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学生

就这样，两个人省吃俭用，一直撑到寒假到来，然后用尽剩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两张返乡的火车票。
  这次回到村口的时候，正值拂晓之前。崔思鸥抬头看去，天还很黑，灰白的冷月嵌在高空，四周围着几片慢慢游走的黑云。习习的清冷的晚风从西北方向阵阵吹来，吹得周围一片寥静，只有在那邈邈的远处，偶尔飘来几缕微弱的好似机器运作翻腾的声音。崔思鸥再看看女孩――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侧，“咻咻”地呼吸着，嘴里溢出丝丝的白烟。他这时突然感到，身边的这个人就像是一枚小小的太阳，无论他走到哪儿，她总会给自己的心田带来光明和温暖。他情不自禁地狠狠地将女孩搂了一把，然后，两人就在村口分开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母亲唤崔思鸥一同去村里的供销社买年货。在路上，崔思鸥开玩笑说：“嗳，妈！你还没给我买新衣服呢。”
  母亲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买什么新衣服？不过压岁钱还是有的，我都给我孩儿准备好了。”
  崔思鸥说：“算了算了。你每年给的压岁钱就那么十块八块的，我都不惜要了。”
  母亲说：“那不行。就是一毛钱，我也得给，你也得要。这些都是有说项的。”
  两人说说笑笑地来到供销社。母亲买一件东西，崔思鸥便帮着提一件。这时，崔思鸥见社里有几个妇女簇在一起，一边挑东西，一边叽叽咕咕地议论说矿上怎么怎么。崔思鸥问母亲说：“妈，咱村又出什么事了？”
  母亲说：“大过年的能出什么事！小孩子家老瞎操些什么心……嗳，你看看就买这张年画吧？”
  崔思鸥看时，见母亲手里正拎着一张毛泽东的头像上下打量。画像的印刷质量很差。
  崔思鸥说：“这张画像印得不好看，都走样儿了。还是买张山水画吧，那看起来喜庆。”
  母亲突然在崔思鸥的脑瓜上轻轻地拍了一巴掌。说：“乱讲！毛主席的像哪有不好看的！”接着把嘴凑在崔思鸥的耳边小声地说：“对毛主席可不敢胡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现在已经是咱们的神了！”
  母亲一边端详着画像一边对崔思鸥说：“我们小的时候，每天上学前都要在毛主席的像前举着拳头发誓：‘毛主席，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作您的好学生。’我打算把这张像买回去贴在你的写字台前，让你天天看着毛主席，好认真刻苦地学习。”说到这儿，母亲又对崔思鸥耳语道：“文革时，咱们这里闹旱灾。你姥姥埋怨说：‘今年这红红的太阳把我的庄稼都烧死了！’当时，就有人向组织里告状并质问你姥姥说：‘毛主席就是太阳。你骂太阳，难道不是变着法儿地骂毛主席吗？’结果，你姥姥让人给批斗得寻死来觅活去，上了好几次吊呢。你们这辈年轻人啊，什么都没经历过，想起个什么来就敢说什么。要是再来一场什么运动，到时候，你们哭都来不及了。”
  ……
  大年三十那天，虽然村里的各家各户都张灯结彩，披红挂绿。但人们全都守在自己家里安安静静地过了年。到了正月里，人们才活跃起来。一时间，访亲的访亲，造友的造友；今天有饭局，明天赴聚会。整个村里热闹非凡。
  正月初二那天，一大早就有三个男人来找崔思鸥的父亲打麻将。其中的一人，个子矮小，身体滚胖，在村里当播报员，平日里就在喇叭里喊一些国家政策或文件精神。第二个人，个子较高，身体清瘦，一直是本村的小学教师。第三个人的个子中等，不胖不瘦，在村子里包有一个小小的矿坑，多少算得上是村子里的富人。
  这三个人都是崔父的小学同学，彼此非常要好。四个人在平日里都各忙各的营生，每年在正月里便抽空聚在一起打上几回麻将。按辈分，崔思鸥见了这四个人都唤作叔叔或大伯的。
  四个人开摊后不久，便有两个邻居闻声过来看牌。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属于崔思鸥的爷爷辈儿的。一个是三十出头的妇女，平日里崔思鸥唤她叫婶婶。一时间，一屋子的人就着麻将牌说说笑笑，指指点点，气氛好不热闹。过了一会，几个人在东拉西扯的闲聊中就谈到了矿上的事情。
  崔思鸥的父亲问:“黑三一点都不能动了？”
  矿主说：“脊梁骨都被砸粉碎了还想动个什么？！整个人都瘫了。唉！年前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呢。”
