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卡的脑—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著作

或许在监狱中从来就没有多少别的东西更使他快活些。尽管当时他的确尽力要撰写整篇《数学哲学导论》并开始阅读他的著作《精神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的一部分。
  那些向我提出我是否信仰上帝的许多人正在要求对他们的特殊的信仰系统进行再保险，无论他们的信仰系统是什么这种信仰系统都是与现代科学知识相一致的。宗教在与科学的对抗中已留下了累累伤痕，而许多人——但决不是所有人——是不愿承认与我们的知识显然过分冲突的神学信仰的实质。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环游月球的载人飞行。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以一种多少有些自发的姿态从旧约的首卷《创世纪》的第一节经文中韵出了点味道，我敢说，很有几分要在美国恢复纳税人传统的意味，在传统的宗教观与飞往月球的载人飞行之间是不存在真正分歧的。另一方面，当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的宇航员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载人登月飞行后，激起了正统的穆斯林的极大愤怒，因为月亮在伊斯兰教中表示一种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意义。在另一种不同宗教信仰的联系中，我们看到在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第一次绕轨道飞行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特别提到：加加林已无意中发现在我们的上空并不存在上帝或天神——这就是说，赫鲁晓夫努力要让他的听众相信载人的绕轨道飞行与他们的信仰并不存在矛盾。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本名为《哲学问题》的苏联技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辩解道——我似乎感到难以令人相信——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在每一颗行星上都存在生命。又过了些时候出现了难堪的正式辩驳，即外星生物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联系可言。在一个研究工作非常活跃的领域中，一个清晰的预测允许各种学说经受否证。官僚宗教希望看到它自己所处的最终地位是对否证的敏感性，尤其对那种可以施行的又是决定这一宗教是否站得住脚的实验的敏感性。因此，月球上从未发现生命这一事实已经离开了不可动摇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那些未做任何预测的学说则比那些做出准确预测的学说缺乏说服力；同样那些作出准确预测的学说也必然比那些作出假预测的学说更成功。
  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美国一个有名的宗教曾非常自信地预言说1914年整个世界将毁灭。结果，1914年到来了，过去了——然而那年发生的事件当然含有某种重要性——可世界并没有，至少就我之见没有毁灭。面对这样一个失败的重要的预言，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至少会作出三种反应。他们会说，“噢，我们是说的‘1914’年吗？太抱歉了，我们指的是‘2014’年。这不过是我们所作结论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不管怎样，但愿您不会因此而感到困惑。”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还会说，“噢，要不是我们拚命地祈祷并向上帝求情，致使上帝宽恕了地球，我们这个世界就已经毁灭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说。他们只是说得更巧妙而已。他们宣称，事实上世界在1914年已经毁灭了，如果我们这些幸存者并未意识到，那则是我们的事。面对着这些易于识破的遁词，这种宗教竟还有虔诚的拥护者，岂非咄咄怪事！但是，宗教是固执倔强的。他们既没有提出可供否证的论点，又不在遭否证之后迅速地重新设计教义。宗教竟能如此厚颜无耻地狡辩，对其信奉者们的智慧又是如此地蔑视，而且依然自我炫耀这一事实，并不能充分说明信仰者的坚强意志。但是，这的确无需论证就表明，宗教经验的核心几乎就是某种明显违背理性探究的东西。
  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是智慧的指路明灯，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他还是一本题为《基督教国家中科学与神学之战》的不寻常著作的作者。当时这本书的发表被人们视为丑闻，以至于他的合作者要求将他的名字去掉。怀特是一个富有宗教情感的人，①。然而他勾划出，宗教所作出的关于世界的本质，它和人们怎样，何时直接研究了世界的本质并发现它与教义的论点不同，这些从如何地遭到迫害，以及他们的思想又怎样受到抑制等等这些由宗教所坚持的错误主张而造成的漫长而痛苦的历史。年高的伽利略，由于他正式宣布地球是运动的，天主教教阶组织则用酷刑威胁他。斯宾诺莎是被犹太教阶组织驱逐出教会的，几乎没有一套具有牢固教义的有组织的宗教不在某一时候为公开探究之罪而迫害过人的。康奈尔大学本身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非宗教派之见的探究，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如此令人讨厌，以致于牧师们劝告高中毕业生不受专科教育也比参加这样一个渎圣机构要好得多。确实，这个塞奇·查佩尔（Sage Chapel）之所以被构想出来，部分原因是为了抚慰那些虔敬的信徒——尽管如此，我非常高兴地说，这已不时为能接受新思想的全基督教会主义作出了认真的努力。
