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她倾身过来，碰了碰我的胡子。她从前也这么做过一次。没等我下车，她让我稍等一等。她从手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在背后写了个号码，递给我。
  “这是我的传呼号。万一有什么事，可以传呼我。这是卫星传呼，不管我在哪儿，你都能呼到我。”
  “全世界都行？”
  “全世界都行，除非卫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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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拉登望着屏幕上的文字。它们真美啊，像上帝用看不见的手写下的句子。阐述得如此完美，如此深刻。他再一次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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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们发现我了，而我也准备好了。我等着他们。我的脸将成为被千夫所指的那些面孔中的一张，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感到自己就像当年那个孩童，等待着壁橱的门打开，让我接受他。门下面的那道光啊，它是我的指路明灯。我望着那道光，还有他移动脚步时的影子。这时，我知道他来了，我会拥有他的爱。我是他的掌上明珠。
  他们造就了我们，却又抛弃了我们。我们是一群弃儿。我们成了这个呜咽不已的世界中的流浪者。受到排斥既是我的痛苦，也是我的动力。我是所有孩童的复仇者。我就是那个被他们称为猛兽的幽影，那个混迹于人群之中、需要小心提防的人。我是剪影，永远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我的经历不是那种被掠夺、被虐待的悲惨故事。我欢迎这种被掠夺、被虐待的体验。我可以承认这一点，你们呢？我盼望、渴望、迎接这种体验。但是，当我的骨骼变得过大，我受到了排斥。深深伤害我的正是这种排斥，是它迫使我过上流浪者的生活。我是弃儿。孩子不该长大，他们应该永远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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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铃响了，他抬起头。电话放在厨房的厨柜上，他盯着这台响个不停的电话。这些天来，这是打给她的第一个电话。三声铃响之后，留言机启动了，放出她事先录制的话。当时，格拉登不得不把这句话写在纸上，让她念了三遍。直到第四遍才录好。蠢女人。他一边听，一边想。完全算不上什么演员――至少没脱衣服时算不上。
  “你好，这里是达莉妮。我……我这会儿无法接听你的电话。我有点急事得离开一段时间。我会经常检查留……呃，留言，并尽快给你回电话。”
  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紧张，有个词重复了两遍。格拉登担心别人听出这点破绽，察觉到她是在照本宣科。他仔细听着。留言信号之后响起一个气冲冲的男人声音。
  “达莉妮，天杀的！收到留言后你最好赶紧给我回个电话。你可把我整惨了，姑娘，总该事先说一声吧。回来以后，说不定你的饭碗已经砸了。天杀的！”
  看样子没看出破绽，格拉登想。他站起来，抹掉这条留言。估计是她的雇主。他别想收到达莉妮的回电了。
  站在厨房门口时，他闻到了那股味儿。他从起居室香料盒上抓起火柴，走进卧室。他盯着尸体瞅了半晌。那张脸是淡绿色，但比他上次看时更深了些。正在分解的身体需要液体，鼻孔和口腔中的体液于是被抽干了，这些地方也就丧失了血色。脱水的事儿，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在德雷福时，他说服了典狱长，这才得到了那些书。《法医学》。格拉登真希望那台相机还在自己手里，他就可以详细记录下达莉妮身上发生的变化了。
  他又点燃了四根熏香，放在几只烟灰缸里，分别搁在那张床的四个角上。
  他走出卧室，关上房门。这一次，他在门口挂了一张打湿的浴巾，希望湿浴巾能挡住那股恶臭，别散到他住的房间。他还得在这儿再待两天呢。
  33
  我总算说服了格雷格・格伦，让他同意我留在菲尼克斯写稿。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我待在房里哪儿都没去，打了好几个电话，从跟这个案子有关的许多人那儿搜集他们的看法。从丹佛的韦克斯勒到巴尔的摩的布莱索，能联系的人我都打了。打完电话以后，我一口气写了五个小时。整整一天，只有一个电话打断过我的工作。是格伦打来的，紧张兮兮地，问我干得怎么样。截稿期是丹佛时间五点，我提前了一个小时，将两篇稿件发往城市版。
  稿件发走之后，我累得脑子里嗡嗡直响。脑袋疼死了，前所未有的疼。送到房间里来的咖啡我干掉了一壶半，加上整整一包万宝路。好几年了，我头一次一口气抽这么多烟。我在房里踱来踱去，等着格雷格・格伦打电话谈他的意见。我给客房服务部打了个电话，说我在房里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不能出去，请他们在大堂铺子里给我买一瓶阿司匹林。
