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右手

不过呢，只要他够机灵，多少总能运用常识看出关节和组织是如何连在一起的。而我在他的行当里却没那么聪明，想来真是遗憾。
    一定有灰尘进入了真空进油管，只有这样，发动机才会不断堵塞，不可能是别的原因。我记得我那辆旧天龙车也碰到过一次相同的问题，发动机就像这个一样。只是那一次，我身边有个机械工诊断出了问题，并帮我打理干净，我用不着转曲柄转得头晕目眩。
    回想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很复杂。我所需做的就是拧下一小枚六角螺母，切断线路，清理过滤器，接着用嘴把灰尘从管道里吸出来，使汽油能够干干净净地流动，然后重新把螺母旋紧。只要有把小扳手，整个过程用不了五分钟。起先我就应该想法找到问题所在，而不是一直浪费时间，要是那样，我不但不会如此头疼，而且已经行进在前往丹伯里的途中了。
    我在汽车座位底下翻找工具，但却只找到了一个带柄的千斤顶，一把换轮胎的十字扳手和一串生锈的链条。我需要的是小扳手，基本上任何型号都可以，甚至一把普通的钳子也行，但我不可能用手指或者牙齿干这个活。我又去查看车尾的行李箱，但那儿什么工具都没有，只有我的旅行包和器械箱，而器械箱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做这类工作的。我把箱盖又重新关上了。
    从石瀑到这里的路上，没有一座房子像是住了人，我可以借到扳手的。尽管有人影晃晃悠悠消失在沼泽路上，但这条老路满是车辙，看样子也不大有希望。我决定沿着前方的马路往下走，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座房子。
    我把外衣留在汽车座位上，钥匙留在点火开关上。这条路上帝都抛弃了，我离开的时候似乎不可能会有人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外衣口袋里取出了老约翰·R.布坎南的女管家太太给我的信封，折起来塞进了裤子的后袋里，感觉有厚厚的一大叠，我想可能有五十张钞票吧。我不知道老人是不是让她给了我五十元钱，每张都是一元的，那样的话还真有点小气。很有可能是五十张十元，一共五百元钱，对于啥也没傲的我来说，这价钱是相当可观了。
    我走在路上，知了在薄暮中鸣唱。马路依旧狭窄，石子丛生，两边是深深的沟渠，长满了尘土弥漫的野草，与腰齐高。沟渠旁边是野葛密布的石护栏，不见断痕。石护栏外头是橡树和松树林，偶尔会有一丛白桦树。走了一百码，绕过一个弯，我就看不见岔路口的汽车了。
    大约走了四分之一里路，我看见右边有一座木瓦的旧农舍，距离马路一百码，周围是高高的野草和再生的荆豆花。我放慢了脚步，站在房子的正对面，细细查看。农舍的窗子没有窗眼，烟囱的砖头落到了房子一端的瓦砾堆中，房顶只有栋木和椽子组成的一副骨架，裸露在外，甚至石护栏与大门口之间的地上也长满了又厚又高的野草，进入农舍的小路也不再看得清了。
    我转向路边走了几步，才明白这个地方已经废弃了。我正要迈步往前，脚却触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我又停了下来，低头看去，路上有一顶肮脏破旧，形状古怪的蓝帽子。
    无疑，这是顶超级难看的帽子，帽檐一圈给切成了锯齿形的荷叶边，帽顶也破了几个月牙形和星形的洞，淘气的男孩子有时就喜欢把旧帽子搞成这样。这顶帽子就这么扔在那儿，周围没有别人，两边的树林和草地里，只有虫子吱吱地在鸣唱。
    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我弯下腰，拾起了这顶帽子。或许，是因为它的颜色。帽子沾满了尘土和油渍，但却是，或者说曾经是柔和的灰蓝色。我一向偏好灰蓝色的帽子，不过这种帽子从来就不容易从帽店里买到。我的最后一顶灰蓝色帽子是在医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买的，戴了有四五年，要不是我秘书总是抗议，我可能现在还戴着。和很多保存旧帽子的人一样，我的帽子还在，就摆在西11街511号的衣橱架子上。
    尽管脏，这顶帽子的质地可是很不错的毛毡。难怪了，原来商标显示是第五大道的哈克斯勒帽店，我的帽子都是那儿买的。我拉下防汗带（规格是7英寸），凑近观察，可以看到带子上曾贴过首字母的标签，虽然被撕掉了，但是深色的皮革上依然留下了浅浅的痕迹，我还可以看清字母的轮廓：“H．N．R.，Jr．”①。
    ①H.N.R，Jr.：“初级医生亨利·N．瑞德尔”的英语首字母缩写。
