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我则在纽约和巴黎瞎混了几年，后来才走上念全日制大学的路子。我本想当个作家，结果却干上了报纸。我总暗暗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但十年来，我一直这样告诉自己，恐怕今后仍会这样。
  旅店房间里的那一晚，我久久注视着镜中的形象，但最后既没有剃掉胡子，也没有剪短头发。我不住想着躺在冰冻泥土里的肖恩，感到胃里像打了个死结。我决定，我死后一定要火葬。我不愿意在冰下长眠。
  让我最放不下的还是那句话。警方的正式说法是这样的：离开斯坦利饭店以后，我哥哥驾车穿过埃斯特帕克镇，来到贝尔湖。他停下警车，让引擎继续转了一会儿，也没关暖气。等驾驶室的热气在挡风玻璃凝上一层雾以后，他欠起身，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在玻璃上写下那句话。他是反着写的，让人能在车外读到。这就是他留给包括父母、妻子和双胞胎兄弟在内的人世的遗言：
  摆脱空间，摆脱时间。
  我不懂。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他下了一个最绝望不过的结论，却不愿意先跟我们探讨一下。他没有向我求助，也没找父母或赖莉。或许我们应当先伸出援助的手，在知道他内心的创伤之前？独自一人驶在路上时，我得出结论：这是不可能的。他应当先向我们求助，至少应当做出这种尝试。他没有这么做，于是剥夺了我们援救他的机会，也使我们陷于痛苦和自责，无法自拔。我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愤怒。因为他对我做的这种事，我生他的气，恨我的双胞胎哥哥。
  但生死者的气是很困难的，我无法长时间对肖恩恨恨不已。消弥怒火的唯一办法就是怀疑警方的说法。于是，这个循环便周而复始持续下去：否认、接受、愤怒。否认、接受、愤怒。
  在特柳赖德的最后一天，我给韦克斯勒打了个电话。听得出来，他并不乐意听到我的声音。
  “你们查出肖恩那个线人是谁了吗？就是跟他在斯坦利见面那个。”
  “没有，杰克，运气不好。我告诉过你，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转告你。”
  “我知道。我只是还有些疑问，难道你就没有？”
  “放手吧，杰克。放开这件事，我们大家都会好过些。”
  “特别科怎么说？他们已经放手了？结案了？”
  “差不多吧。这星期我没跟他们谈过。”
  “那你为什么还在查那个线人？”
  “跟你一样，我也有我的疑问。得解决几个残留的细节问题。”
  “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变了？”
  “不。我只是喜欢让事情井井有条而已，想知道他和那个线人到底谈了什么。不过我甚至不敢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见了面、谈了什么。你知道，洛夫顿案还在侦办，我想替肖恩把那个案子破了。”
  我注意到他不再称他麦克。肖恩已经离开了警察的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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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肖恩的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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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的星期一，我回到《落基山新闻报》，重新开始工作。走进新闻编辑大厅时，我感到几道目光落在我身上。这倒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我走进来时常常觉得大家在打量我。我有一份新闻大厅里人人羡慕的好差事：不用天天受折磨，也没有当日截稿时限。我可以自由自在走遍整个落基山地区，只写一件事：谋杀。好的谋杀报道人人爱读。报道这类案子时，我可以花几周时间，把一桩枪击案掰开揉碎细细道来，详细叙述枪手和受害者的故事，以及他们生活道路相交的致命一刻。另外几周，我写的又可能是切里希尔社区的谋杀案，或者莱德维尔的某一桩酒吧枪击案。无论高雅之士还是贩夫走卒，小案子还是大案子，谋杀故事人人爱读。我兄弟是对的，写得好的话，这类报道确实能让报纸大卖特卖。我要写的就是这种故事，而且得花大量时间，这样才能写好。
  我桌子上电脑边堆了三十公分高的新闻报道，这是我写新闻报道的主要资料来源。我订了南至培布罗北到波兹曼出版的各种日报、周报和月刊新闻杂志。我翻遍这些可发挥成深度报道的命案新闻，可供选择的相关报道非常多。落基山区域从淘金热时代起就充斥着暴力犯罪事件，这儿的暴力犯罪事件跟洛杉矶、迈阿密或纽约比，差得很远。但我从来没缺过素材。我总是寻找在作案或调查方面表现出某种新东西的不寻常的案子，寻找引人注目、或者让人悲哀得心里一沉的元素。我的工作就是发掘这些元素。
