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但对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的大报来说，丹佛本地的报纸只是给它们提供素材的。或许我早就应该向前走一步，谋求更大的发展。几年前，我甚至推掉了一份来自《洛杉矶时报》的工作。但我利用这份工作邀请，从格伦手里搞到了我这个谋杀采访领域。他还以为《洛杉矶时报》请我搞警察专访呢，那可是大热门。其实，《时报》那份工作只是采访郊区，他们叫山谷版。不过我没告诉他。他提出，只要我留下，他专门为我创办一个谋杀报道专版。我接受了格伦开出的条件，可有时候，我觉得这是犯了个错误。或许当时真应该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今天的早版竞争中，我们干得不坏。我把报纸放到一边，拿起资料室的打印件。劳莉在东部的几家报纸上找到了好几篇有关警察自杀的分析报道，还有几条国内警察自杀的最新消息。她挺谨慎，没有打印丹佛《邮报》上关于我哥哥的文章。
  篇幅较长的报道大多将这类自杀视为与警察工作相关的风险。每一篇都以某一桩警察自杀事件开头，接着笔锋一转，便是心理病大夫和警察专家就警察开枪自杀展开讨论。所有文章都得出同一个结论，即警察自杀与工作压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另外，死者生活中都发生过严重影响心理的重大变故。
  这些文章很有价值，因为我自己的报道中需要的专家都列在那儿了。其中有几篇还提到，联邦调查局正在资助一项针对警察自杀的研究，研究工作本身由华盛顿特区的执法研究所主持。我在这几篇文章上作了记号。说不定我的文章中也可以引用FBI或这个研究所的数据，让文章紧跟形势，同时增加它的可信性。
  电话响起，是我的母亲。葬礼之后，我们一直没通过话。先是几句寒暄，说说我这趟旅行、大家都过得怎么样，随后，她转入正题。
  “赖莉告诉我，你打算写肖恩的事。”
  这不是句问话，但我仍旧像对待问话一样回答道：
  “是的，我准备写写他。”
  “为什么，约翰？”
  她是唯一一个管我叫约翰的人。
  “因为我不能不写……我没办法继续过下去，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我至少得作出努力，尽力了解他是怎么想的。”
  “你从小就总喜欢把好好的东西拆开，记得吗？你毁了多少玩具呀。”
  “妈，你是什么意思？这――”
  “我的意思是，把东西拆开之后，你并不一定能把它们重新装好。那样的话，你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约翰，什么都没得到。”
  “妈，你说的这些根本没意义。你听我说，我必须这么做。”
  跟她说话时，我很容易一下子发起火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想没想过别人的感受？你不知道这些事登在报上很伤人吗？”
  “你是说爸爸？这么做说不定对他也有帮助。”
  听筒里沉默了很久。我想象着她的模样：坐在她的厨房的桌边，紧紧闭着眼睛，听筒放在耳旁。我父亲或许也坐在那儿，却没有勇气和我谈论肖恩的事。
  “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我轻声问，“你们中有谁知道？”
  “我们当然不知道。”她悲伤地说，“没有人知道。”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她最后一次恳求我。
  “再考虑考虑吧，约翰。最好别公开出去，让我们静静地平复创伤吧。”
  “像萨拉的事那样？”
  “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从来不提那件事……什么都不告诉我。”
  “这会儿我不愿提。”
  “你永远不会提的。刚刚过了二十年而已。”
  “这种事，别那么冷嘲热讽的。”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想那样的。”
  “想想我跟你说的话，好吗？”
  “我会的。”我说，“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
  她挂了电话，很生气。像我生她的气一样。她不愿我写肖恩，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感觉很像她仍旧护着他、更宠他一样。可他已经去了，而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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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四肢瘫痪的作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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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座位上直起身，越过我的桌子所在的办公隔间向外望去。新闻大厅里，人们正陆陆续续前来上班。格伦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正在早版那儿与早版编辑讨论如何用堕胎医生枪击事件作一期封面故事。我缩回座位，让他们瞧不见我，也就不会想到拉我的差，让我做那篇故事的执笔人。执笔人这种差事，我是能躲就躲。如果发生了罪案或者灾难，他们会往现场派去一组记者，这些人再给我打电话，把得到的信息告诉我。然后，我就得赶在截稿时间之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还得煞费苦心琢磨应该在署名栏加上谁的名字。在报纸这一行中，这种活儿是最紧张、最刺激的。但我实在是被它淘空了。现在，我只想写我自己的谋杀报道，其他事儿别来烦我。
