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斗/约翰.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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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李承晚听说艾森豪威尔要来朝鲜时，他宣布当选总统将在汉城受到热情接待——阅兵式、宴会、群众集会。克拉克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承晚要做的精心安排太过分了。“我还要让华盛顿完全明白，当李承晚得知出于安全考虑，当选总统将不能在公众集会上露面时，将对他是怎样大的一个打击。我知道会有反应的，李承晚的感情将受到伤害。”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新闻报导的范围。六个出类拔萃的记者将随艾克来朝，此外还有40－50名在现场的记者和其他从东京飞来的一架架飞机满载记者。 
  由于这次旅行有一定的危险性，克拉克不得不制订了保障艾森豪威尔生命安全的周密计划，同时还要帮助记者团把他这次十分重要的访问告诉全世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甚为关注。布雷德利写道：“如果事先泄露他的日程安排，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对艾克起降的机场进行空袭或派秘密小分队暗杀他。” 
  官方的迎接场面有意安排得很小。飞机于12月2日降落在朝鲜，范佛里特和克拉克迎接了艾森豪威尔，他的第一句话是：“约翰在哪儿？” 
   “约翰一大早就来，”克拉克说，并说他儿子的每一行动都受到了注意，如果让他提前来汉城，就有可能暴露整个计划。 
  翌日，在汉城的高级将领们向艾森豪威尔简要介绍了情况，然后带他参观了空军和地面战斗部队指挥部。4日又视察了一圈并听了情况简介。首先去的是英联邦旅，那天的高潮是父子俩同约翰营的战士们在外边共进午餐。12年以前，当父亲的指挥的也是第3步兵师第15团第1营。 
  在那日程繁忙的一天里，艾克亲眼目睹了业务纯熟的韩国首都师的示范表演。此间尽管天气寒冷刺骨，李承晚总统始终陪同着。 
  时间很快到了访问的最后一天，12月5日，直到傍晚克拉克才打电话给李承晚，问是否能立即见他。克拉克天黑后到达，他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于下午5点45 分准时到李承晚总统那儿与其道别。李承晚笑了，艾克的来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将向人民显示李是多么受到美国人的宠爱。 
  约定的时间到了，艾森豪威尔、他的儿子及一些官方人员出现了。李承晚与这位当选总统寒暄了几句，在艾森豪威尔准备启程时，李说：“我想让你见一见我的内阁成员。”门被打开了，里面站着一群身着自己最好的制服的朝鲜人，他们都急于见这位当选总统。 
  在第9集团军司令部，军事指挥官们向艾森豪威尔告别并目送他驱车前往机场。克拉克不知艾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当时前线有35万中国军队和14万北朝鲜军队，与他们对峙的是35万联合国军队。随着冬天即将来临，战事突然缓了下来。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在他们的坑道和地堡内过冬，不时派出巡逻队和小规模的奇袭部队，而范佛里特则想安心地坐等谈判的新发展。 
  但战俘营里，战争还在继续。11月30日共产党人声称，在过去的61天里，他们有542名战俘被杀或受伤。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一些战俘也在进行他们的战争：拒绝承认他们没有犯的罪行，勇敢地坚持他们的人权。他们不像共产党战俘，既不抗议也不使用任何武器袭击卫兵。 
  自从去年夏天以来，企图逃跑的大多数战俘都被单独监禁着，或挤在一间小屋里，服刑3个月至3年不等。与这些人呆在一起的是拒绝学习或对那些同情共产党生活方式的“进步战俘”制造麻烦而被判刑的战俘。 
  战俘中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度过了一个最惨淡的圣诞节，一位是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的参谋长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另一位是该联队的军械官罗伊·布莱少校。7月份，他们驾驶一架“山毛榉”飞机在一次非战斗性飞行中无意飞越了敌人的防线而被对方的战斗机击中。发动机被打坏，他们跳伞平安落地。 
  中国军队知道他们逮住了好东西，因为施瓦布尔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过65次夜间飞行任务并获得4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的老兵，他身着军服，随身带有军役证明卡、一张弗吉尼亚的驾驶执照、一张飞行保险票、他的全家福照片和一份飞行计划。几个月来他一直被单独关在一座朝鲜式尾檐下一间肮脏的披屋里。 44岁的施瓦布尔倍受折磨，被指控是一名战犯，给吃的给得很少，被剥夺了去像样的公厕的权利，也不给检查身体，饱受酷暑和寒冬之苦。除了一次“两周的反省期”外，他频频接受审讯，但从未受过刑。最后在12月底，这名联合国军高级战俘继迪安将军之后，在恐吓和威逼之下，不得不作了使共产党中意的坦白交待。 
