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斗/约翰.托兰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艾克能结束这场战争吗？”就职典礼后的游行热闹了很长时间，此后的仪式和舞会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累极了。他面临的任务还很多。“大约在凌晨1点，这长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已是美国总统的我上床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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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鲜，战争还在持续，没有大的行动，只有对双方都无益的小规模行动持续不断。在1952年的空袭中，空军和海军的飞机先后63次击错目标，范佛里特对此很不满，导致了对近期的空军轰炸技术和陆军地面战术进行测验的“鞭挞行动”。这次行动选择的目标是铁原附近的“马铃薯”高地，这是“T骨”高地以东、 “怪状前哨”以北不到一英里的敌人的一个据点。先是战斗轰炸机和雷达制导的轻型和中型轰炸机对“T骨”山地带的目标进行轰炸，随后用猛烈的野战炮火直接掩护第7师的袭击部队。 
  支援7师312团的57野战炮兵营，在总统就职典礼日向“T骨”高地倾泻了几千发直径105毫米的炮弹。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1月24日，空军对“T骨”高地投掷了136000磅炸弹和14箱凝固汽油弹，观战的有第5航空队、第1军和第7师的将军们、约12名记者。来者都发了一份6页、3种颜色的试验说明书和一份附有主要项目的“剧情说明”。这种小册子使某些记者回想起百老汇的演出节目单。 
  第二天，大规模战斗开始了，由8架F－94“雷”式喷气式飞机、每架携两枚重1000磅的炸弹拉开了进攻的序幕。它们横扫了“T骨”高地，投下了炸弹。与此同时，步兵和坦克集结待命。晌午之前，至少有3架飞机击中了敌人的目标，随后又有2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实施了攻击。 
  第一步行动结束后，第二步行动开始了，坦克隆隆前驶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攻击部队准备就绪，15辆支援坦克猛地冲了出去。按照计划，由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中的两架轰炸“马铃薯”高地，但第一架没炸中，第二架只向目标投掷了一枚凝固汽油弹。原来设想的由海军陆战队的8架“海盗”式飞机在空中表演最后一幕——在坦克和步兵前面施放一道烟雾——以失败而告终。有的飞机炸弹投早了，其它飞机则没有击中目标。 
  空袭结束后，炮兵、摩托化部队、高射炮兵和自动武器的火力向敌人的主要抵抗线发起了摧枯拉朽般的袭击。支援坦克一进入“马铃薯”高地防区就加入了炮击。现在该小约翰·阿博加斯特少尉指挥的2连2排登场了，他们将向此高地发起攻击。阿博加斯特的部队曾在相似的地形里进行过九次演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为确保成功，又增加了两个火焰喷射器小分队。 
  进攻的时间并没作具体规定，因为该排得等空中打击结束后才能发起攻击。将由2营营长发出进攻命令，但他的报话机坏了，阿博加斯特的部队出击晚了一刻钟。两个班开始登“马铃薯”高地的北尖，另两个班攻南尖。 
  阿博加斯特少尉发出一发绿色信号弹，这是让坦克把火力转向299高地的信号。2排往高地猛冲，当他们接近第一个土丘肘，上面的中国军队开始劈头盖脑地投下手榴弹。 
  阿博加斯特被击中，但还是爬了起来呼叫火焰喷射器。“我要爬上山顶！”他吼道，“谁跟我去？”而后他第二次被击中，伤着了右臂。一个士兵去帮他，但他说他只想休息。然而他已不能行动了，中士罗伯特·科菲接替他指挥。又甩下一阵手榴弹，科菲的两条腿受了伤。 
   1排开始往高地上冲，但他们很快遭到猛烈攻击，不得不找地方躲起来。“雷”式喷气式飞机试图支援，每半小时投下一批炸弹，但已经攻上高地的2排却中了埋伏。第3排向高地猛攻，但却拖着许多伤员被赶了回来。团长命令停止进攻。 
  这场大规模的表演在哭泣声中结束了。共投掷了224000磅炸弹，8箱凝固汽油弹，支援的火炮、坦克、重迫击炮和机枪、步枪还发射了150000发炮弹和子弹。中国军队损失不到65人，美军3个排共伤亡77人。“鞭挞行动”本可以无人知晓，但一位刚刚到达的记者写的一篇陆军和空军的高级将领攥着三色计划单观看一场表演的报道活灵活现地描述了这幕“剧情”。 
  敌人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此后不久，2月11日，范佛里特的职位被陆军中将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泰勒深知艾森豪威尔希望结束惨重伤亡的战争，尽快实现体面的和平。范佛里特的任期成为打一场有限战争的争论和受挫的话题。尽管如此，不管怎样，他使第8集团军做好了万一敌人或华盛颐决定发动一场全面攻势以赢得战争时打恶仗的准备。他很不光彩地离开了朝鲜，但相信他的部队是可以在1951年春天击败共产党军队的，他的反攻曾使中国人大吃一惊。他在自传中写道；“虽然我们可以乘胜前进，但华盛顿不想这么干，国务院已经让共产党人知道我们愿意在三八线解决问题。我们不但没有接到进攻行动的命令，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受到限制。即便在加强我们的防线问题上，我们也受到了在日本的远东司令部的限制，或许它执行的是华盛顿的指示。”至今仍不是没有机会，“只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给他机会，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马克斯韦尔 ·泰勒将军还是能做我可能会办到的那样，尽早抓住这个机会的。” 
