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我在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市那儿认识一位，他叫斯科托，可警察们大多称他斯科罗托。有些人甚至干脆就直接叫他阴囊① ，但我估计这么叫的人一定得是他的铁哥儿们，要不然非出事不可。
  韦克斯勒的体格像头小公牛，孔武有力，矮矮胖胖的。因为长年抽烟喝威士忌酒，嗓子已渐渐受到损害。我跟他见面的那几次，他那张刀条脸看上去总是红红的。我记得他喝加冰的占边威士忌。我一直对警察喝什么酒感兴趣。这能看出警察的许多情况。他们像韦克斯勒那样喝纯的威士忌时，我心里总想：也许是他们见的事情太多，次数也太多，而大多数人连一次也绝对不可能见到的。那天晚上，肖恩喝的是淡啤酒，不过他毕竟年轻。虽说他是人身攻击组的头儿，但他至少比韦克斯勒年轻十岁。再过十年，或许他就会跟韦克斯勒一样，那副药里除了冰块什么都不加，就那么吞下去。但现在，我再也不可能知道究竟会不会这样了。
  驶出丹佛的一路上，我大半时间都在想着在来几品脱的那一晚。倒不是说那一晚出了什么大事，只是跟自己的哥哥在一家警察常去的酒吧里喝喝酒罢了。而那就是在特里萨・洛夫顿一案之前，我们之间最后的好时光了。一想到特里萨・洛夫顿，我就仿佛重新沉入了水族箱。
  但现实还是会透过玻璃，钻进我心中，那样的时刻，沮丧沉痛之感就会攫住我。三十四年的生活中，我头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楚。姐姐去世那次都不是这样。那时我还太小，无法切实体会萨拉之死带来的悲伤，甚至无法理解一个生命中途夭折的痛苦。这一次，我很悲伤，因为我事先甚至不知道肖恩已经如此接近他的忍受极限。他喝的是淡啤酒啊，而与此同时我认识的其他警察喝的都是不兑水的威士忌。
  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悲伤是多么自怜自艾。事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没怎么认真倾听对方的心声。从很早的时候起，我们俩便走上了不同的路。每次想起这一事实，悲痛的周期就会重新开始。
  有一次，我哥哥告诉我关于极限的理论。他说，每个处理凶杀案的警察都有个极限，问题是达到极限之前，谁也不知道极限在哪儿。他说的是见过多少具尸体。肖恩相信，每个警察能够忍耐的数目有限。每个人的数目都不一样。有些人很快就到了极限。有些人则处理了二十桩凶杀案，却离极限还远着呢。但是，极限数字是存在的。到了这个数，你就到顶了。你调到档案部，你交出警徽，你总得做点什么，因为你再也无法多看一具尸体了。如果你还看，如果你超过了极限，那么你就有麻烦了。你到头来说不定会自己给自己来一枪。肖恩就是这么说的。
  我意识到，另一个警探，那个叫雷・圣路易斯的，对我说了什么。
  他从前座转过身来望着我。他的块头比韦克斯勒大很多。就算在昏暗的车内光线下，我还是能看出他那张粗糙的脸上的痘疮。我不认识他，但其他警察在我面前提到过他，我知道他们管他叫大狗。我第一次看到他和韦克斯勒在《落基山新闻报》的大厅等我时，我就以为他们俩是马特和杰夫①的完美翻版。他们俩活脱脱是夜场电影中走出来的。黑色长大衣，礼帽。整个场景就该是黑白的。
  “听到了吧，杰克。消息由我们告诉她，这是我们的工作。可我们还是希望你在场，算是帮我们一把。要是情况棘手，或许你还得待在那儿陪陪她。你知道，说不定她需要身边有个人什么的。行吗？”
  “行。”
  “那就好，杰克。”
  我们这是去肖恩家。不是丹佛市内那套他和其他四个警察合租的公寓（这样一来，他在城市记录上就是丹佛居民）。他家在博尔德城，我们敲门时，他妻子赖莉会来开门。我知道，不需要有人向她透露消息。只要到了那一刻，她打开门，看见我们三人站在那儿，没有肖恩，她就会知道出事了。每个警察的妻子都会明白的。她们一辈子都在为这一天提心吊胆地准备着。每一次响起敲门声，她们开门时都以为是死神的信使站在那儿。这一次是真的了。
  “你知道，她会明白的。”我告诉他们。
  “也许吧。”韦克斯勒说，“她们总是能明白的。”
  我懂了，他们希望赖莉一开门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样的话，他们这份活儿就会容易些。
  我垂下脑袋，下巴抵着胸脯，手指伸到眼镜下掐着鼻梁。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了我自己所写的报道中的一个人物――展示悲伤和失去亲人的细节，那是我竭力发掘得到的，只有这样，我才能让一篇在报纸上占三十英寸版面的报道看上去意味深长。