   “在做出我最困难的决定以寻求唯一出路时，”施瓦布尔后来写道，“我最重要的想法是，与宁死不屈而牺牲生命或一辈子做中国共产党的俘虏相比，揭露这骇人听闻的毁谤宣传对我的国家来说更有价值，我对此毫不怀疑。” 
  他的同伴布莱也受到了紧张的审讯，但受到的对待更严厉，有时还被拷打。1953年1月初，他被关在一间没有取暖设备的泥棚里。“我只穿件单战俘服，无法暖和，几乎每天被罚立正，晚上不许躺下。不管怎样，我得在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否则会被冻僵的，因为当时的温度在华氏零度以下。我想这种对待持续了有六七天，我记不清了。由于被冻僵半截，多夜不能眠，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 
  一天半夜时分，他被带到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室，被告知他们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细菌战，并让他看了一份用英文写的限期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事实上，上面写明我知道细菌战这回事并参加了部分行动，我将被作为战犯送往中国，由一个刑事法庭审判，罪名是参加反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细菌战。它还进一步写明，如果全部招供，我将被当作一般战俘，并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被遣送回国。我又被带回了小屋，48小时内不给一口吃的，夜里还是不让合眼。” 
  最后通牒的期限将至，审讯队又回来了。布莱同意撒谎，用好几个小时重新写了口供，直到审讯官完全满意为止。“他们在决定具体让我说什么和怎么写时遇到很大困难，我没有机会反对，更没机会与他们争论。” 
  施瓦布尔写使共产党合意的供词用的时间更长，他们拍下了他看最后一份供词的照片。他的供词很机智地加进了战斗数据和听起来感到真实的技术术语。1953 年1月21日他在供词上签了字。这份口供加上布莱的供词，都可作为共产党的一大成功，因为联合国大会定于两天后重新开始，这两份重要的供词可在代表中传阅。
3 
  两周前，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曾收到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去金浦机场乘飞机回国，显然是叫他回去参加他父亲的就职典礼。这可是个不受欢迎的消息。“我刚获荣升。如果我走得太久的话，师里可能会另派人来的。”他以最快的方式给他父亲发了信，表示不同意回去。但没有回音，他很快启程回国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当选总统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迎接了他。 
   1月20日的就职典礼是在寒冷的天气和冷淡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杜鲁门严厉批评了艾克的朝鲜之行，称之为“一种煽动行为”。在那周的早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夫妇拒绝了与杜鲁门共进午餐的邀请，但那天早上他们去白宫接了杜鲁门夫妇。 
  两位男人进了艾克的高级轿车，二位夫人上了另一辆轿车。当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时，艾克问杜鲁门是谁命令约翰从前线回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总统回答说‘是我，’我真诚地感谢了他的关心。”这是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起的他们之间唯一的对话。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由世界的人民并不是历史上孤立无援的囚犯而不得不接受牺牲，因为那些把权力看得高于原则的人很快将两者都失掉。他在演说结束时说： “那么，我们寻求的和平，不止是让大炮停止轰鸣，减轻战争的痛苦，也不止是避免死亡。和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不止是精疲力竭的人们的歇脚站，它更是勇敢者的希望。” 
  在联邦火车站，杜鲁门夫妇发现有约5000名忠实崇拜者在等候他们。杜鲁门穿过人群，许多人想吻他或同他握手，不一会儿他的脸上就印满了口红印。杜鲁门和夫人终于挤到了火车跟前，他走进熟悉的后站台向人们招手致意。“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得到的最伟大的时刻，因为现在我是杜鲁门先生，一个普通的公民了，这是你们第一次送我衣锦还乡。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原则的人，这是最好的告别。和所有总统一样，他也有过错误，但即便是错了，他也仍然是密苏里独立城的哈里·S·杜鲁门。他被朝鲜战争搞得焦头烂额，部分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关的错误情报，部分是由于他坚决反对强制敌方战俘回国，还有部分原因是，世界上的所有大国还不明白，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