  我正要拿起打印件，躲到别人视线之外的自助餐厅，但转念一想，还是留在这儿碰碰运气吧。我重新埋头读资料。我手头最生动的一份报道是《纽约时报》五个月之前刊载的一篇。这倒也不足为怪。《纽约时报》向来是报界的旗帜，是最棒的。我刚读了个开头，就马上决定把它留到最后，当成压轴大戏。将其他材料浏览一过之后，我起身又倒了杯咖啡，这才从头开始，细嚼慢咽，重读《时报》的文章。
  这篇报道的着眼点是六个星期之内连续发生的三起警察自杀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全无关联，死者生前互不相识，但都是“蓝色警服忧郁症①的牺牲品”，文章里就是这么写的。其中两人用自己的佩枪在家中自杀，另一个在一家海洛因吸食者汇集的酒廊里上了吊（当着六个吸毒过量的瘾君子的面，把这几个吸得头晕眼花的家伙吓得魂飞魄散）。文章详细叙述了正在进行的警察自杀研究。这是一项合作研究，参与课题的两方分别是设在弗吉尼亚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与执法研究所。文章中援引了研究所所长内森・福特的话（我在继续往下读之前把这个名字记在记事本上）。福特说，该项目已经研究了最近五年间上报的每一起警察自杀事件，在导致当事人自杀的原因中寻找共同点。他说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判断谁更容易染上警察忧郁症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旦确诊，只要患病的警官寻求帮助，他完全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福特表示，该研究项目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再以此为基础，形成一套规范，帮助警察负责人及早确认患上警察忧郁症的警官，以免为时太晚酿成悲剧。
  这篇文章中还包括了一份补充报道，写的是一年前芝加哥的一起同类事件。当事警官曾经为此求诊，但诊治仍旧没有让他免于自杀。读着这份补充报道，我的胃里一阵发紧。报道说，芝加哥警探约翰・布鲁克斯深受由他负责的一起杀人案的困扰，于是开始在一位心理医生那里接受治疗。那是一桩绑架谋杀案，受害者是一个名叫鲍比・斯马瑟斯的十二岁男孩。那孩子失踪两天以后，人们在林肯公园动物园附近的一处路边雪堤发现了他的残尸。他是被扼死的，而且少了八根手指。
  验尸结果表明，手指是在孩子生前被截断的。这一点，加上无法确认并捕获凶手，使布鲁克斯觉得难以承受。
  9
  总共打了四页笔记。经过一个小时的分析思考，我用缩写法将它们归结为短短六行问题。这就是我必须找到答案的问题。我发现，只要我换个角度看这件案子，认定肖恩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的，我就能看到一些或许被警察忽视的疑点。他们的错误在于有了先入之见，这才会接受肖恩自杀的观点。他们熟悉肖恩，知道特里萨・洛夫顿案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或许，自杀这种事儿，每个警察都暗地里觉得其他任何警察都大有可能做得出来。也许他们见过的死人太多，他们感到奇怪的只是大多数警察并没有自杀。但当我用不相信肖恩自杀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案件时，我看到了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
  我研究着我写在记事本上的那张单子。
  佩纳：他的手？
  过了――多久？
  韦克斯勒/斯卡拉里：车？
  暖气？
  锁？
  赖莉：手套？
  我知道，询问赖莉可以通过电话。我拨了号码，响了六声，我都快挂机了，她才拿起听筒。
  “赖莉？我是杰克。你还好吗？现在接电话方便吗？”
  “我现在还谈得上什么好不好的。”
  听上去她一直在喝酒。
  “你要我过去吗？好，我这就过去。”
  “不，不用，杰克。我没事。只是，你知道的，时不时会碰上这种日子，心情不好。知道吗，我一直在想他的事。”
  “是啊，我也在想他的事。”
  “那你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和他好好谈谈，在他没有……对不起，我不该提这些。”
  我好半天没说话。
  “我不知道，赖丝①。我们之间发生了点儿小争执。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我猜他也一样。我觉得，我们两人都想花点儿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是，没等我再去找他，他已经……”
  我意识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叫她赖丝了。不知她注意到没有。
  “什么争执？为那个被分尸的姑娘？”
  “你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