  但这个早上，我寻找的不是报道素材。我在这一摞报纸中翻查过期的《落基山新闻报》和我们的竞争对手《邮报》。报纸通常不怎么报导自杀，除非这个案子有些不同寻常之处。我哥哥的自杀正是如此。我估计很可能会有一篇。
  我猜得不错。《落基山新闻报》没有报道，估计是出于对我的尊重。但《邮报》在肖恩死后第二天的本地版末尾发了一条消息。
  丹佛警探死于国家公园
  据官方消息称，本周星期四，负责调查丹佛大学学生特里萨・洛夫顿遇害一案的丹佛资深警探被发现死于落基山国家公园。从初步调查所显示的迹象看，死因是自杀性质的枪击。
  肖恩・麦克沃伊，三十四岁，被人发现死于其驾驶的丹佛警察局无标志警车内。该车停放在贝尔湖的一个停车场，位于埃斯特帕克镇附近通往崎岖不平的落基山国家公园的入口。
  一位公园护林员在下午五点听到一声枪响，于是前往停车场查看，结果发现了这位警探的尸体。
  国家公园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已请求丹佛警察局调查这起死亡事件，该局特别调查科正着手侦办此案。特别调查科科长罗伯特・斯卡拉里警探表示，初步迹象表明，这是一起自杀事件。
  斯卡拉里说，现场发现了一条信息，但他拒绝透露其内容。他表示，工作中的困难给麦克沃伊造成了很大压力，但他同样拒绝透露死者生前具体遇到了哪些困难。
  麦克沃伊出生于博尔德城，生前也居住在这里。已婚，没有孩子。他是一名有十二年警龄的资深警探，晋升很快，任职于人身攻击组。本市所有暴力案件均由该组负责调查。
  麦克沃伊生前已晋升为人身攻击组的负责人，近期正领导侦办洛夫顿一案。十九岁的洛夫顿三个月前被扼死于华盛顿公园，尸体惨遭肢解。
  斯卡拉里拒绝透露死者留下的信息是否提及仍未侦破的洛夫顿案，也不肯说明该案是不是让死者生前备感压力的工作方面的困难。
  斯卡拉里说，警方还不清楚麦克沃伊自杀前前往埃斯特帕克的原因。他表示，对这起死亡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中。
  这条消息我读了两遍，里面没有任何我不知道的新东西，但它对我仍旧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也许是因为，我相信，或者说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觉得我知道肖恩为什么去埃斯特帕克，而且一路驱车前往贝尔湖。其中自有缘故，但我不愿多想这个缘故。我剪下这条消息，装进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将它塞进书桌抽屉。
  我的电脑“滴滴”响起来，屏幕上显出一条信息。来自城市版编辑的召唤。我又重返工作岗位了。
  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在新闻大厅尽里头，一面墙是玻璃，他可以一览无余，看到大厅中在自己小隔间里埋头工作的记者们；外面空气没有烟雾污染的时候，还可以透过西墙的一排窗户望见远处的山脉。
  格伦是个好编辑，他最看重一篇报道的可读性。我最喜欢就是他这一点。这一行的编辑们分两派：一派只重视事实，把事实拼命塞进报道中，让报道不堪重负，到了几乎没有哪个读者会把文章从头看到尾的地步；另一派看重文句工夫，不会让事实影响文采。格伦喜欢我，因为我写得一手好文章，于是他差不多全是让我自己选择写什么。他从不逼我向他上交一份副本，我回到新闻大厅时也不会抓住我吩咐这吩咐那。有一点我早就认清了，一旦他离开这家报纸，或者被提拔上去，不再管新闻这一摊，我的好日子多半就到头了。不同的编辑各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如果他走了，我大概只好重新每天跑警察局，从警察局情况通报上抄简讯。一句话，写“小意思”。
  他在打电话，我在他办公桌对面的软椅上坐下。格伦大约比我年长五岁。十年前我刚进《落基山新闻报》时，他就是当时的大牌记者之一，相当于我现在的地位。最后，他终于上去了，进入管理层。现在的他每天西装革履，桌上放着一具脑袋上上下下动个不停的野马橄榄球队队员小塑像，干的最多的事就是打电话，随时关注辛辛那提公司总部的上层动向。他成了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挺着大肚子。妻子，两个孩子，加上一份好薪水，但钱总也不够，买不起妻子向往的住宅区的好房子。这些都是他那次和我在温科普酒吧喝啤酒时告诉我的，过去四年里，我只见他出去喝过这么一次。
  办公室一面墙上钉着报纸最近七天的头版。每天到办公室，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下七天前的头版，把最近的一份钉上去。我猜他这么做是要掌握新闻动态，了解我们的报道面。但也可能是想借此提醒自己，他是这里管事的，尽管他的大名再也不能以作者的名义出现在大标题下。格兰放下电话，抬头望着我。
  “你来了，谢谢。”他说，“我只想再一次告诉你，你哥哥的事，我真替你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