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至少我现在有了点线索，知道在这儿应该离谁远点了。下一个线索来自那个分发资料的女人。她从我面前走过，却什么都没给我。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巴克斯说，“到明天，我们大多数人都将分头行动，本案的指挥中心也将移往最近一件案子的案发地丹佛。本案的负责人仍由雷切尔担任，由她协调组织大家的行动。布拉斯和布拉德继续留在这里，从事情报整理、比对的工作。每一天，所有特工都必须于东部时间下午四点整向丹佛和这里提交进展报告。这段时间先发往丹佛分局的传真机，号码已经列在你们手里的资料上。我们很快就会搭建自己的通讯线路，到时候会尽快告知你们号码。现在，我们先把手头已掌握的情况过一遍，全体人员共享同样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希望有谁遗漏什么情况，这种事儿出得够多的了。”
  “咱们最好别捅出什么漏子，”戈登以嘲弄的口气说，“新闻界的人在这儿盯着呢。”
  几个人笑了起来，但巴克斯打断了笑声。
  “好了戈登，你的反对意见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了。现在我让布拉斯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把我们掌握的情况过一遍。”
  巴克斯座位对面的女人清了清嗓子，她将三页电脑打印的文件在面前桌上摊开，站起身来。
  “好的。”她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发生在六个州的六名身亡警探，除此之外，还有六件未被侦破的杀人案，是这六名警察死亡以前各自所处理的案子。目前最不利的是，我们还无法确定我们对付的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罪犯，说不定更多。当然，后一种可能性不大。我们的直觉是只有一个罪犯，但眼下我还没有可以支持这种看法的具体证据。我们有把握的是，这六名警探的死是相关的。因此，这很可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就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称之为‘诗人’的这个人。此外还有一些案件与本案存在理论上的关联，这些案子我们待会儿再说。首先我们从身亡警探着手。请先看看各自材料中的遇害者初步分析报告，我再向大家指出一些问题。”
  只见每个人都在研究自己的那份材料，我却被甩在外头无人理会。我不由得对这种待遇大为恼火。我下定决心，会议一结束就得找巴克斯谈谈这个问题。我朝戈登望去，正碰上他也在望我，还冲我挤了挤眼，然后重新埋头读起他面前的材料来。接着，只见沃林站起身，绕过桌子朝我这边走来。她将一份资料递给我，我点头致谢，可她已经转身回座位去了。我注意到，往回走时，她横了戈登一眼，两人对视了很长时间。
  我看着手里的纸页。头一页只是一张组织结构图表，附着相关特工的姓名和他们的任务。表上还列着丹佛、巴尔的摩、坦帕、达拉斯和阿尔伯克基的FBI分局的传真号和电话号码。我的目光扫过特工姓名，只发现一个叫戈登的。戈登・索尔森。他的任务只列了一行：“匡蒂科――总部。”
  我接着查找布拉斯的姓名，很容易就猜出来了：布拉茜莉亚・多兰，布拉斯是她的简称。表上列出了她负责的工作：“协调对受害者的调查兼绘制心理分析形象。”其他特工的任务也列出来了。有的是手写的，还有的用的是代码，但大多数人后面只标明派遣城市，后面跟着受害者的姓名。一看就知道，“诗人”作案的每个城市都派了两名行为科学部的特工，以协调FBI分局和当地警察局联合展开的调查活动。
  我翻到下一页，也就是所有特工都在读的那一页。
  遇害者初步分析报告――“诗人”，BSS95-17
  死者编号#
  1、克利福德・贝尔特伦，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凶杀案调查组
  白人，男性。生于34年3月14日，死于92年4月1日
  武器：史密斯&韦森12口径霰弹枪
  一枪――头部
  死亡地点：家中，无目击证人
  2、约翰・布鲁克斯，芝加哥警察局三分局，凶杀案调查组
  黑人，男性。生于1954年7月1日，死于1993年10月30日
  武器：警用左轮，格鲁克.19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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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受害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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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枪，一枪命中――头部
  死亡地点：家中，无目击证人
  3、 加兰・佩特里，达拉斯警察局，凶杀案调查组
  白人，男性。生于1951年11月11日，死于1994年3月28日
  武器：警用左轮，贝雷塔.38型
  两枪，两枪命中――胸部、头部
  死亡地点：家中，无目击证人
  4、 莫里斯・科泰特，阿尔伯克基警察局，杀人案调查组
  西班牙裔，男性。生于1956年9月14日，死于1994年9月24日