  崔思鸥的母亲说：“真可怜啊！像那模样还不如给人家死了算了。他现在弄得个老婆一步也离不开身，每天里又是喂饭又是喂水的。听说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一不注意就往炕上屙屎拉尿。现在弄得一间房子臭气熏天，除了他女人谁也进不去了。”
  邻家的妇女说：“可不是。现在除了他老婆，其他的家人和亲戚谁不说黑三是个累赘？都说是死了倒好倒干净，不死反而苦了他老婆。连黑三的六岁的儿子在外面都学着家里人的话这么说。”
  教师问：“赔钱了吗？黑三是在崔财的矿上干的吧？”
  矿主说：“听说给了黑三两万，但还有纠纷。这人要是死了的话也就赔俩钱就能了了的事。但现在把人弄了个半死不活可不就麻烦了，说不定崔财还得给黑三养老送终。出事那天崔财就盼着黑三死呢，这给他留一辈子的心病和麻烦。崔财这小子也是背运，去年幸幸苦苦包了一年的矿就因为黑三这事怕是挣不了钱了。”
  教师问：“还有什么纠纷？村里的领导们怎么说？”
  播报员说：“嫌钱少……领导们怎么说？当官的当然是希望尽快息事宁人，免得让上面知道。听说这几天主任正在做崔财的工作，让他再多掏五千。出了这事，谁也没当官的急。”
  矿主说：“看看，现在的官就是好当。每年一到正月就拍卖矿山，坐收现金。这么一下子就把一年要搜罗的钱攥在手里了。平日里一个个都闲得悠哉游哉的。矿主们拿钱养活他们，出了事还得由矿主们自个儿掏钱摆平，一点作用都不起。不说逢年过节地还得给他们送东西！”
  崔思鸥的母亲说：“你们不要说了，小心让人听去了到领导那儿返闲话，到时候你那矿坑就甭想开了。”
  屋子里的人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儿，崔思鸥的母亲又感叹地说：“想想也是黑三的命不好。”
  老汉说：“什么命不好？我看都是他自己造的孽。那家人就不地道，逢年过节的时候经常忘了给神上香。大概把神都惹怒了。”
  妇女说：“就是。当时坑里有三个人，冒顶后其他人都没事，光把他给砸了个半身不遂。谁知道他在暗地里做过什么坏事？”
  崔思鸥的父亲说：“什么年代了还说神道鬼的。你们说崔财的那么大个坑窑里连一个像样的支架都没有。架空的东西它能不塌吗？”
  矿主说：“那窑子是很大，我去看过。大铲车进里面拐个大弯儿都行。”
  教师说：“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有问题。现在的矿山虽说是国家、集体所有，但都是私人承包。这一承包和私有有什么区别？不对！比私有还严重。如果这矿山是私有的，比如说是你家的，你为了长期利用还会在安全和管理方面多少花点工夫。现在的私人承包期限，短的只一年，长的也只有三到五年。矿主们觉得这矿山也不是自个儿的，几年以后就脱手了，所以就能挖一处是一处，能抠一点是一点。把一个坑挖得到处都有危险。他们哪管下届来的人还能不能挖！再说，现在是有钱了就能承包，也不说他的教育程度怎样，所以这安全隐患肯定是避免不了。我不是说是以前吃大锅饭的制度好，但现今这制度多少得改进改进。”
  崔思鸥的父亲说：“的确，这矿山一旦被私人承包就没有了正规的组织管理。现在的矿主们都是赚了钱为原则，怎么赚钱怎么挖。于是坑是越挖越深，但谁也舍不得花钱搞安全设施。说实话，现在很多的矿主都黑了心了，明知有危险也要赌着工人的命去干的。”
  矿主突然变得面红耳赤。崔思鸥的母亲给崔父使了个眼色，让他不要再说下去。
  播报员接着说：“也就是。当官的也不是不知道这个理儿。但你一说吧，当官的就说这是按国家政策办事，他们也没办法。”
  “嗳，该你了。”
  “出牌出牌……快出牌。”
  ……
  麻将摊上的谈论对崔思鸥很有触动，使他突然产生了要承包一个矿坑的意识。他把这个想法说给父亲商量。没想到父亲丝毫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些反感。父亲说：“咱这种人家哪来的钱包矿？！”
  正月初五那天，崔思鸥参加了小学同学的聚会。做庄的是崔财的儿子崔旺年。到场的有二十几个人，除了两三个人还在上学外，其他的人都参加工作好几年了。
  开席之前，一屋子的人磕着瓜子，说着低俗的笑话。其中有一个人提到了矿上的事情。崔旺年愤愤地说：“当时冒顶的时候吧，坑窑里的其他人觉察到不对劲就都往外跑。只有黑明明他爹黑三耳朵背，反应也慢，所以才让石头给砸了。你们说这怨谁？我爹好心给了他家两万他家竟然还嫌少！”
  这时，酒和凉菜先送上桌来，于是一桌的子人便喝起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