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该案的凶手十分残忍，遇害者是一位纽约长岛的年轻姑娘。虽然自杀的警探没有留下遗书，但乍看上去，这桩自杀案符合我的理论，需要进一步调查。但读到最后，我发现这位侦探已经破获了这起凶案，嫌犯也被警方逮捕。这样一来，这桩自杀案就不符合我所总结、也得到芝加哥的拉里・华盛顿赞同的规律了，即：凶手只有一个，先杀死头一个遇害者，再杀害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官。
  除了科泰特案，我最感兴趣的是最后剩下的三桩自杀案。加兰・佩特里案：达拉斯警探，自杀，先是胸口一枪，然后面部一枪。他留下了一句遗言：“悲哀啊，我知道，我的青春遭人褫夺。”我当然不认识佩特里，但我以前从没听说哪个警察用“褫夺”这种文绉绉的词儿。这句据称出自他笔下的话有一种文学味儿。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自杀而死的警察，心中笔下会出现这种句子。
  第二个案子同样只留下一句遗言。克利福德・贝尔特伦，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警探，三年前自杀身亡，是这批案件中死亡时间最早的。他留下的遗言很简单：“上帝怜悯我可怜的灵魂”。和佩特里案一样，我觉得这句话的遣词造句方式不像警察，警察不会这么说话。凭着直觉，我将贝尔特伦案纳入自己的名单。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桩列入我的单子的案件，是约翰・P. 麦卡弗蒂自杀案。材料中没有提及死者曾经留下遗言。麦卡弗蒂生前是巴尔的摩警察局负责杀人案侦破的警探。我将他纳入名单，是因为他的案子与约翰・布鲁克斯一案出奇地相似。据称，他和布鲁克斯一样，也是先朝自己公寓的地板上开了一枪，这才向自己喉头打出致命的一枪。我想起劳伦斯・华盛顿的话，这种做法可以让遇害者的手沾上射击残留物。
  四个名字。我研究着它们，读着我记下的笔记。之后，我从航空旅行包里掏出在博尔德城买的爱伦・坡文集。
  这是一本很厚的书，包括爱伦・坡所写的全部作品。我看了看目录，发现其中七十六页是他的诗作。看样子，这漫长的一夜还没有结束。我让客房服务给我送来一壶容量八杯的咖啡，外加一些阿司匹林。喝下这么多咖啡，我准会头疼不已。然后，我开始了阅读。
  我不是那种害怕孤独、害怕长夜的人。我独自一人生活了十年，还曾经一个人在国家公园野营，也曾为了报道独自走过荒凉的废墟。我也曾坐在黑乎乎的汽车里，守在更加黑暗的街道上，等着和选举提名者、犯罪分子或胆小的线人见面。犯罪分子当然把我吓得够呛，但独自一人等在黑暗中却从来没有让我感到害怕。不过，我得说，夜读爱伦・坡，我身上一阵阵发冷。也许是因为孤身一人住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饭店房间里，也可能是被记录着死亡与谋杀的材料重重包围着，还可能是因为我总觉得我死去的哥哥的鬼魂在我身边盘桓不去。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我知道，有人正在恶毒地使用我读着的字句。不管是什么原因，夜读爱伦・坡，我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之感，甚至在我打开电视、用节目的声音充当背景声时，恐惧感仍旧纠缠着我。
  我躺在床上，背靠枕头，把床头两侧的灯都打开，在一片通明中读书。但是，门外走廊传来的一声大笑仍旧把我吓了一个激灵。我重新把身体舒舒服服地嵌在枕头上压出的凹处，读着一首名为《谜》的诗，但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铃声与我家里的电话大不相同，吓得我跳了起来。现在已是十二点半，估计是丹佛的格雷格・格伦打来的。丹佛和这儿有两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是十点半。
  刚刚拿起电话，我便知道我错了。我没告诉格伦我住哪家饭店。
  是迈克尔・沃伦。
  “只想问问情况。我猜你还没睡。发现什么了吗？”
  我有点不安。沃伦太主动、太爱提问。他跟以前向我秘密提供消息的线人太不一样了。但是，他为我冒了那么大风险，我不可能一下子甩掉他。
  “还在一份份分析报表呢。”我说，“这会儿正在卧读埃德加・爱伦・坡的诗，吓得我屁滚尿流。”
  他礼貌地笑了两声。
  “自杀案中，有看上去合适的吗？”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你从哪儿打电话？”
  “家里，怎么了？”
  “你不是说你住在马里兰州吗？”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从你家往这儿打算长途，对吗？你的电话单上会留下记录，伙计，显示你往这儿打过电话。你怎么不想想？”
  我不敢相信他竟如此疏忽，特别是在联邦调查局和雷切尔・沃林特工已经盯上我的情况下――这还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呢。