  武器：警用左轮，史密斯&韦森.38型
  两枪，一枪命中――头部
  死亡地点：家中，无目击证人
  5、肖恩・麦克沃伊，丹佛警察局，杀人案调查组
  白人，男性。生于1961年5月21日，死于1995年2月10日
  武器：警用左轮，史密斯&韦森.38型
  一枪――头部
  死亡地点：车内，无目击证人
  我首先注意到，他们还没有把麦卡弗蒂列入名单。要列进去的话，他就会排在第二位。接着，我意识到房间里许多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我，因为他们读到了最后一个名字，显然明白了我是谁。我只好两眼紧紧盯着我面前的文件，盯着我哥哥名下的说明。他的一生被缩成短短几句叙述，加上几个日期。最后，布拉茜莉亚・多兰总算把我从窘迫中拯救出来。
  “好了，我作一点说明。这些材料是确认第六起案子之前打印出来的。”她说，“如果你们想现在就补上，这件案子应该排在贝尔特伦和布鲁克斯案之间。受害者名叫约翰・麦卡弗蒂，巴尔的摩警察局凶杀案调查组警探。其他情况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案件的手法各不相同，共同之处很少。武器不同，死亡地点不同。受害者中三名是白人，一名黑人，一名西班牙裔……对了，新增加的那个案子，麦卡弗蒂，他是白人男性，四十七岁。
  “但从现场与证物上看，共同点还是有的。每位受害者都是负责杀人案件侦破的男性警探，死因都是头部的致命枪击，而且没有目击证人看到开枪时的情形。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两个关键性的相似之处，我们希望以这两处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每件案子中都引用了埃德加・爱伦・坡，这是第一点；第二、每个受害者的同事都认为他们死前情绪抑郁，被某个特定案件所困扰。这些受害者中，有两名曾在心理医生处就诊。
  “请大家翻到下一页……”
  会议室里响起翻动纸页的声音。我能真切地感觉到，这番叙述抓住了在场特工们的心。但对我来说，这一刻却显得有些不真实。我的感受大概就像一个编剧，最终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播出。在此之前，这一切只存在于我的记事本上和电脑里，以及我的头脑中，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可能性。但现在，满满一屋子办案人员盯着打印资料，把这一切宣之于口。这个场景最终证明，我所设想的那种可怕的凶案实实在在存在着。
  下一页是死者的遗书，全部出自爱伦・坡的诗。我前一晚才找到它们，并在记事本上写下这些句子。
  “这些遗书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些案子的关联。”多兰说，“我们这位‘诗人’热爱爱伦・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但你们外出执行任务时，我们会在匡蒂科这儿研究这个问题。现在请布拉德谈谈这个问题。”
  听了这话，紧靠多兰就座的特工站起来。我翻到资料的第一页，找到了布拉德利・黑兹尔顿的名字。我想，布拉斯和布拉德，真是好一对儿。布拉德是个瘦高个儿，脸上满是粉刺留下的痤疮。说话之前，他先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
  “嗯，把巴尔的摩一案包括在内，这儿一共有六条引语，分别来自爱伦・坡的三首诗和他的遗言。我们正在仔细研究这些诗，看能不能找出它们的共同点，以及罪犯为什么选择它们。总之，一切相关情况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罪犯是用这种方法和我们玩游戏，而且为此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这家伙不搞爱伦・坡引语这一套，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麦克沃伊先生也不会发现这些案件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些诗就是他留下的签名。我们打算弄清的是，他为什么选择了爱伦・坡，而不是，呃，比如说，沃尔特・惠特曼。但我――”
  “我告诉你为什么。”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一个特工道，“因为爱伦・坡是个病态的杂种，我们这位‘诗人’也是。”
  几个人笑起来。
  “呃，对，从总体上说，你很可能说得对。”黑兹尔顿完全没意识到人家这话只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但我和布拉斯还是会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我很愿意听听。至于现在，我先抛砖引玉，谈谈我的几点看法。爱伦・坡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因为他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莫格街凶杀案》。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篇推理小说。所以，这个罪犯很可能将他的活动视为一个解谜、推理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