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其实正是这些我不清楚的新名词给我提供了了解这几十年来美国这些学科变化的钥匙。举个例子来说，谈话中常常出现model(“模式”)那个名词，我越听越糊涂。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座谈会上，我就开门见山地捅出这个名词来要求他们讲解。我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们讲type(“类型”)。我用我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类型”是怎样建立的，又怎样用比较方法找出不同的“类型”然后研究它们之间异同的原因，即找出那些变数引起各类型的差别。我在过去的著作中所用“江村”、“禄村”、“易村”等等都是中国的不同农村类型的名称。我所说“类型”和现在西方社会学者所说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呢？
    经过在座的六七位同行的热烈讨论，我逐渐自以为领会了“模式”的意义。从字面上说“类型”和“模式”似乎是差不多的东西。它们都是研究者应用来进行寻找社会变化规律的手段；都是一种概念结构，从具体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概括。但是两者所用的方法不同。模式是从一套虚构的前提出发，用演绎法严格的推理，得出来的逻辑结构。简单地说，如果在某些事实的前提下，比如某某地方(它的条件是如此如此)引进了一个原子能工厂(它的条件是如此如此)，这地方在某一方面(如人口结构)将会产生什么变化？在这个课题下，研究者就得分析其中种种可变因素之间的变动关系，得出种种可能的结果。从命题到结果，整个是假设性的，以这种模式作为范型来测定现实的事例，推测它会出现的结果。在处理为数众多的可变因素的动态关系时，需要相当复杂的公式，只有利用电子计算机才能进行演算。所以相应地发展为数理社会学。
    这显然和我早年用“类型”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类型始终是实有的，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类型是归纳的结果，是经验和实践的总结。通过比较各类型的异同找出其间存在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人们按照客观规律行事。
    前者，我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而后者是实验主义的方法。实用主义本来是美国的产品，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新的技术发展下进一步影响着当前美国的社会科学。上述那种所谓“模式”，实际上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在帮助企业及政治机关作出行政决定上是有用处的。比如探索各种能源的使用对社会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的系统比较，对能源选择是很具说服力的；又如测定行政效果的研究对改进社会福利措施发生直接的作用。这些尽管是实用主义的性质，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到兰德公司参观时，他们特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主要是介绍他们正在进行的测定医疗补助计划的效果的研究工作。医疗补助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实行的一项社会福利工作，按这项计划的规定，凡在贫穷线之下的人，有疾病，可以得到政府补助，到公立医院治疗。为此联邦政府每年要支出几十亿美元。政府支出了这大笔钱，必须向国会作出交代，究竟收到多大效果。兰德公司承包了这项研究项目。这一类的研究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理论，但是牵涉的面广，疾病种类又多，要处理的资料数据是很繁重的。他们一共只有几十个调查员，按规定要及时提出研究结果，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便做不到。
    上述这类应用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电子计算机普及的结果之一，但同时却使知识商品化的风气日益深深地侵入了社会科学的领域。
    最初，如上所述，在科技领域里政府为了要实现各项有关国家安全的计划，动员全国科学家各就所长承担研究任务，研究费用自然由国家负担。这种由出资的方面提出任务，由科学家承包的办法逐渐改变科研的性质。过去是科学家提出研究课题，向各种基金会申请资助。基金会当然可以根据某个集团的要求，通过给不给资助，来左右科研的方向和内容。但这种控制是间接的，而且当时的学术界还标榜着崇尚独立研究。现在在应用科学的牌子下，这些也可以不再讲究了。知识实际上已成了商品，甚至开公司，接受定单，按工议价。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怪新鲜的事情。