  怀特描述的许多争论是关于起源问题。人们习惯于相信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事件——例如牵牛花的开放——都是由于神精微地直接介入的结果。花自己是无法开放的。于是，上帝不得不说“嗨，花儿，开放吧。”这种思想应用于人类事务往往产生无次序的社会后果。这种思想方法对某一件事来说，则似乎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行为不负责任。如果世界这些戏剧是由无所不知的全能的上帝创作并导演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不就成了人世间犯下的每一邪恶，都是上帝的作品了吗？我知道这一观念在西方是一个令人困窘的问题，人们试图回避这一问题，包括回避这样一个论点，即看起来是邪恶的东西确实也是神意安排的一部分，这问题如此之复杂，以至我们感到高深莫测；或者是当上帝开始着手创造这个世界时，他宁愿遮蒙他自己的双目而无视因果关系的混乱。有关这些从哲学上寻求救援的努力，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努力似乎具有想竭力支撑住那种正在摇摇欲坠的本体论结构的特点下②。另外，上帝对世界事务的精微干涉的观念已被用来支持已确立的社会、政治及经济习俗。比如有一种“王权神授”的观念就受到象托马斯·霍布士这样的哲学家们的认真争辩。比方说，如果你受到革命思想的指引，而倾向于乔治三世，你就会犯下对上帝不虔敬，亵渎上帝等宗教罪行，以及诸如大逆不道之类的更陈腐的政治罪行。
  有很多涉及到起源和结局的合乎逻辑的科学问题：什么是人类物种的起源？植物和动物是来自何方？生命是怎样出现的？地球、行星、太阳、星星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世界是否有开端？如果有，又是什么呢？最后，还有一个许多科学家会说是本质上不能检验因而是无意义的问题：自然规律为什么是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存在？认为上帝或神祇必定影响一个或多个这种起源的思想在迄今为止的最近几千年里，一直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抨击。由于我们知道一些关于趋光性和植物激素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牵牛花是独立于神的精微干涉而自己开放的。这是与回溯到宇宙起源的那种因果性完全混乱是相同的。由于我们对宇宙了解得越来越多，从而似乎感到上帝的作用则越来越少。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上帝是一个不动的最初原动力，是一位不管事的帝王；一位将宇宙建立在第一位置上，然后坐而不动并袖手旁观；对于贯穿所有时代错综复杂而又纠缠不清的因果过程，上帝是一位无所作为的至尊。但这似乎是从每天经验中抽象和离析出来的。这在人的意念上是有几分游移不定并深感刺痛的。
  人类对原因的无穷回归似有一种天然的憎恶，这种憎恶则是植根于由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查那所作的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中。但是，这些思想家则是生活在无穷级数被看作是数学的老生常谈的时代之前。假如微积分或超穷算术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在希腊被发明出来了，并且后来也未受到抑制，那么西方宗教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模样——或者不管怎样，我们可能会少看到宗教的假面具，就象阿奎那在反对异教徒的专著中曾尽力做的那样，通过向那些驳斥所谓神的启示的人提供合理的论据，以使神学教义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当牛顿用万有引力理论解释行星运动时，再也不需要天神去推打行星使其运动了。当皮埃尔·西蒙（Pierre Simon）马奎斯·德·拉普拉斯（Marquis de Laplace）也想用物理定律解释太阳系的起源——尽管不是物质的起源时，甚至一个包含在事物起源的必要性都似乎受到了深刻的挑战。据说在1798年至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拉普拉斯曾向地中海上的拿破仑出征船奉送了一本他著的基本数学著作《天体力学》。据传说，几天后，拿破仑向拉普拉斯抱怨说，他发现课本中竟未提到上帝③。拉普拉斯的回答被记载下来了：“陛下，我不需要这种假设。”一般来说，把上帝宁可看作是一个假设，而不看作是显而易见的真理的思想，在西方国家，可谓崭新的思想了——尽管这在当时肯定经过认真讨论过了并且在两千四百年前就曾受到爱奥尼亚哲学家们的讥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