  一阵羞愧之情涌上心头――我想起自己曾经给丧夫的寡妇、失去孩子的父母打过的那些电话。还有刚刚自杀的人的兄弟。是的，这种电话我确实打过。我想，没有哪类死亡事件是我没写过的，桩桩件件，无不使我成为一个刺探人们的痛苦的闯入者。
  您现在有什么感觉？一个记者惯用的句式。第一个问题总是这个。如果太直接，则改用以同情与理解作为掩饰的句子――其实我并没有的那些感情。这种冷漠的行为在我身上留下了一处印记：左颊上一道细细的白疤，就在胡子上面一点。这是一个女人手上钻石订婚戒指给我留下的，她的未婚夫死于布雷肯里奇的一次雪崩。我用那句习惯的开场白问候她，她的回答是反手一掌扇在我脸上。当时我才干这一行不久，还觉得挺委屈。可现在，我把这道伤疤视为一枚勋章。
  “请靠边停车。”我说，“我想吐。”
  韦克斯勒一个急刹车，驶进紧急停车道。车子在黑冰上有点打滑，但他马上控制住了。我没等车子停稳便拼命想开门，可门把手就是不动。我意识到，这是一辆警探开的车，大多数时间，后座乘客是嫌犯和囚犯。后车门装着由前座控制的安全锁。
  “车门。”我好不容易才憋出这两个字。
------------
《诗人》 死亡是我的领域（2）
------------
  车子终于停稳了，韦克斯勒打开安全锁。我打开车门，探出身去，吐在肮脏的半融化的雪地上。肠胃猛烈地抽搐了三次，整整半分钟，我一动不动，等待着第四次。但只来了三次，胃里已经空了。我想着这辆车的后座。供嫌犯和囚犯乘用。看来我是二者兼备：没有尽到兄弟的责任，这方面，我是尚未定罪的嫌犯；同时过于矜持，成了自尊心的囚徒。至于判决，不用说，当然是终生监禁。
  呕吐之后，身体轻松了，这些念头也迅速消失。我小心翼翼地跨出车门，走到柏油公路路边。汽车一辆辆驶过，二月飞雪中，车灯照耀下，汽车尾气映出亮晶晶的彩虹。我们停车的路边似乎是个牧场，但我不知道这里是哪儿，刚才没留意我们已经朝博尔德城开了多远。我摘下眼镜和手套，塞进大衣口袋，蹲下身去，从脏乎乎的表面积雪下挖出干净的白雪。我掬了两捧冰冷、洁净的雪粉，捂在脸上搓揉着，直到皮肤感到刺痛为止。
  “你还好吧？”圣路易斯问。
  他也下车了，在我身后提出这个蠢问题，跟那句“您现在有什么感觉”相去不远。我没理会他。
  “走吧。”我说。
  我们上车，韦克斯勒一声不吭，将汽车驶进高速干道。我看见一块去布鲁姆菲尔德的出口标示牌，这才知道我们已经开了一半路程。我是在博尔德城长大的，博尔德城与丹佛市之间这三十英里我跑过上千次，但现在，这段路看上去如此陌生。
  直到这时，我才头一次想起父母。他们会怎么面对这件事？肯定是冷静沉着。无论什么事，他们都是这种态度。他们从不讨论这种事，只是继续生活。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萨拉的死，而现在，他们又将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肖恩之死。
  “他为什么这么干？”几分钟后，我问。
  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一言不发。
  “我是他的弟弟。看在上帝份上，我们是双胞胎兄弟！”
  “同时还是个记者。”圣路易斯说，“之所以带上你，是因为我们希望赖莉身边能有个家里人，她也许会希望有个亲人陪着她。你是唯一一个――”
  “我哥哥他妈的自杀了！”
  这句话嗓门太大，有种歇斯底里的味道。我知道，警察向来不吃这一套。只要你开口大喊大叫，他们就会闭上嘴巴，冷淡下来。我降低声调，接着说：
  “我想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他妈的不是想写一篇报道，耶稣啊，你们这些人简直……”
  我摇着头，把剩下的话咽了下去。要是继续说下去，我可能会再一次爆发出来。我凝视着窗外，已经能看到远处博尔德城的灯光了。真多啊，比我还是个孩子时多得多。
  “我们还不知道原因。”半分钟后，韦克斯勒终于开口了，“行了吧？我能说的只是，这类事儿免不了会有。有的时候，当警察的受不了这份工作带来的那些烂事儿，麦克没准儿就是受够了，谁说得清？他们正在处理这个案子，等他们弄清了，就会告诉我，而我会告诉你。我保证。”
  “谁负责这个案子？”
  “公园那一带的分局把案子转到局里，特别科正在办。”
  “特别调查科？你这是什么意思？警察自杀的案子不归他们管呀。”
  “一般情况下不归他们管，由我们负责，人身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