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运河

  快马越过洛阳，向开封、徐州、淮安、宿迁奔驰！
  快马过处，响起一片报警的锣声：“黄河涨水啦！黄河涨水啦！”
  仿照奏报边防军情的做法，自明朝开始，“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必先知之，而后血脉贯通”。（《明史•河渠志》）
  此时的黄河、淮河与运河在黄河下游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要保运河畅通，必须治住不停摆尾、不时泛滥、桀骜不驯的黄河。
  长期以来，明朝廷一直把保证大运河畅通作为治黄的主导方针。后来，又出现了“护陵”任务，即保护凤阳、泗州的祖陵不被侵灌。——祖陵高于运道，高于民生，这就是封建王朝“皇上”的心胸，就是“官”与“民”的关系。——提出了“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的治黄方针，采取“北堵南疏”和传统的“分流杀势”治黄方略。
  “北堵南疏”，就是修筑和加固皇家的朱氏祖坟所在一岸的大堤，而任凭黄水来时向另一岸泛滥。
  “分流杀势”，就是将泛滥的黄河水向多处分流，以减轻洪水对运河的威胁。
  无论是“北堵南疏”，还是“分流杀势”，都是消极的，种下了更大的祸根：嘉靖晚期，黄河在徐州以上河段一度分岔13股南下，河患十分严重。在黄患最严重的6年中，明朝政府因负责治河官员不力，接连换了6人，可是，只要治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换人又有什么用？灾害依然如故。
  嘉靖四十四年（1565）7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沛县南北的大运河被泥沙淤塞达200余里，徐州以上纵横数百里间的中原大地成了一片泽国，灾情空前严重。
  这一年的11月，朝廷第一次任命佥都御史潘季驯总理河道，协助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抢险救灾，畅通运道。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29岁中进士，入仕途，授九江推官，宦海沉浮，累官至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44岁的佥都御史潘季驯走马上任。
  他深感责任重大，国家的安危在他心中，百姓的生死在他心中，自己上任之前一年换一人的教训也在他心中，他不想使自己成为被朝廷换掉的第7人！
  生长在东海之滨，根本不了解黄河、淮河的潘季驯上任之后，立即带人到河患最严重的地方慰问百姓，实地查勘，沿河而上，访问有经验的当地乡官、老农和老河工，详细了解水情，征询治理意见。
  这天，潘季驯坐着一位老船工驾着的小船，再次深入灾区勘察。潘季驯坐在中舱，左右鼓棹，向中流进发。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黄河叠浪千层，一望无际，潘季驯乘坐的小船如一片飘在浪涛之上的树叶，被埋在浪里颠簸。突然，巨浪打来，小船被卷入旋涡，潘季驯和老船工都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潘季驯慢慢醒来。睁开眼一看，不幸中的万幸，自己和老船工都被挂在树梢上，幸免于难。
  经过实地考察，潘季驯提出“开导上源，疏浚下流”的治河方案。
  很快，上报朝廷的方案批了回来，同意“疏浚下流”，而“开导上源”不在批准之列。
  为什么？
  没人告诉他。
  潘季驯无力追问不予批准另一半的原因，治河要紧，他配合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指挥9万余民工，全力投入已批准的一半工程施工中。
  此役开新河140里，修复旧河52里，建筑大堤3万多丈，石堤30里。
  当治河大功快要告成时，黄河又来了一次大水，冲开了新修的大堤，河水漫入沛县。
  消息传到京城，是为了证明朝廷一年换一年不是被换的人的无能，而是黄河实在难治，朱、潘也不例外，还是因为朝廷本身就阴暗，就诡诈？总之，一些朝臣闻讯幸灾乐祸，纷纷上折弹劾朱、潘，要求重惩二人。
  老皇帝明世宗朱厚熜闻讯很是焦急。
  就在世宗为要不要接受朝臣的要求，惩处朱、潘左右难夺时，灾区的喜讯传到了：在潘季驯的督导下，决口很快被堵塞，治河工程终于大功告成！
  闻讯，明世宗非常高兴，立即嘉奖这两位河总，并晋升潘季驯为右副都御史。
  世宗皇帝的嘉奖令和擢升旨传来，潘季驯松了一口气，不为自己的擢升，而是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11月，正在治黄一线的潘季驯接到了乌程老家传来的噩耗：母亲病逝。
  泪湿衣襟的潘季驯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按照朝制回籍丁忧，为老母亲守陵去了。
  话说到了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7月，黄河在沛县决口，次年7月又决邳州（今江苏睢宁县古邳镇），运河100多里淤为平陆。
  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将灾情奏报朝廷，登位第三年的穆宗朱载垕惊慌失措。
