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宋益桥

也以那些超脱、旷达的人为洒脱：象英国诗人济慈宁愿抛掉一 
切，长时间地守在一株花旁，静观花苞徐徐展瓣，以为那是人间至乐。再如 晋代名士稚康在大树底下挥锤打铁，“浊酒一杯，弹琴一曲”，自得其乐。 
又如刘伶“止则操厄执觚，动则挚榼提壶”，一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还有
《传灯录》中所记载的：“南泉和尚问陆亘曰：‘大夫十二时中作么生？’ 陆云：‘寸丝不挂’！”寸丝不挂即是了无挂碍之谓，“原来无一物，何处 
染尘埃？”梁实秋以为这些人的“境界高超极了”，可以说是“‘以天地为 一朝，万期为须臾’，根本不发生什么时间问题。”
这样思索、参证的结果，梁实秋有似顿开迷津，对人生的体验上升到了 一个新的层次：“人，诚如波斯诗人莪谟伽耶玛所说，来不知从何处来，去 
不知向何处去，来时并非本愿，去时亦未征得同意，糊里糊涂地在世间逗留 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我们是以心为形役呢？还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 
呢？还是参究生死直超三界呢？这大主意要自己拿。”
梁实秋自从捕捉住这个天地之间最重要、最神圣、也是最神秘的命题后， 就象困顿于道路的行旅者终于找到了可以栖身的家园。他爱惜地、兴味极浓 
地玩味、咀嚼这个命题，一丝平静的、安祥的愉悦使他获得前所未有的精神 享受。有一个时期，他反复地、不厌其烦地阐发自己的思考所得，有时，连 
用语都基本相似：
“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在哪一天。呱呱堕地之时，谁有闲情逸致 去看日历？当时大概只是觉得空气凉，肚子饿，谁还管什么生辰八字？自己 
的生年月日，都是后来听人说的。
“我们生到世上，全非自愿。佛书以生为十二因缘之一，‘从现世善恶 之业，后世还于六道四生中受生，是名为生。’糊里糊涂的，神差鬼使的， 
我们被捉弄到这尘世中来。来的时候，不曾征求我们的同意，将来走的时候，
亦不会征求我们的同意。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后到哪里 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生，老、病、死的一个片断。
“‘我来如流水，去如风’，这是诗人对人生的体会。所谓生死，不了 断也自然了断，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来到这世界，并未经我们同意，我 
们离开这世界，也将不经我们同意。我们是被动的。”
你或许会嗤笑：梁实秋所讲的这些，其实不过是哲学上最浅显的问题， 浅显到几乎等于一种生活常识。是的，一点不错。但浅显的问题实际也就是 
基本的问题。基本问题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还在于，当一个人没有足 够阅历、足够人生体验的时候，是不足以与之言此的。一旦他悚然如有所悟， 
必定是在他积累了相当的人生之后。也就是说，就对人生的体验、参究而言。 这实在是较之入世未深者的一种高层次、高境界。好象是鲁迅在谈到文艺与 
政治关系的时候举过的一个例：说是楚霸王项羽在率领千军万马纵横驰骋 时，只有好勇斗狠，洋洋自得，决不会产生唱歌的闲情逸致；但到了兵败乌 
江、核下被困，眼看大势已去，到了穷途末路，可就放开嗓门慷慨悲歌起来 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鲁迅表述的意思是文艺无用，无非是弱者的自饰。但若换一个角度， 我们却不能不说，就对人生况昧的理解和体验看，该下被困的项羽，比起“鸿 
门宴”上的项羽，却是无比的丰富和深刻了。
西哲蒙田也说过：“学习哲学即是学习如何去死。”一个人若能真地做 到了了断生死，那么，在这个世上，他还有什么放不下、丢不开的呢？还有 
什么值得畏俱、忧虑的呢？恰如梁实秋所说：“人死了之后是不是万事皆空 呢？死了之后是不是还有生活呢？死了之后是不是还有轮回呢？我只能说不 
知道??我看世间一切有情，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嬗递的迹象， 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代旧人，如是而已。”他还 
以极彻底、做果决的口吻说：“如果了生死即是了解生死之迷，从而获致大 智大勇，心地光明，无所恐惧，我相信那是可以办到的。”
但我们对梁实秋的理解也只能到此为止。即是说，梁实秋伍经丧乱余痛 犹存时，开始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了一个知识分子很容易发生兴趣的命题。不 
过从后来的事实看，他并没有真正了断生死。对现实纷扰在心理上淡化了一 点是有的，真正的彻底超脱却未必。而且，在我看来，所谓真正的了生死和 
