把握不准。不过，我相信改革开放的政策绝对不会变，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手中有了几个余钱，都想上北京玩一玩。到了北京，头一站理所当然是天安门，是故宫。 
  潇洒了一回，买点纪念品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才不虚此行。出于这种考虑，我贷了十万块钱，经营工艺品，生意还不错。 
  大概别的业主跟我是同一个思路吧，经营的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些扇子、小玉石、帽子什么的，相互竞争激烈，冲淡了生意。 
  我尝试着换一换路子，改卖服装，专卖西服。我亲手设计、裁剪，在自己的服装店里缝制，然后摆到摊位上出售。结果，赶上了西服风潮，门庭若市。 
  中国人讲究吃穿，吃，第一位，穿，第二位。吃饱了肚子，就想穿得体面一些。那几年，正是西风东渐，国人都以穿西服为荣，似乎是体现身份和气派的标志，只要经济允许几乎人人都要买一套像样的西服。 
  结果证明这个路子走对了，不到半年，我赚了十几万块钱，还清全部的债务后，还剩三万多块钱，用作周转资金，这样苦心经营了一年，局面就完全打开了。我手头的资本已拥有二十多万，仅仅应付目前的生意绰绰有余。 
  我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发展计划，在朝阳区市郊买了一间农民的私房，并迁入了户口，算是铁下心要在北京扎根，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 
  也就是这个时候，强子进入了我的生活。 
  强子是北京人，在服装学院念书，设计专业，本科，我到学院自费进修，便互相认识了。 
  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要趁年轻圆了这个梦。为了适应越来越激烈，乃至残酷的市场竞争，不致于被淘汰出局，必须掌握现代服装设计的专业知识，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时装潮流。 
  我一边经营着生意，一边上学，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早晨，我6时起床，到店里交待完毕后，去学院上课。下午到铺面上跟雇请的店员结上一天的账，每天一结。有空的时候，我就去进货。 
  有时，店里接的活儿多，实在忙不过来，强子就过来“实习”。他的设计创意常常在我这儿得到体现。他每设计出一款新式的时装，我都能及时、准确地领悟其创作思想，给他制作出成品。他的毕业作品就是我俩共同制作的，教授给了个“优”。 
  强子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家出版社的副总编，母亲是某行业报的高级记者。本来，填报志愿的时候，父母希望强子仍然从文，当记者，或者做编辑。但强子更想干实业。这是一个民主的家庭，强子最终上了服装学院。 
  一天，也就是在这里，我们伏在栏杆上往水池里投币。据说，只要一对恋人的硬币在水里叠合在一起，就能成为夫妻。 
  池子里的硬币堆积如山，表面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我俩各投了一枚壹元的硬币。两枚硬币在水里碰撞了一下，渐渐沉落水底。 
4
  强子拍打着栏杆，兴高采烈地说，叠在一起了。天凤，你应该做我的妻子。我们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强子时常说，他是时装理论家，我是实践工作者，二人的结合完美无瑕。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就不管不顾地吻我，是那种深情地拥吻。 
  这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初吻。心里有些慌乱，有些陶醉。我倚着栏杆，才勉强支撑住身体。 
  强子向我求婚，说实在的，我不敢贸然允诺。既非故作矫情，也不是对他不满意，而是担心两人的家庭比较悬珠，恐怕日后滋生变故。 
  我对他说，两人都还年轻，等干出一番事业来再结婚也不晚，强子同意了，说是先立业后成家。 
  另外，有一件事，也使我顾不上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由于生意愈来愈好，现有的那个小店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我决意盘下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 
  这是一家街道小厂，经营者思想保守，一成不变地生产老式服装，适应不了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产品严重滞销，加上管理不善，连年亏损。 
  起初，我单枪匹马地去谈判，怎么也谈不下来，强子知道后，自告奋勇地前往，没想到一谈告捷，而且一下子少了10万块钱。 
  我问强子其中的秘诀，他不以为然，说毫无秘诀可言。这种事，只能让公家吃亏，不能亏了管事的人。 
  这时，我才觉得自己多么需要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我盘下这家厂子后，征询强子的意见，问他应该怎么办，实际上是想请他出来经营。 
  强子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国营棉纺厂，效益不是特别好。厂里技术人员多，僧多粥少，人浮于事。他也觉得闷，便停薪留职来帮我经营这个厂子。他属于那种想干一点事的人。不过，他反复强调只是临时帮我的忙，随时都有可能走。我说怎么都行，去留自由。 
  这样，我撤掉了地下室的那间铺面，原来聘用的几个姐妹成了新厂的骨干，留用了老厂一部分熟练工人。我听从强子的建议，添置了最新式的现代化设备，进行流水作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上百人的厂子生产出来的产品，仅仅靠自家的一个铺面销售是远远不够的。产品开始积压，供销矛盾愈来愈突出。 
  为了避免恶性循环，强子认为必须忍痛割爱，迅速对产品进行分流，也就是说，除保留一部分精干力量生产高档西服、套装外，大部分力量应改做普通服装，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大路货”。 
  这个决定真的太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