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斯卡拉里瞪着我，面颊已经气得有点泛红了。
  “听我说，杰克，案卷里有些情况，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当然更别提公开发表了。”
  “我想，这应该由我自己来判断，斯卡拉里警探。他是我哥哥，我的双胞胎兄弟。我不会做出可能伤害他名声的事，我只想自己弄清这是为什么。动笔写这件事，对我来说，就等于把它画上句号，了结掉。你懂吗？”
  我们坐在那儿，长时间瞪着对方。轮到他了，我等着，看他怎么说。
  “我帮不了你。”他最后说，“就算想帮也帮不上忙。案子已经结了。卷宗已经送交档案室处理。想看的话找他们去。”
  我站起身。
  “谢谢你一开始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我走出办公室，没再多说一个字。我早知道斯卡拉里会给我吃个闭门羹，但我还是得上这儿来一趟，走个过场。再说，我还想瞧瞧能不能从他这里打听到案卷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走下那段基本上专供警察使用的楼梯，走进负责行政管理的警长办公室。只差一刻钟就到十二点了，所以接待桌后空无一人。我绕过接待区，敲响房门，里面有个声音叫我进去。
  办公室里，福里斯特・格罗隆警长坐在桌后，块头大得让制式办公桌看起来像儿童用的小家具。他是个肤色很深的黑人，头皮剃得光光的。他起身和我握手，让我瞧瞧他六英尺半的个头。我估计如果他把全身份量压到磅秤上，指针准会指到三百。我笑着握握他的手。从我六年前开始跑警察新闻以来，他一直是我的消息来源。那时他还只是个巡逻警官。从那以后，我们俩都从底层一直干上来了。
  “杰克，近来怎么样？你说你刚回来？”
  “对，休了个假。我挺好。”
  他没提我哥哥，但他是少数参加葬礼以表达自己的哀思的警察之一。他重新坐下，我也在他办公桌前的一把椅子里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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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与自杀结论不符的证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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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罗隆的工作跟本市治安几乎没什么关系，他只管局里的日常行政，负责年度预算、招聘、训练。还有解聘。跟警察的活儿没多大联系，但他正是这么打算的。格罗隆希望有一天能当上警察局长，现在正在积累各个领域的经验呢。等机会来临时，他就可以成为最佳人选。与当地媒体保持联系也在他的计划中占了一席之地。到时候，他肯定希望我能帮他个忙，在《落基山新闻报》上替他作点正面宣传。我会照办的，但眼下，我有许多事同样得借助他的力量。
  “让我吃不上午饭，你到底有什么事？”他粗声粗气地说。这是我们俩之间的老把戏。我心里明白得很，格罗隆其实喜欢我趁午饭时跟他见面。他的助理不在，其他警察撞到他跟我在一起的机会也比较小。
  “你没吃不上午饭，只不过稍稍迟一点罢了。我想看我哥哥的案卷。斯卡拉里说他已经送到档案室翻拍成缩微胶片了。我觉得你或许可以把它抽出来，让我飞快地瞥上一眼。”
  “你干吗想看那份案卷，杰克？为什么不肯让过去的过去呢？”
  “我一定得瞧瞧，警长。不会引用，只是瞧一眼。要是现在给我，没等拍胶片的那伙人吃完午饭回来，我已经看完了。除了你我，没人会知道的。我会记住你的好处。”
  十分钟后，格罗隆把案卷递给我，薄薄的，跟阿斯彭①地区全年常住人口电话簿差不多。不知为什么，我总以为这份案卷应该更厚更重才是，好象案卷的份量与案件的重要性有某种关联似的。
  检尸报告我见得多了，知道头几页冗长的尸体腺体、器官及整体状况可以略去不看。我直奔最后几页的结论。没有出乎我意料的新发现。死因是头部枪击，下面“自杀”一词打了个圈。血液中只验出常用药的迹象，氢溴酸美沙芬。一个实验室技师在下面注了一笔：“止咳糖浆――在仪表板下置物箱内”。这意味着，除了在车里喝了一两口止咳糖浆以外，我哥哥把枪口含在嘴里时是彻底清醒的。
  法医报告中还包括一份附属GSR报告，我知道这是射击残留物的意思。这份报告说，对死者所戴的皮手套进行了中子活性分析，在右手套上发现了燃烧之后的火药，表明他是用这只手开的枪。死者咽喉部位同样发现了射击残留物。结论是，开枪之时，枪口在肖恩的嘴里。
  案卷里还有一份现场证物清单，上面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接着，我找到了目击证人的陈述。目击者是国家公园护林员斯蒂芬・佩纳，供职于贝尔湖附近的一个小护林站兼询问亭。