超脱，在世间一切生存观念中不就是最高明的生存观念，能做到那样境界的 人也不就是最高明的人。让我们还是归结到一句老话上去吧：凡是存在的就 
是合理的。我们不必为存在的等差而操心，我们只需尽量槁清楚：存在的依 据何在？
四、自省与怀旧
在台湾生活了一些年之后，渐渐进入老年的梁实秋在心理上发生了两个 显著的变化。
其一是增强了反省意识。 梁实秋本来就是一个偏向于理性的人，年轻时即在文学上独刺一帜地提
倡“理性”与“节制”，视以强烈感情为基础的浪漫精神若寇仇。现在，他 经历了复杂离奇的世变，有如俗话中所说的，该经的他都已经过，该见的他 
也都已见过，于是，一种自觉的反省心理不禁油然而生。
十八九岁时经历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至今在他心中仍占有极重要 的地位。所不同于当年的是，那时他是“被那时代潮流挟以俱去的青年们之 
一”，也就是说，当时仅是凭了一腔青年人特有的热情，不自觉地卷入于“时 代潮流”之中的；而现在，他声称：“事隔垂四十年，我可以冷静的回忆了。” 
梁实秋以新的眼光“冷静”地观照五四新文艺运动的结论，与当今我们 望影景从的统一看法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较大的偏离。无论是观察问题的视
角，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评价，他都另有自己的独特思路。 对“新文艺运动”，他有这样一个宏观的评论——新文艺运动是以白话 
文运动开端的。我们的文言与口语，相差过远，这当然是亟需改革的一件事。
胡适之先生及其他各位之倡导白话文，因为合时宜，所以迅速得到成功。 至今无数人都在受益。胡先生是主张渐进改良的，他并不侈言“革命”，
他在民国六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中并无“革命”字样。首先倡 言“革命”者，是陈独秀先生，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文学革命论》。胡先 
生紧跟着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加上“建设的”三字于“革命”之上， 是有深刻意义的。“革命”二字原是我们古代的一个政治术语，“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后来引申其义，应用到其他激烈改革的事情上去，如不 谨慎使用，可能流于夸大。就文学而论，自古至今，有其延续性，有所谓“传 
统”，从各方面一点一滴的设法改进，是可行的，若说把旧有的文学一脚踢 翻，另起炉灶。那是不可能的。即以文字改革而言，把文言与白话清楚的划 
分开来便是一件很难的事。对于某些人，相当数量的文言已变成了他们日常 应用的白话：对于另一些人，颇为简易的自话可能还是和文言一样的难解。 
胡适之先生写《白话文学史》是有深长用意的，他的意思似是在指出白话文 学并非是新的东西，它有它的历史传统，白话文运动只是那个良好传统的延 
长。这样解释，白话文学运动便没有多少“革命”的气息了，可是在五四之 后几年，一般青年是喜闻革命的，是厌旧喜新的，所以对于白话文学运动中 
之崭新的部分固乐于接受，而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则过分的轻视了。其结果 是近数十年来优秀文艺作品之贫乏。
在这一大段话中，除去辩证“革命”“改良”关系的内容不论外（梁实 秋如此亟亟于“革命”与“改良”之辩，其实也怀有针对性极强的良苦用心）， 
单是最后一句话：数十年来优秀文艺作品贫乏。这个说法恐怕就使我们感到 太刺耳。
但梁实秋并非故意的“标新立异”，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够“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论及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时，他说： 诗就是诗，体尽可不同，其本质无所谓新旧。犹之乎画，画就是画，无
所谓新画旧画。犹之乎音乐，音乐就是音乐，无所谓中乐西乐。但这是从艺
术的基本原则上立论。实际上，艺术作品构成条件颇不简单，历史地理风土 人情，在在都影响到诗的内容与形式。新诗与旧诗的对峙，尽管在理论上不 
可通，事实却分明摆在那里。我的意思以为，旧体诗不是不好，是我们以后 无法能再写得好??新诗如有出路，应该是于模拟外国诗之外还要向旧诗学 习。
而诗坛上的实际情况怎样呢？“旧的一派，以为白话如何可以作诗；那 简直是胡闹。新的一派则以为有了白话诗以后，如果再有人要作审音协律敷 
辞掞藻的诗，依‘文学革命，观点，都应该杀无赦。”梁实秋把这两种现象 都看作“无知”，他借用别人的话说：前者是“顽固的无知”，后者是“幼 稚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