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幽默化解困境/憨氏

有两性专家讲夫妻相处的艺术，特别交待男士们千千万万不要“婚前像动物（猛献殷勤）、婚后像植物（叫不动了）、过几年又成了矿物（死气沉沉）……”这些创意可都是最难能可贵的“人际巧连智”呢！
    美国某大航空公司为了“到底要不要将最新型的喷气引擎装置在逾龄的‘老母机’身上”，特别召集了—批顶尖的工程师前来开会讨论。
    会中论辩激烈，正反意见呈现两极化，赞成的人认为这样可以提高飞机性能、节省油料、降低噪音等；反对的人则认为飞机实在是太老旧了，装上新引擎反而浪费。正反双方激辩了半天还得不出个结论来，这时候，主席清了清喉咙说：“这些老母机就像是老祖母，替老母机装新引擎，就好比替老祖母隆乳，虽然有可能浪费，也有可能不浪费，但无论如何，老祖母一定会觉得相当高兴。”
    会场上顿时哄堂大笑，人人笑弯了腰，我们不敢保证老祖母隆乳后会不会改善她的性生活，但会议的结论出来了：将老母机换上新引擎!
    人跟人之间很多难解的习题，只要“幽默”一端上桌，统统可以把酒言欢。幽默，可以说是“人生习题”的“最佳方程式”。
    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最风度翩翩、谈吐最风趣，44岁就担任总统的约翰·甘乃迪先生也精通个中三昧，有一次，他让一大帮的记者跟随着他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到某个地方去参观视察，飞行途中，平易近人的总统与随行的记者们闲聊着，忽然有一个记者提出了个相当“尴尬”的问题，他冒失地问道：“总统先生，如果现在飞机突然失事坠毁的话，您看会有什么后果?”愉快的气氛顿时僵住了，众人一时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处置。
    好个甘乃迪，但见他慢条斯理地说：“唔，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绝对可以确定，就是明天早上的报纸一定会刊出你的大名，只不过，字体会很小。”好一记幽默变化球，高明地丢出，不但化解了尴尬，还反修理了唐突的记者一顿。
    幽默的佳肴，如果再加上“智慧的佐料”，就更上一层楼了。
    一位大老板买下了一大座美丽的花园，占地非常的广，他预计要雇用12位园丁来照顾，登报招聘后，应征信件如雪片般飞来，总共有数百封之多。
    大老板让执行秘书全权负责这件事，秘书经过初步筛选后，通知了50个人前来面试，并交待他们将平日穿的工作裤一并带过来。
    面试当日由执行秘书担任主试官，进到考场，只见执行秘书不发一语地看了看应征者，再翻一下他们带来的工作裤，就打下了分数。
    录取的12个人被通知来上班了，工作间窃窃私语，最后实在忍不住好奇心，推派代表跑去问执行秘书：“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被录取？”
    执行秘书笑着回答说：“没什么，我主要是看看工作裤上有没有补丁？还有补丁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你们的补丁都在膝盖上，所以我就决定录用，如果补丁是在臀部上，我是绝对不用的！”
    许多人最近都在流行减肥，明明已经瘦干了还要减，这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不论高矮胖瘦，自然才最美，高的人叫做“顶天立地”，矮的人称为“脚踏实地”，胖的人是“心安理得”，瘦的人就“理直气壮”，高矮胖瘦皆大欢喜啊！与人相处只要时时拿出诚意，展现创意，任谁都能采收到人生的好果子。
二、幽默的真理性
    过去许多学者对“喜剧”这一现象，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喜剧并不存在于对象之中，而只是由主体的机智和想像而加之于对象的。尚·保罗说过：“喜剧总不是包含在笑的对象中，而是包含在笑的主体中。”
    另一种观点承认喜剧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滑稽的真正领域是在人、在人类社会、在人类生活中。”但他又认为：现实高于艺术，生活的喜剧高于艺术的喜剧，艺术只能是现实的复制品，他说“现实中每分钟都有戏剧、小说、喜剧、悲剧、闹剧”，实现生活中的素材就往往“具有艺术的完美和完全”，所以“不需要任何改变”，就可以“重新”成为戏剧和小说。我们认为前者是主观唯心论的典型，后者则仍带有机械唯物论的烙印。