  据目击证人陈述，他在询问亭工作时看不到停车场。约下午4：58分，证人听到一声模模糊糊的爆炸声。根据经验，他分辨出这是一声枪响。他听出声音来自停车场，于是立即前往调查，看是否有人非法捕猎。停车场内当时只停放着一辆汽车，透过部分被雾蒙住的车窗玻璃，他看到遇害者倒在驾驶座内。证人跑向汽车，但因车门上锁，无法打开。从蒙雾的车窗向内细看之后，他发现遇害者后脑存在大面积损伤，于是认定遇害者已经死亡。证人接着跑回询问亭，并立即向警方和他的上级报案，然后回到遇害者的汽车旁，等待警察赶到。
  据目击证人陈述，从枪响到他看到遇害者的汽车，其间不超过五秒钟。汽车停放处距最近的森林和建筑物约五十码。证人坚信，不可能有谁在枪响之后离开遇害者的汽车而不被他发现。
  我将这份陈述放回案卷，接着翻阅其他报告。有一张上面标着“案发当日报告”，其中详细记录了我哥哥的最后一天：早上七点半到岗上班，中午和韦克斯勒一起吃午饭，下午两点签字外出去斯坦利饭店。他没有告诉韦克斯勒或其他人他要去见谁。
  案件调查员试图确认肖恩确实去了斯坦利饭店，但没有成功。接受调查的女招待和餐馆工没有谁记得见过我哥哥。
  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报告概要叙述了斯卡拉里与肖恩的心理医生的谈话内容。他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肖恩在接受那位丹佛市心理医生科林・多希纳尔的治疗，或许是通过赖莉。斯卡拉里在报告中说，肖恩患了严重的抑郁症，病因是工作中的压力，特别是未能侦破洛夫顿一案所带来的压力。但报告中没有提到斯卡拉里问没问过多希纳尔的意见，即他是否认为我哥哥有自杀倾向。我怀疑斯卡拉里根本没提过这个问题。
  案卷的最后一份材料是调查人员的结案书。最后一段是斯卡拉里的总结和结论。
  基于物证和目击证人对肖恩・麦克沃伊警探之死的陈述，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官得出如下结论：死者死于自杀性枪击，并于死前在起雾的挡风玻璃上写下一份遗言。包括办案人员在内的死者同事、妻子和心理医生科林・多希纳尔均认为，死者生前因未能侦破十二月九日的洛夫顿谋杀案（案件号832）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的困扰发展下去，使他最终作出了自杀的举动。丹佛警察局的心理咨询医师阿曼德?格里格斯在一次调查谈话（二月二十二日）中说，死者写在挡风玻璃上的遗言――摆脱空间，摆脱时间――可以视为自杀前的道别，其风格与死者生前的心理状态相吻合。
  迄今为止，没有与自杀结论不符的证据。
  本案调查警官二月二十四日提交
  把报告放进卷宗以后，我意识到，只剩下最后一份材料我还没有看过。
  格罗隆去了自助餐厅，打算买个外卖三明治。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掂量着那个信封，考虑着，一动不动，就这样过了估计五分钟。我知道，只要我看了这些照片，它们就会永远刻在我脑海中，成为我哥哥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我不希望这样，但我也知道我必须看。只有这样，我才能最终确认他的死，驱散残留在我心中的最后一丝怀疑。
  我打开信封，动作飞快，让自己没有时间改变主意。一摞8×10彩色打印件滑了出来，扑面而来的第一张是案发现场照片。停车场尽头，孤零零的一辆车，我哥哥的雪佛莱Caprice。照片上还看得见护林员的小亭子，坐落在远处一座小丘上。停车场的雪刚刚扫过，一米高的雪堆像堤岸一样环绕着停车场。下一张是从车外拍摄的挡风玻璃特写。车窗上的雾已经散了，只能大致看出上面的字迹。但字确实在那儿。透过玻璃，我看到了车窗后的肖恩，头向后仰，仰得很厉害，下巴冲上。我翻开下一张，于是进入车内，和肖恩在一起。这一张是从前座助手席上拍的，能看见他的全身。血从他的脑后淌下，绕过脖子，留下一道项链似的血迹，继续向下，一直淌到他的套头衫上。他那件厚实的风雪大衣敞着怀。喷出的血溅在车顶和一侧车窗上。枪掉落在他右腿边的座位上。
  其余的大多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特写照片。但它们并没有对我产生我担心的那种影响。惨白的闪光灯下，我哥哥不再像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像一具模特。不，照片没有影响我，但我仍旧痛苦不已，因为我再一次认识到，肖恩确实亲手剥夺了自己的生命。直到这时，我才对自己承认：来到这里时，我心中还暗暗抱着一丝希望。但现在，希望破灭了。
  格罗隆又回来了，一双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他绕过桌子，回到他的座位，我则站起身来，将卷宗放在他的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