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戳。沿途节次遁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
朱元璋将抄没的豪族田产收归国有,然后大部赏赐给新的官僚贵族,小部分还给农民。用屠杀手段加速改变土地的持有者,洪武三十年中,浙东浙西的故家巨室几乎无一幸存。
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充分合理利用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为了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农民对政府怨恨不平的心理情绪,朱元璋用了20年时间,任用大量监生,大规模地举行了土地的清查丈量和人口普查,为农业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600多年来,历朝历代多少政治家梦寤以求却没能作到的事情,朱元璋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之所以要进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是因为600多年来,从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普遍调查,土地簿藉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就连这些不符实际的簿藉也大部轶失,半数以上的土地不在登记,逃避政府租税;半数的土地面积和负担轻重不一,极不公平。地主的负担转嫁给贫农,土地越多交租越少,土地越少交租越多,由此造成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经过实际丈量以后,使所有过去逃税的土地都登记完粮。全国土地,记载田亩面积方圆,编列序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册,是为鱼鳞册,政府据以确定赋税标准。洪武廿六年,全国水田登记总数为8507623顷,夏秋二税收麦470万石,米2470万担。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12114700担比较,增加了一倍半。
通过人口普查编定了赋役黄册,并重新确立了新的乡村管理组织机构。把户口编成里甲,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的十户地主为里长,把余下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户,设一甲首。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少,每甲轮值一年。每年由当值的甲完成政府要求的义务劳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休养生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粮增减重新编定黄册,使之合于实际。据洪武廿六年统计,全国有16052680户,60545812人。比之元朝的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11633281户,53654337人净增340万户700万人。
为了确实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积极为农民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建国之初,即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 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衣所取代,解决了农民穿衣的问题,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严厉督导各级官吏为农民兴修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积极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旱防涝的,都要因地制宜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有专长的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洪武年间统计开塘40987处。
此外,朱元璋还积极劝导农民互助合作。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丧嫁娶,疾病患难时,有钱的助钱,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时,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若里甲中有游闲懒惰者,要追究里老的责任。
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由官府贷米,或是赈米布施给钞。各地备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储备大量粮食以备救济。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死刑。洪武二十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之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洪武三十年间,共计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不计其数。
凡是地方官贪酷害民,为非作歹的,许以人民到京师上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 所在人民必知其详。 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 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 以凭保全。??民间若不亲发其奸顽,明朕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拔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合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
甚至鼓励乡民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绑赴京师: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当然,农民的处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因为代表政府意志的里甲长乃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去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朱元璋自己也明白 :“民间(氵丽)派包荒诡奇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氵丽)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当科量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以此靠损小民 。”加上朱元璋认为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尹人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着为令 。”不但见任官,乡绅也享受这种特权。连在学的学生生员之家亦有差役优免。这些优免的负担对于国家来说不可能取消,也只能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头上去。官僚贵族越多,士大夫越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农民兄弟起义之初意图实现的经济政治平等的目标,算是彻底失败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早已背叛了本阶级,他要维护的仍是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君臣关系和伦理道德,他所代表的只是新贵族新官僚新地主的权益。他告诫子民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倡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 。” 不然,“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
五 网罗特务 严密监视人自危
重用特务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服务,监视控制危险分子,监听臣属幕僚的言行举止,发现纠举子民的危险倾向,这是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色。由检校而锦衣卫,特务网络遍布全国,特务组织日益完善,特务活动异常活跃。
检校是早在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初就已经设立的,“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一般由文官担任。最著名的头目有高见贤,和佥事夏煜、杨宁、凌说一起专门告发别人隐私。兵马指挥丁光眼巡卫生事,凡是没有路引的,都捉拿充军。杨宁曾以左右司郎中参赞浙江行省左丞李文忠军事,元璋嘱咐 :“李文忠是我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事由你作主,如有差失,罪只归你 。”后来杨宁就告讦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人充军,杨宁因之得宠,历升至中书左丞。元璋有意令他做宰相,杨宁就和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在朱元璋面前大肆抵毁宰相李善长。由此得罪京中淮官,淮人合力反攻杨宁 :“排陷大臣,放肆为奸 。”杨宁终以告讦被诛。其他几个头目也都先后被杀。
也有亲卫军官作检校的。如龙凤五年派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欧平章动静,以断欧家门前二石狮尾为证,朱元璋占领袁州后,查看果然不错。又如心腹亲随毛骧和耿忠。毛骧从官军千户积功到都督佥事,掌管锦衣卫,提典诏狱;耿忠奉派到江浙等处访察官吏和民间疾苦,积官到锦衣卫大同指挥史。但均不得善终。
也有和尚被选拔作检校的。吴印华克勤等人,都还俗作了官,充作皇帝耳目,报告外间私人行止。后来又对刘基徐达李善长周德兴等人大肆诽谤,无恶不作。
甚至对乡村里甲也被赋予巡检的权利。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 ”,“知丁” 就是监视的意思。对于邻里乡亲的出入远行必须随时掌握和报告,若发现图谋不轨者,必致邻里连坐。用法律手段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朱元璋曾派人去察听将官家庭活动,报告说有女僧引诱华高胡大海等人妻子敬奉西僧,行“金天敬”法。元璋大怒,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傅友德出征赐宴,派叶国珍作陪,拨与朝妓十余人。正在欢宴时,被内官看到,添油加醋报告朱元璋说是有伤风化。朱元璋一怒之下,令壮士拘执叶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叶国珍愤愤不平 :“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 ?”朱元璋回说 :“正为你不分贵贱,才这样对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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