  惊慌失措中想到了先皇重用过的潘季驯。8月，第二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兼提督军务，速速赶往灾区，再次协助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抢险救灾。
  接到皇命，带着丧母的哀痛，丁忧尚未期满的潘季驯赶回赴任。
  离任三年的潘季驯到任后，仔细地研究现状认为，根本之计在于“筑近堤以束水流，筑遥堤以防潰决，”提出“加堤修岸”和“塞决开渠”两种办法。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觉得此方案可行，决定着手实施。
  潘季驯亲自督率民工5万余人，堵塞决口11处，解除了河患，徐州至邳州西岸修筑缕堤3万余丈，疏浚匙头湾（在古邳镇附近）以下淤河，并恢复旧堤，河水受束，急行正河，冲刷淤沙，使河道深广如前，漕运大为畅通。
  像上次堵塞决口一样，就在工程快要完成时，突然，河水暴涨，堤防潰决，险恶万分。此时，潘季驯正患背疮，趴在床难以动弹。闻得险讯，潘季驯拨开劝阻他的人，披衣而起，忍着剧痛，直奔险地。
  洪水滔滔不绝，肆意漫过堤顶。
  “潘总，撤吧！危险！”
  潘季驯沉着冷静：身为朝廷大员，怎可临危而惧，张慌退缩，置运河于不顾，置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决不下堤！
  在潘季驯无惧无畏精神的感召下，一些已逃离大堤的民工又返了回来。他们按照潘季驯的指挥，将一筐筐装满石块的篾织条笼推下决口处……
  经过几昼夜的奋战，终于度过了险情。
  分流与筑堤，历来是治河争论的重点。
  黄河是条地上悬河，加之古有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因此，自古以来“分流杀势”之议就十分盛行。后来主张“分流”的人，虽然大都不排斥筑堤，但仅是用堤坝来约拦水势而已。在潘季驯治河之前，这种论点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他们认为，黄河源远流长，洪水期间，波涛汹涌，下游河道过洪能力小，常常漫溢为患，“利不当与水争，智不当与水斗”，只有采取分流的办法，才能杀水势，除水患。这些分流论者，只知“分则势小，合则势大”，却忽视了黄河多沙的特点。由于黄河多沙，水分则势弱，从而导致泥沙沉积，河道淤塞。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河道的输沙能力与水流的流速成正比例关系，与清水河的分流是完全不同的。明代前200年中，过分分流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河患稍有停息，反尔造成了此冲彼淤、靡有定向的局面，灾害愈演愈烈，更加不可收拾。
  经过多年的深入调查研究，特别是亲历的两次堵决的实践，潘季驯人认为，一味的“分流杀势”是行不通的。
  人们对黄河泥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汉朝和宋朝已有不少人分析了泥沙淤淀与流速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河遇平壤滩漫，行流较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急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当朝人万恭也提出：“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缓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势急如奔马，吾从而顺其势，堤防之，约束之，范我驰驱，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水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趋其高，河乃不决。故曰黄河合流，国家之福也。”这正是对泥沙运行规律的初步认识。他还提出“堤以束水”的建议。然而，这只是泛泛而谈，很少有人从理论上提出过像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这样坚定而明确的治理意见。
  所谓“束水攻沙”，就是根据河流底蚀原理，在黄河下游两岸修筑坚固的堤防，不让河水分流，束水以槽，加快流速，把泥沙夹送海里，减少河床沉积。
  一言既出，石破天惊！
  潘季驯的“束水攻沙”论一出，立时遭到了传统势力的围剿。许多人站出来竭力反对筑堤束水，他们怀疑黄、淮合流，水量增大，会使决口和泛滥更加严重，依然主张运用传统的“分流杀势”之法，开筑支河，分流防洪。
  潘季驯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分流虽然能杀势，但这个办法只适用于水清河流，而对黄河则不适用。黄流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则水只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载八升之沙，非极迅溜，必致停滞。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