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与世宗意见不合的首辅杨廷和提出辞呈，世宗表示同意。随后，世宗调张璁、桂萼等赴京主持集议之事。200多名朝官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不肯退让。世宗非常恼怒，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称号应该马上改，你们眼中没有我这个君，难道还让我没有父亲吗？毛纪等人听后惶惧而退。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礼部照旨更改尊号，使得朝臣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机，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号召群臣伏阙请愿。朝臣200多人齐刷刷跪伏在左顺门下，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请愿的官员姓名全部登记造册，然后按名册进行大逮捕。先将为首的八人下狱，又将134名五品以下官员下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以后，作出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17人惨死杖下。这就是有名的“左顺门事件”。
  此后，又围绕祭祀典礼及将兴献皇帝按昭穆序列祭入太庙，加庙号为睿宗等问题又进行了近十年的争论，在礼部尚书夏言和严嵩的主持下，世宗终于如愿以偿。朱祐杬生前虽未身为天子，但因为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做了皇帝，作为一位死去的天子来尊崇的一切尊号、徽号、典礼皆已齐备。世宗对父亲的追尊已是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已登峰造极。
  原来的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1524年，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并将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在明世宗的亲自安排下，开始了长达46年的显陵建设。
  随着议礼的进行，朝廷两派宗法理说之论争已经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世宗以议礼态度作为标准，来划分界限，统治集团的组成相应发生变化，反对抬高朱祐杬地位的阁臣元老权力日益丧失。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科进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务，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明代后期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嘉靖大礼议(2)
  世宗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投入到议大礼上，绝不仅仅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嘉靖则借大礼议风波加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昏庸统治。
万历朝“国本”之争
  “国本”，就是太子；“争国本”就是万历年间围绕解决立太子的问题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
  神宗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洛年长，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神宗把誓言写在纸上，放在玉盒里，交由郑贵妃保管。
  但另一方面，废长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担心群臣反对。朝臣果然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
  首辅申时行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疏》，拉开了长达近30年的波及整个朝廷的国本之争的序幕。
  申时行的奏请立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共鸣。各部府司道诸衙门都纷纷上章奏请。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人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这四人严厉降处。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又上奏章，指明神宗有“酒色财气”四病，深得群臣赞同，又受到大学土王家屏等阁臣的袒护。此后，申时行、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人除了继续陈请早行册立之外，还陈请神宗对朱常洛及早进行“预教”(出阁读书)，这个“预教”，其实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旦举行，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神宗无奈，不得不表态：第二年就举行建储典礼。但一年过去了，神宗仍找各种借口拖延，朝廷内外纷纷传言神宗将废长立爱。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待以后再从三人中选有才能者立为太子。王锡爵遂即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朱常洛，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却告谕礼官，同时将三人封王。这个谕旨一出，立即受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对，群情激愤，反对“三王并封”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有上百本。当年闰十一月，经过群臣反复执争，神宗被迫答应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阁讲学，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胜利。
  神宗迫于群臣的强大压力，被迫放弃了“三王并封”的谕旨，但又抱着“待嫡”之说不放。后来经过群臣连续八年之久的几百次顽强的奏请，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
  但是，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遗训，藩王被封后，必须立即就藩之国。但是，福王被封后十多年，一直留在京师，不之国。福王不之国，太子的地位就不稳定。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朝廷大臣奏请福王就藩之国的奏章不断，万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万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为期，但又同时提出条件，福王庄田要达到四万顷。然而，又无法凑足四万顷之数，朝廷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上书反对，万历皇帝被迫让步，减为二万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长孙由校(常洛长子)也已九岁，神宗看废长立爱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才将朱常洵封国洛阳，满朝文武才如释重负。沸沸扬扬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至此告终。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开始，满朝文武为了使朱常洛能够册立为太子，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处的沉重代价，前后苦争了15年，护卫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万，才得以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并终于继承了帝位，可见这场“争国本”斗争的艰巨与惊心动魄。明末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场“国本”之争有关。因此，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是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晚明三疑案(1)
  明朝到万历皇帝的时候，已经十分衰败。朝廷后宫内却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发生了三桩疑案。这三个案子分别发生在三个皇帝在位期间，即神宗朱翊钧朝的“梃击案”和光宗朱常洛朝的“红丸案”和熹宗朱由校朝的“移宫案”。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端午节前夜，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到第一道宫门，见只有两名老宦官守门，举棒打伤其中一人后直闯入宫，又闯过第二道宫门，直到殿檐下，拾级而上，试图加害太子。这时，太监韩本用发现有异常动静，便大声呼喊，七八名宦官蜂拥而上，将张差捉住，当即便将该犯交东华门守卫监收。
  慈庆宫正门万历皇帝得知，下诣将张差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万历皇帝报告道：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举止行为看起来像个疯子，但又颇为狡猾，还得严加讯问。万历皇帝下诏将张差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再次提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他一个斩刑。提牢主事王之寀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便私下里审问张差，张差说出是宫里的太监庞保、刘成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王之寀便将张差这个口供汇报给了刑部侍郎张问达。
  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舆论哗然。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属个人行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后来，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是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
  看起来，此案与郑贵妃有牵涉是肯定的了。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后来，万历皇帝只得亲自出面来平息此事，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拉着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常洛很孝顺，我非常喜欢他。你们这些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我们父子！”他又对朱常洛说：“把你心里的话，都告诉他们吧。”朱常洛只得说：“张差是个疯子，赶快把他处决吧！外面的议论都是不应该的！”事已至此，群臣自然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