    其实，高级的、上乘的幽默应该而且必须具有真理性。什么叫幽默的真理性呢？首先，就幽默的源泉来说，它应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它必须是现实生活中固有的一类特殊性矛盾———丑或滑稽的真实反映，而不能是主观臆造的结果：脱离现实，闭门造车，是搞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高级幽默来的。其次，它不能只是生活中的丑或滑稽现象的直观的、不加选择的、无动于衷的反映，而必须从中提炼出耐人寻味的深刻的思想来，但这种思想是从原来的矛盾中通过深入的分析而获得的，绝非由主体的机智和想像而强加于生活的。
    总而言之，只有当幽默家具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真正的幽默感、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常的机智，他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具有重大的喜剧特征的客观事物，并通过主观努力的研究和思索，从而创造出崇高的滑稽。这些特征在此之前还被隐藏着或掩盖起来，一直没有被人发觉，可是现在却通过幽默家的发掘和创造，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在读者和观众的面前。
    因此，所谓幽默的真理性，就是幽默的真实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结合，就是幽默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的统一。如果两者都不具备的笑话，自然用不着去说了；而即使能令人捧腹但只具备一个方面的笑话，也往往进不了狭义幽默的范畴。
    明朝有一个大名士，叫解缙。他专门喜欢逗乐子，闹笑话。
    一次，和几个朋友一道走在街上，那几个朋友指着街对面店铺里坐着的一个年轻老板娘对解缙说：“只要你能前去说两句话，一句话能让她笑，一句话又能让她上火，我们就请你的客。”解缙说：“这有何难？”只见他快步走到店铺前，突然向躺在店前的一条黄狗双膝一跪，高声喊道：“爸爸，儿子给您请安啦!”
    女老板一见此状，不禁哈哈大笑。说时迟，那时快，解缙转身，又面向老板娘跪倒在地，也高喊道：“妈妈，儿子向您请安啦!”女老板一怔之余，不禁大怒，骂将起来。
    这样的笑话显然是胡编硬凑的，一个名士在封建社会怎么能干出这种事？这则笑话既没有客观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这大约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吧!”
    艺术中的喜剧是生活中的喜剧的反映，真正的幽默之花只能开放在生活之树上，它的根必须深深地扎在现实的土壤里。
    此外，有些小品虽然同样具有生活的基础，但其中有的堪称完美的主客观的结合；而有的或因客观事物的矛盾却只具有偶然性的、微不足道的喜剧特征，从中提炼不出什么深刻的思想来；有的或因事物本身并不具备喜剧特征，而笑话的编制者却偏去制造喜剧的矛盾，把喜剧的形式强加到客观内容上去，从而虽能博得廉价的一笑，但到头来在有文化教养的人眼中出乖丢丑的却正是笑话编制者本身。所以都未达到真理性的高度。
    即使运用同一种艺术技巧或方法，其作品有的达到主客观两者的高度结合，有的则否。就拿“戏仿”（Parody）这一艺术手法来说吧，众所周知，戏仿是中外幽默家、讽刺家以及一般相声演员惯用的一种方法，即把人所熟知的诗、词、成语、对联或短文等略加改动，赋以新意，使人与原作对照而产生一种滑稽感。鲁迅在《求实》一文中，讽刺国民党对日本侵略军不战而退，迁走北平的文物，同时又大叫不准大学生离开北平。文中写道：
    废话少说，只录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把崔颢的《黄鹤楼》原诗拿来一对照，就可看出其中的幽默含义。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鲁迅把“乘黄鹤”改为“骑文化”非常令人可笑，“文化”怎么可以骑呢？但荒诞之中自有可通之理：文物不就是体现文化的实体吗？这一句便暴露了国民党乘国难之机，大做手脚，损公肥私的丑恶行径，把最后一联只略微动了几个字，变成“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改得很巧，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仍旧花天酒地的腐朽罪恶的真实嘴脸，充分体现了幽默的真理性。
    抗日战争期间，峨嵋山成为旅游胜地，山顶庙中的和尚常借金顶出现的所谓“佛光”这一自然现象，大肆宣扬迷信，以骗取不明科学道理的善男信女捐献钱财。有一次，当家和尚领着游客在金顶处正“大吹法螺”，说菩萨如何显灵，和尚本身如何神通广大，不料一阵山风骤来把僧帽吹跑，和尚慌忙抢抓，但不得不眼睁睁瞧着帽子落入万丈深渊，十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