  送来以后，我连吞了三片，用房间小酒吧拿来的矿泉水冲下去。我几乎立即觉得好多了。接下来，我又给我母亲和赖莉分别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们我的报道明天就会见报，事先给她们提个醒。我还说，这个案子既然已经登出来了，其他媒体的记者很可能会联系她们，请她们有所准备。她们俩都说不愿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我说没关系。（有点滑稽，我自己也是记者嘛。）
  最后，我总算想起还没给雷切尔打过电话，告诉她我没走。我给FBI菲尼克斯分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特工告诉我她已经走了。
  “‘走了’，这是什么意思？没在分局？她还在菲尼克斯吗？”
  “对不起，我无权告知。”
  “能请巴克斯特工听电话吗？”
  “他也走了。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挂了电话，拨了服务台的号码，请他们把电话转到她的房间。服务台回答说她已经退房了。巴克斯也一样。还有索尔森、卡特和汤普森。
  “他妈的。”放下电话后，我骂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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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亲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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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有了什么新进展。肯定是。全都退房走了，调查工作准是有了重大突破。我意识到，我被甩在外面了，我的局内人身份已经成了历史。我站起身，重新在房里来回踱步，猜测他们会去哪儿，是什么让他们走得如此仓促。然后，我想起雷切尔给我的那张名片。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小卡片，拨了上面的传呼号。
  卫星接收我的信号，再传到地面她所在的地方，这个过程按说十分钟足够了。但十分钟过去，电话铃仍然没响。又过了十分钟，然后是半个小时。连格雷格・格伦都没回电话。我甚至拿起听筒试了试，怕是自己把它摔坏了。
  我焦灼不安，无法休息，但又不想傻乎乎地一个劲儿踱步、等待。于是我打开手提电脑，登录进入《落基山新闻报》的系统，调出给我的短信。没什么要紧的消息。我转到我的个人存储夹，浏览目录，打开名为“催眠师报道”的文件。这份文件包括几篇关于霍拉斯・冈贝尔的文章，按时间先后排列。我从最早的一篇开始，顺序阅读。读着读着，我自己也记起了这个催眠师的事儿。
  冈贝尔的经历可谓多姿多彩。六十年代早期，他是中央情报局（CIA）的一名医生，同时在局里从事研究工作。此后，他成了一名在贝弗里山开业的私人心理医生，特别擅长催眠疗法。他将自己的这个本事发扬光大，搞起了他所谓的“催眠艺术”，在夜总会里表演，自称催眠师霍拉斯。一开始还只是在洛杉矶各家夜总会串场子，但演出大受欢迎，连拉斯维加斯都常常约他，每去一次都要连演一个星期。没过多久，冈贝尔就不再开业行医了。他成了专业演员，在拉斯维加斯最豪华的一批演出场所登台献艺。最有名的凯撒宫的节目单上，他的名字和弗兰克・辛纳特拉①排在一起，当然，辛纳特拉的名字印得大一些。著名的卡森谈话节目他上过四次，最后一次，他催眠了卡森，让他说出他对当晚嘉宾的真实看法。这些看法刻薄得让现场观众以为卡森并没被催眠，只是借此开开玩笑。其实，这是货真价实的催眠术。看了录制好的节目样带之后，卡森取消了这次节目，没有播出，而且将催眠师霍拉斯列入了他的黑名单。取消这次节目的事成了娱乐圈的大新闻，对冈贝尔的前程而言，相当于当胸一刀。从那以后，他再没上过电视新闻网，直到被捕。
  通过电视成名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冈贝尔的表演又变不出新花样，于是在拉斯维加斯吃不开了。他现身的舞台离黄金地带越来越远，很快就只能搞搞巡回演出、在小俱乐部和餐馆表演了，最后沦落到脱衣舞厅、县游园会之类的场所。真是从声名显赫一栽到底。最后，他在奥伦治县游园会上被捕，算是为自己的沦落画上了一个惊叹号。
  报道案件审理过程的文章说，冈贝尔被控对小女孩进行性骚扰。这些孩子都是他在游园会的演出过程中现场挑选的志愿者，充当他的表演助手。公诉人表示，他每次都是这么做的：从观众中挑选一个十到十二岁的小女孩，把她带到后台，准备一会儿登台。来到他的私人化妆间后，他会给受害者一杯可乐，里面掺了可待因和喷妥撒。（他被捕后，从他那里查获了大量可待因和喷妥撒。）让孩子喝下可乐以后，冈贝尔便告诉她，演出开始以前，他要先看看她能不能接受催眠。在增强催眠易感性的药物的帮助下，孩子很快进入催眠状态，然后成为冈贝尔性侵害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