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我理解。还有什么事吗？”
  “有。你最好能在PTL网上发几句话，把这儿发生的事告诉其他人，让大家离那座旋转木马远点。”
  “我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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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灵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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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上电话以后，格拉登转过身来，背靠墙壁，滑坐到地板上，避免和对面那人目光相接。他发现躺在地板上那人已经不再打鼾了，还以为这人就这么死了，吸毒过量而死。可就在这时，这人轻轻动了动。一时间，格拉登很想伸手取下那人手腕上标明身份的塑料手镯，和自己的换个个儿。这样一来，说不定他明天就会被放出去，既省了律师费，也不用交五万美元的保释金。
  风险太大，他想。坐在囚室对面的说不定是个警察，还有躺在地板上这位说不定是个惯犯。这一次，法官完全有可能让这个惯犯蹲大牢，而不是把他放走。这种事，谁都说不准。格拉登决定还是在克拉斯纳那儿冒冒险。再说，律师的名字是从网上知道的，所以准有两下子。不过，一下子花六千美元，他觉得十分恼火。这个司法系统在敲诈他。六千美元，为什么？他做错了什么？
  他把手伸进衣兜，想找支烟抽，这才想起烟被他们收走了。这件事让他再一次发起火来，比刚才更甚。自怜之情也同时涌上心头。这个社会在迫害他。凭什么？这种本能和欲望是天生的，不是他的自主选择。他们怎么就是无法明白这一点呢？
  格拉登真希望笔记本电脑还在他身边。他渴望登录上网，和那些人聊聊。他们是他的同类。在这个囚室里，他觉得万分孤独。他想，要不是对面那个人老是盯着他，他说不定真会失声痛哭。但当着那个人的面，他是不会哭的。
  8
  那天查阅案卷之后，我睡得不好。我不住地想着那些照片，先是特里萨的，然后是我哥哥的。他们俩都永远凝固在那些可怕的照片中，封存在信封里，保存在某个地方。我真想重回警察局，找到照片，烧毁它们。我希望永远别再有人看到那些照片。
  早上煮好咖啡后，我打开电脑，拨号进入《落基山新闻报》的系统，看有没有留给我的消息。等待电脑建立连接、验证密码时，我从切里欧①包装盒里一把接一把吃麦片饼。我的手提电脑和打印机都放在餐室的桌上，因为我常常一边吃东西，一边使用它们。总比孤零零一个人吃饭、同时琢磨自己独自进餐究竟多少年了强得多。
  我的家很小。九年了，我一直住在这套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这地方倒也不错，但实在没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除了肖恩，我真记不得最后一位拜访这里的客人是谁。跟女人厮混的时候，我从不把她们带到这儿来。话又说回来，跟我厮混过的女人也没几个。
  当初搬进来时，我只打算住一两年，然后就会买栋房子、结婚、养条狗之类。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估计是工作的缘故吧。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我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公寓的每个房间都放着一摞摞刊载我的文章的报纸。我喜欢重读自己的文章，把它们保存起来。我知道，如果我死在家里，他们进来发现我时，准会把我当成那种喜欢收藏乱七八糟小玩意儿的家伙（我自己也写过有关那类人的报道）：积攒的报纸堆得齐天花板高，存的现钞塞在床垫里。他们才不会费神捡起一份，读读我的文章呢。
  电脑上只有几条给我的消息。最近的一条来自格雷格・格伦，问我文章的事进行得如何。昨晚六点半寄出的。这个发信时间让我很光火。这家伙，星期一一大早批准了这个采访任务，星期一晚上就想知道进展。当编辑问你“进行得如何”，意思就是“稿子在哪儿”。
  去他的，我想。我写了封简短的回复，说我整个周一都和警察们在一起，终于让自己相信我哥哥的确死于自杀。这以后，我才能着手调查警察自杀的原因和频率。
  系统里倒数第二条消息来自资料室的劳莉・普莱恩，发信时间是周一下午四点半。只有寥寥几个字：“Nexis上发现了很有意思的情况。放在接待台上。”
  我回了条消息，谢谢她这么快就找到了资料，说我没想到在博尔德城耽搁了，但我会尽快去拿她的搜索结果。我觉得她对我有意思，但我从来没有做出职业范围以外的任何回应。这种事，你得十分谨慎，有把握时才行。采取对方所期待的进一步举动，很好；但如果作出的举动是人家不希望的，私人关系可就全砸了。我的看法是，这种事最好彻底回避。