    这是我自己的旧帽子，不是别人的。就在这条路上，破成了这副样子。我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在衣橱架子上看到这顶帽子的？上个礼拜，还是去年冬天？我以为昨天还看见呢。一个人把一件东西放好，然后以为这样东西就在那个地方放着，从此心里保持这种印象。可事实上呢，也许我最后一次看到帽子在衣橱上，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说不准，去年秋天米伦斯太太已经在某次所谓的“大扫除”时，把帽子给了看门人或者救世军②，而没有特地告诉我。
    ②救世军：Salvation Army，以军队形式为絮构，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际性宗教慈善公益组织．成立于1865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
    这顶帽子使我不由得有了种失去亲人的奇怪感觉，它就这么扔在离家百里的荒路上，污秽不堪，支离破碎，但过去却是我的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帽子比领结要亲密，甚至比手套都亲密。它是一种象征，标记男人的职业与地位。国王戴王冠，农民戴头巾，银行家戴霍姆堡帽，牛仔则戴墨西哥帽，帽子的式样和佩戴的方式，可以表明一个人的性格与风度。这是我的帽子，我戴的时候总是略微倾斜。
    如今，帽子被切成了小丑帽的形状，我不知道最后戴这顶帽子的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也喜欢这种颜色。
    就在我触摸帽子的短短一会儿，指尖可能已经沾染了五十种不同的细菌和原生动物。我把帽子扔进了路边漆黑的草丛里。
    我拾帽子的时候，底下的地上躺着一只被碾过的蚱蜢。我用拇指和食指把小虫夹了起来。灰色的石子末压进了蚱蜢的身体，是车胎或者鞋跟碾的，时间在帽子掉到这里之前。
    蚱蜢的触角仍然在微微颤动，褐色的唾液从上颚渗出来，前腿交叉，仿佛在祈祷。乌黑的眼睛黑得好像空洞发亮的石英和玻璃，某种程度上说还有生命力吧，但我不觉得这双眼睛还能觉察到我。
    我不知道被碾过的蚱蜢要多久才会死，大概不会太久的，那么帽子在这儿的时间就更短了。或许掉了帽子的男孩会发现自己丢了东西，如果他还喜欢这顶帽子的话，会很快回来寻找的。我本该把帽子留在路上，放在最初发现的地方。
    我用手指压碎了小虫的胸甲，把它也抛进了沟里。
    银色的薄暮下，小鸟在跳，知了在叫。没有窗眼，只剩下屋顶骨架的旧房子在高高的草丛对面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刚起身，就听见沟里发出低沉的声响，好像牛蛙的叫声。
    “嗷！”
    接着又是一声：“嗷！”
    很慢，两声之间隔了好几秒，仿佛停下来做深呼吸似的，声音十分野蛮，不像是人发出来的。
    我正往前走，尘土弥漫的草丛中忽然有一阵细微的动静，不过顶多就是一只牛蛙搞的。我没有理由为了一只呱呱怪叫的牛蛙停步……可是，要不是我头疼，我无疑该认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在潜意识里觉得那声缓慢的蛙鸣十分野蛮。任何人都不会把蛙声与野蛮想到一起去，蛙声就是蛙声，只有当一件东西与人类相关的时候，才有可能联系到野蛮。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与人类相关。
    我又向前走了半里或四分之三里路，终于看到了文明人居住的迹象——今晚日落时分拐进这条岔路后，我第一次看见文明人居住的迹象，甚至是第一个人类的标记——我的呼吸逐渐正常，之前仿佛是戏剧中一幕紧张的场景，又仿佛在做一件既累人又骇人的事，现在结束了。
    野葛蔓生、不见断痕的石护栏两边都出现了道路：左边是茂密的加州水蜡树搭成的篱笆，高有十二英尺，长满了芳香扑鼻的白花，在白天一定是蜜蜂难得的享受；右边则是刷白的蛇形栅栏，围着一个高草密布的老苹果园。路面状况似乎也好了一些，虽然还有石子，但却没那么多了，而且略微宽敞，更加平坦，让人感觉过去四十年里这条路也曾经是等级公路。
    又走了一会儿，篱笆的上方露出一段红色的屋顶，还能隐约瞥见一堵新刷的白墙。我看见前面沿路有条电话线，从最近的一根电话线杆拉出来，穿过篱笆，连接里面的房子。
    细长的电话线绕进篱笆，犹如一道生命线。我孤单地走了那么长的路，经历了没有窗眼的房子，满是野葛的石护栏．茂密的树林草地，消失的幽灵人影，薄暮中虫子的鸣唱，支离破碎的旧帽子，以及所有这些荒凉与寂寞，如今宛如突然间重新闯进了生机盎然、平凡正常的世界里。
    总算，我没有徒劳，也没有患上僵硬性昏迷症。日落时分拐进这条路以后，我每时每刻都是清醒的，甚至是过分清醒。我只是太他妈孤单了，感觉自己身处困境，感觉自己也许要走一整晚，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异常偏远的地方（事实上却并没有这么夸张）．这样的感觉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