    回想起四十年代我初访美国，当时罗斯福起用一些教授到政府里去当官，“智囊团”还是个新名词。这些“学而优则仕”的人物当时还被那些政党头儿侧目而视。罗斯福的“新政”后来被搞臭了一阵，那些新政人物灰溜溜地回到大学里去，流行着“书生论政，害大于利”的论调。现在谈起这些往事，当年的智囊人物不免有“白头宫女”之感了。
    现在，以社会科学来说，实力最强，水平最高，人才济济，著作最多的学术机关，已经不是那些名牌大学，而是布鲁金斯学会、司密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兰德公司等等实际上为政府服务的研究机关了。这些高级研究机关当然至今还都自称不是营业性的，但是它们都承担约定的研究项目，接受约定机关的资助，其中政府“定单”占重要部分。兰德公司原是战时空军的研究机关，战后取得独立的法人身分，所以称为“公司”，实际上和前身究有多大改变，我并不清楚。它研究的项目都是与当前国防、外交相联系的重要课题，比如对苏联国防实力的估计、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等等。
    社会科学与实际问题联系并非坏事，实用主义也要看为谁实用，但是应用科学冲淡或冲走了理论科学则可说是遗憾。当前美国社会科学的特点，也许可以说是见树不见林，重资料而轻理论，好“微观”而避“宏观”，搞具体实际问题而不接触全面、系统的根本问题。这些在我看来和知识商品化是有密切联系的。
    社会研究成了一个新型的服务行业。它可以为政府服务，有如上述的这些名牌研究机关。也可以为政党竞选服务，有如那些民意测验机关为政客们提供资料来决定他们竞选方针策略，甚至演说口径。它们也可以为那些饮料公司服务提供广告效果测定。这一行道似乎正在走运看涨。据说美国的社会科学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有过一个繁荣时期，最近才和美国经济一样有走下坡路的趋势。
    也许在这里要补充一句：我是从电子技术讲到社会科学的。电子技术对社会科学的直接影响当然是有的，也相当大，但是社会科学中应用压倒理论的趋势当然不应当由电子计算机来负责的。这里因素比较复杂，值得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和分析。
     
    编者按：费孝通同志的《访美掠影》                                         将在三联书店出版。
费孝通
美国文学界的一场大笔战
    美国文学界近来正在酝酿一场大笔战，内容是有关小说艺术的本身。引起这场笔战的是新兴小说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他最近由克脑夫书局(Alfred  Knopf)出版了一本叫《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的书，原意是指导习作者如何创作，却顺笔对几乎全部美国当代作家作了体无完肤的攻击。这就引起了其他小说家一致反攻，搞得很热闹，看来以后还有好戏。
    加德纳本来已说过一笔抹杀美国当代的小说艺术的话：“所有的当代小说，几乎都是内容空洞，为了赚钱，道德败坏的。”那是在他于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另一本《论道德小说》(或译寓意小说？)中说的。他明知这句话会引起文学界的反感，却还说：“让我宣布一场全面大战——不是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大战，而是历来真假艺术家之间的大战。”其他作家还没有应战，他如今又在新著中指名道姓，逐一批评一些名作家，这不仅刺痛了这些作家，也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加德纳认为在世的美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得上是个重要作家。他攻击约翰·巴斯、唐纳德·巴塞尔姆、威廉·格斯、斯坦莱·埃尔金和已故的弗拉杰米尔·纳布科夫，只对“新奇玩艺儿”有兴趣，着重用字的推敲，但忽视他们书中角色的道德与感情问题。他指责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约瑟夫·海勒对他们的角色甚至毫不关心(加德纳认为这是小说家的一个最致命的过错)。他批评索尔·贝娄是“自我纵容的卖弄哲理”，托马斯·品钦的作品充满“装模作样的绝望”。他又说：
    “厄普代克的作品修改得不够。他并不是非要每年出版一本书不可。他虽然连续出书，但并没有把他要说的话说完。他的角色都是一个模型，无从区别。”
    “马拉默德是个大创作家。他写作极为认真，但他的小说继续不断的被吹垮。”
    “梅勒迷失了路。他有热情，也有理想。但他只注重穆罕默德·阿里(美黑人拳王)、玛丽玲·门罗(美性感女演员)或自己的母亲这类人物，找不到其他角色。”
    “约瑟夫·海勒只写方程式(公式化？)喜剧。他很聪明，故有时也相当认真。但他对善与恶，没有认真的话要说。”
    他甚至攻击《纽约客》这家美国刊登短篇小说声誉最高的杂志说：“《纽约客》使我生气。这家杂志现已变得廉价和时髦，好象纽约派的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