  在远东没有任何达成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我已十分了解中国红军，我的判断是：如果重新召我回去同其作战的话，我会满怀信心地踏上归程的。” 
   “如果我们从亚洲的共产党那儿撤退，我们就彻底失败了。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5 
  整个2月份，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板门店的谈判帐篷里，都没有什么行动。而后在3月5日发生了一个戏剧性变化：约瑟夫·斯大林死了。《真理报》关于他的死亡的社论没有一篇提及朝鲜战争。一些专家感到，斯大林的接班人没有他那样的气概，对美国人反应的估计也不像他那么有信心，不会对美国施加太大的压力。斯大林的接班人乔治·马林科文还需要时间来建立他自己及其助手们的势力。在4天后北京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苏联大使只是简单地提到这场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已近3年的战争。 
  北京和平壤都向马林科夫表示祝贺，《真理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金日成的一段话，这段话暗示北朝鲜只希望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把朝鲜的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的人民在其无私的勇敢的战斗中并不是孤立的，”金日成坚持说，“强大的人民中国派出了志愿军来帮助我们，这种帮助是斯大林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人民的友谊的典范。”这种讽刺性语言显然很清楚地提醒北京和莫斯科，在严酷的1950年的冬天，斯大林给北朝鲜或中国的帮助很少，只是由于中国的挽救才有了今天。 
   3月15日，陷入僵局的朝鲜和平谈判有了进一步的重大突破的迹象。这一天，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上说：“目前在有关国家相互同意的基础上，没有有争议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 
   6天后，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人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这种姿态在非共产党世界的外交圈内产生了希望，这是一场真正的共产主义和平运动的开端。 
   3月26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完斯大林的葬礼后回到北京。两天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答复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要求时说，他们愿意执行日内瓦公约关于这方面的条款，再次建议恢复和平谈判。 
  克拉克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将通过板门店的联络官为交换伤病战俘进行安排，但不同意在共产党提出一揽子建设性意见或愿意接受联合国军的一项建议之前恢复全体会议。在华盛顿进行考虑的时候，周恩来发表了一项调和性声明，打开了迅速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通路，他建议“参加谈判的双方停战后，应立即遣返在彼此监禁下坚持回国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交与一中立国，以保证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这时停战之路似乎已经打通，但华盛顿的反应很谨慎。中国方面已经公开提出了执行其提出的遣返建议的详细计划，但周所说的“中立”如何理解，谁来决定不愿遣返的战俘的最后安置？ 
  中国的提议在4月份愚人节那天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马林科夫宣布，“我经授权声明，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高尚行为。”他还说，苏联政府“也相信美国政府会正确理解这项建议的。” 
  马林科夫的话进一步证明，现在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决定共产党政策的是中国，停火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由于双方互不信任，相互拖延，彼此担心，相互之间理解有误，本可在两个月内解决的问题用了两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