  接下来，我浏览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电讯，看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件。有篇报道，说的是一位医生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家妇女诊所外遭到枪击。警方逮捕了一个反堕胎活动分子，但医生目前并没有死亡。我作了份这篇文章的电子拷贝，存在系统内部我的个人存储夹里。但我想，我大概永远不会就这一事件写东西，除非那医生死掉。
  外面响起敲门声，我先从门上的猫眼往外瞧了瞧，这才开门。是简，她住在楼下走廊对面，住这儿已经一年了。刚搬进来收拾屋子时，她请我帮她挪动几件家具，我这才认识了她。我告诉她我是个记者，她根本不知道记者这一行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还挺钦佩我。我们一块儿看过两次电影，吃过一次饭，还在吉斯通滑了一天雪。但这些事平均分散在她搬进这儿的一年时间里，而且从来没什么结果。我觉得拿不定主意的人是我，不是她。她挺漂亮，是那种户外运动型的。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我自己就是个户外运动型，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希望找个其他类型的。
  “你好，杰克。昨晚上我在车库看见你的车，知道你回来了。这一趟还好吧？”
  “挺好。能出门跑跑挺不错的。”
  “滑雪了？”
  “多少滑了点。去了特柳赖德。”
  “真不错。你知道，我本来想跟你说一声，可你已经走了。要是你再出远门，我可以照看你种的花，或者帮你收收邮件之类。跟我说一声就行。”
  “哦，谢谢。可我其实没种什么花。干这份工作得时常在外头过夜，所以什么都没种。”
  我转身瞧瞧屋里，好像想看看自己到底种没种花。我猜我应当请她进来才是，可是我没有。
  “打算上班去吗？”我问。
  “对。”
  “我也是，得走了。听着，等我这阵子忙过了，咱们做点什么。看场电影什么的。”
  我们俩都喜欢德尼罗的片子，算我们的共同点吧。
  “行啊，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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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四肢瘫痪的作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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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上门以后，我责备自己没请她进来。走进餐室，我关上电脑，目光落到打印机旁那一摞一英寸厚的纸上。我没有完成的小说。一年多以前开的头，却再也没什么进展。我的计划是写一个因为摩托车事故四肢瘫痪的作家，他用保险金里得来的钱从当地大学雇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他口授，她替他打字。但他很快发现，姑娘先替他作了一番编辑修改，这才打成文字。他明白了，她是个比他更优秀的作家。没过多久，事情演变成了他一声不吭地坐在房里，而她干写作的活儿。他只能看着她写。他想杀了她，用他的双手扼死她。可他的手却无法动弹。他生活在地狱中。
  那摞纸放在桌上，挑衅地望着我，看我有没有胆子再次尝试。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把它塞进抽屉，跟我多年前开了个头、再也没写下去的另一部小说放一块儿。我猜，我就是希望它在那儿，在我看得见的地方。
  我到的时候，《落基山新闻报》的新闻大厅还没什么人。负责早新闻的编辑记者聚在城市版那儿，但其他人都不在，大多数员工得等到九点或更晚些才会到。我首先来到自助餐厅补充咖啡，接着晃荡到资料室，从接待台上拿起打着我名字的厚厚一叠电脑打印纸。我去了劳莉・普莱恩的办公桌，想当面谢谢她，可她也没来。
  回到自己的桌后，我望了望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他在那儿，跟平常一样正打电话呢。我按自己的老习惯开始按先后次序读《落基山新闻报》和《邮报》。我一直挺喜欢这一套，每天评判丹佛报界的战斗，看胜负如何。如果你坚持记分，你会发现，独家报道总能得到最高分。但总体而言，两家报纸采写的都是同样的新闻。这是一场壕堑战，而壕堑战才是真正的战斗。我总是先读我们的报道，然后读他们的，看谁写得更好，谁得到的信息更多。我并不总是偏向《落基山新闻报》，事实上，我常常还偏向对方一些。跟我共事的有些人是真正的混蛋，我不介意看到《邮报》踢他们的屁股。不过我对谁都不会承认这一点。报纸就是这样，这就是竞争。我们与别的报纸竞争，而且互相竞争。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敢肯定：每次我走进新闻大厅，有些人就会偷偷盯着我。对有些年轻记者来说，我差不多是个英雄，有风格，有才华，有自己的采访领域。但我敢说，另外有些人把我看成一个不中用的老家伙，有一块舒舒服服的采访领域，其实我根本不配得到它。过时的老恐龙。他们想朝我开火。换了我在他们的位置，说不定同样会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