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

都是朝廷命官，任免出于吏部。政治和教育一体，官僚和师儒合一。祭酒虽是衙门校长，只起严立规矩，表率属官的作用，并无任免教官的权利。监丞品位虽低，却参领监事，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课业不精，并从纠举。学校办公处叫绳愆厅，特备有行刑红凳二条， 拨有直厅皂隶二名，专事“教刑”。监丞立有集愆册一本，各堂生员敢有不遵学规，即便究治。初犯记录，再犯打篦五下，三犯打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监丞对监生有生杀予夺之权，监生决无申诉反抗之理。膳夫由朝廷拨死囚充任。有三遍不听使令，即处斩刑。
  生源分官生和民生两类。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发的，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民生是由各地方官保送的府州县学生员。最初的目的是训练官生如何去执行统治，名额为１５０名，民生只有５０名。后来官生入学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仅以洪武二十六年为例，在学总数８１２４名，官生只有４名。国子监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成为广泛训练民生做官的机构了。
  监生的课业内容都是由皇帝钦定的。主要有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 《五经》和刘向的《说苑》等书。最重要的是大诰。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写的，有德编、二编、三编、大诰武臣共四册。主要内容为列举所杀官民罪状，使官民知所警戒和警民安守本分应尽义务。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颁赐监生，二十四年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 俱以大诰出题试之”。
  若有不遵，以违制论，违制即是抗旨，罪莫大矣！至于大明律令，那自然是做官必知的。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治国安邦的至正至理。朱元璋曾面谕国子监博士 ：“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 ”，而于孟子则很不以为然，曾下令撤掉孔庙中的孟子牌位。后来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恢复孟子配享。洪武二十七年钦命审查孟子委员会，由刘三吾负责对其“反动毒素”严密检查， 严格删检。《说苑》因其“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深有劝戒 ”，而被指定为修身或公民课。
  学生课业要求极严：规定每日写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诰》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违者痛决。低年级只通四书的，入正义、祟志、广业三堂，中等文理条畅的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在学满七百天后，经史兼通的入率性堂，若在一年内考满八分者即予出身作官。
  监生制服叫□衫，也是御定。膳食公费，合校会馔。准许带家眷，每月支食粮六斗。监生和教员请假都必须皇帝特许。
  校规也是钦定的，极为严格，近乎残酷。前后增订一共有５６款。学生对课业有疑问的，必须跪听。绝对禁止对人事管理生活的批评，绝对禁止结社活动，不许不穿监服。有事必须事先通知，且行文不得烦紊。
  进出学监须有出恭入敬牌。违者都是痛决。最严重的一款是 ：“敢有毁辱师长，乃生事告奸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去南地充军 。”所谓“毁辱师长”“生事告奸” 并没有明确界定，其涵义可以任意扩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宋讷是此条监规的起草人，极意严酷，在其任内，师生走投无路，经常有人被强制饿死被迫缢死；即连死尸也必亲自验明正身，才许收殓。学录金文征于心不忍，想方设法保护学生，并向皇帝进言宽释。朱元璋先是不予理睬，说祭酒只管大纲，监生饿死，罪在亲教之师。文征又设法与同乡吏部尚书余（火气）商定，由吏部行文令宋讷告老还乡。照理，宋讷年届７５岁，是该退休了。当其向皇帝辞官时，说出自己辞职并非真心，朱元璋大怒，追问前因后果，一气之下尽杀金文征一伙，并将其出榜昭示，载入《大诰》。这也算是国子监发生的第一起学潮。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学潮又起。监生赵麟因不堪虐待，出壁报提出抗议。朱元璋为了杀一儆百，法外用刑，把他杀了，并枭首示众。
  和统制监生一样，国子监的教官也受严刑重罚的约束。历届祭酒只有深得朱元璋宠幸的宋讷得以善终，死后恩礼有加，余者不死即贬。朱元璋通过这种严酷的奴性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官僚，逐步地充实到各级官僚机构中去，绝对忠实地执行皇朝的政令。
  一般来说，只要耐住寂寞，循规蹈矩，学成毕业，监生都能授以官职。以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的监生任官情形而论：第一，监生没有一定的任官资序，最高的做到地方大吏从二品布政使，最低的也是正九品的县主簿，以至无品级的教谕。第二，监生也无固定的任官性质，监生万能，几乎无官不做。第三，在校监生几乎无事不能做。除任官以外，还可奉命出使，巡行列郡，稽查百司，清查黄册，督监水利等等。第四，监生各年任官并不确定。以洪武二年和洪武二十六年为最高，十九年为最多。从十五年以后，监生的出路已渐渐不如以前了，从做官逐步转向丈量田亩、督修水利、清查黄册等基层技术工作中去了。
  除国子监外，政府官吏的来源还有科举制度。国子监生可以不由科举直接任官，而从科举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每三年在省城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及格的为举人。各布政司举人名额是一定的，除直隶百人最多，广东广西２５人最少，其他都为４０人；第二年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会试，会试及格者再在殿廷经一次复试，称廷试或殿试。发榜分一二三甲：一甲只有３人，分别叫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又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由布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状元授翰林院御修，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的为翰林官，其他均授官职大小有差。举人贡生会试不及格的改入国子监，也可选作小京官，或作府佐州县的正官及学校教官。
  科举各级考试，专以四书五经为题，文体略仿经义，体裁凡为排偶，叫作八股亦称制义。这是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十五年以后，定制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每试三场：初试四书仪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学校和科举并行，学校是科举的阶梯，科举是学生的出路。学校的兴办，不但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更主要的是使皇朝的统治思想深入民心，不断地教化臣民遵守臣道为国效力。科举的提倡，选拔考察了一批优秀人才，为皇朝的政治经济统治训练了一大批忠实能干的官僚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任人唯亲的官场腐败气息，实现了唯才是举，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仕途之道。
  但是，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过份奴性化，专以四书五经为要，严重束缚人们思想智慧，死读书读死书，以至于“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勿者，惟四子一经之笔，是鑽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其迂腐之态可见一斑。以这样的人才去治国，因循守旧者是，革新进取者非。长此以往因循苟且，死气沉沉，失去进取活力，国家很难欣欣向荣，朝气勃蓬。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自明朝以后逐步落后于世界先进民族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 普查国情 发展农业盈国库
  皇朝的长治久安，根本上是需要国民经济的发展。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来，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农民问题也一直是历代王朝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农民反则天下大乱，农民安则天下太平。
  朱元璋从贫苦农民出身，对此不能没有深切体会；又以投身农军为基础，扫灭群雄，抵定天下，就不能不对农民问题给以更大的关注。朱元璋常说 ：“四民之中，农民最劳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黑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又巴到收割了，完税纳租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 。”
  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兼并在豪族地主手中，大部分贫苦农民则忍饥挨饿，无田可耕。朱元璋也曾经受尽地主的剥削压迫，对其有一种骨子里的本能的自然仇视。虽说建国伊始，江山不固，国力疲弱，朱元璋对各方地主豪强的既得利益，不得不也不敢不加以特别保护和尊重。但是不久以后，朱元璋就开始了无情打击地主豪强的利益。
  一种是利用行政手段，强迫迁徙，使豪族地主离开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师、山东、山西等处，釜底抽薪，根本削除其在地方上的深厚势力，还给农民部分农田。
  二是假借种种政治案件，株连牵及，苛刑诛灭，一网打尽，满门抄斩。洪武年间的几桩大案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不知屠杀了多少豪门望族，甚至一个地方皂隶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在公布此案时说 ：“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
  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刑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遁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