  “哎呀，他妈的。我……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没人会调查我的电话记录。妈的，我泄露的又不是什么国防机密。”
  “我不知道，你比我更了解FBI。”
  “别在乎他们了。你发现了什么？”
  “跟你说了，我还在分析。有几个名字看上去挺有希望。几个名字而已。”
  “哦，那好。没有白白冒险，我很高兴。”
  我点点头，之后才意识到他看不到。
  “是啊。还是那句话，多谢。我得继续工作了，得趁精神头儿还行时赶紧弄完。”
  “好吧，我就不打扰了。有机会的话，明天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的进展。”
  “这样合适吗，迈克尔？我觉得咱们最好还是保持低调，别引起旁人注意。”
  “好吧，你说了算。反正我最后能从报上读到。你有截稿期吗？”
  “没有，编辑还没跟我提过截稿期的事。”
  “你的编辑对你真不错。继续干吧，狩猎愉快。”
  我又回到诗句的包围中。诗人已经死了一百五十年，但仍从坟墓中伸出手来，紧紧攫住我。爱伦・坡是位擅长营造氛围、控制节奏的大师。他的诗调子极其阴郁，节奏常常近乎癫狂。我发现自己时常用他的诗句对照我的生活。“我孤身一人 /独居在一个呜咽不已的世界，”爱伦・坡这样写道，“我的灵魂是一片静止的潮流。”至少在这一刻，这些极具穿透力的句子完美地写出了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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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压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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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读下去。读到那首《湖》时，我已经完全沉浸在诗人自己的忧伤情绪中。
  夜色铺开它的柩衣
  笼罩一切，笼罩这里，
  神秘的风一阵阵拂过，
  发出忧伤的低语――
  这时――啊就在这时，我会遽然惊起
  被这片孤独之湖的恐怖攫住
  爱伦・坡复活了我自己可怕的记忆。我的过去恰如诗中所说，如噩梦般纠缠着我。他越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伸出一根冰冷的手指，触到了我的心房。
  怨毒的波涛挟带着死亡，
  喷涌的波峰恰如坟丘
  凌晨三点，我读完了最后一首诗。我又找到了一处和自杀者遗言相符的诗句，只有一处。报表中所述那位达拉斯警探加兰・佩特里的遗言――“悲哀啊，我知道，我的青春遭人褫夺”――引自爱伦・坡的《致安妮》。
  但那位萨拉索塔县警探贝尔特伦的遗言不见于爱伦・坡的诗作。我最初还以为我太疲倦，读漏了。转念一想，尽管一直读到深夜，但我读得非常仔细，不可能遗漏。“上帝怜悯我可怜的灵魂”，确实没有这一句。我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位自杀者最后的祈祷，那句充满痛苦的遗言确实是他自己的话。我从名单上划掉了贝尔特伦的名字。
  我强打精神抵抗睡意，专心研究我的笔记。我最后认定，巴尔的摩的麦卡弗蒂一案与芝加哥的布鲁克斯案实在太过相似，无法忽略不计。现在我知道明天我要做什么了。我要前往巴尔的摩，进一步了解情况。
  那一晚，我又做了那个梦。一生之中，只有这个噩梦一遍又一遍在深夜萦绕不去。和往常一样，我梦到我穿行在一片封冻的湖面上，脚下是蓝黑色的冰层。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觉得四野茫茫，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天边只有刺眼的白色。我低下头，继续走。我听到一个女孩呼救的声音，于是放慢脚步，犹豫不决。我四下看看，看不到她，于是转身继续前进。一步，两步。就在这时，一只手穿过湖面的冰层，紧紧抓住我，将我朝冰面不断扩大的窟窿下拖去。它是想把我拖下去还是想借着我把它自己拖上来？尽管我无数次做过这个梦，但这个问题我始终没弄明白。
  我所看到的只有那只手，还有一只细细的胳膊，从黑沉沉的水中伸上来。我知道，那是一只死人的手。然后，我醒了。
  灯和电视仍旧开着。我坐起身，四周望望，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接着，我记起这是哪里，我在做什么。我坐了一会儿，直到噩梦带来的惧意彻底消去。我关掉电视，走到室内小酒柜前，扯开封条，打开柜门。我选了一小瓶苦杏酒，没用杯子，就着瓶口喝起来。我查了查房间里的酒水单。六美元。我研究着这份酒水单和上面昂贵的价钱，只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
  最后，酒让我胸口暖和起来。我在床上坐下，看了看钟点。差一刻五点。我需要重新躺下，需要睡眠。我钻进床罩下，从床头桌上拿过那本书，翻到《湖》，重新读起来。我的目光不断落到那两句诗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