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卡的脑—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著作

  如果格罗夫所说的这一切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得问一问，为什么这些回忆是可能的；如果出生前经受了这么巨大的不幸，又为什么进化不选择反面的心理结果呢？有一些事情是新生儿必须做的。他们必须好好地吃奶；否则他们就活不下去。总的说来，他们必须逗人喜爱，因为至少在人一生的前期，婴儿需要得到某种方式以更好的照顾。但新生的婴儿必须看作是他们环境的形象么？他们必须记得生前所经历的恐怖么？在何种意义上，他们的幸存具有价值？回答可能是赞成者多于反对者——或许失去了我们所完全适应的宇宙激励我们强有力地去改变世界并改善人类的环境。倘若人类没有遭遇到出生的恐怖，那么人类那种奋发努力，探索精神，或许就不复存在了。
  我被下面一点所强烈地吸引住了——这一点在我的《伊甸园的飞龙》一书中强调过——这就是，孩子出生的痛苦在他们的母亲那里尤其明显，因为最后几百万年中，脑近来有了极大的发育。看起来，我们的智能简直就是我们那种不幸的来源；但它也同时暗含着，我们的不幸乃是我们这个物种之所以有力量的源泉。
  这些思想可能为宗教的起源和本质找到了一点解释。多数西方宗教求死后长生；东方宗教求死和复生的持续轮回中解脱苦难。但二者都祈望上苍或悟道，乃是一种向个人和宇宙统一的质朴真诚的复归，是向胎儿的第一阶段回复。生便是死——孩子离别了羊膜内的世界。但那些相信再生的信徒们却主张，死便是生——这个生前的记忆能通过生后的经验激发出来的命题，被认为是对生的一种回忆。（“棺材里有一种微弱的敲击声。我们把它打开，原来阿布达耳［Abdul］却并没有死。他自己从长期的病魔中挣脱出来，病魔曾用魔力摄住了他，于是他讲了一个又一次诞生的奇妙故事”。）
  西方热衷于惩罚和赎罪，不就是使胎儿的第二阶段具有意义的二种针对性的努力吗？为某事——不论怎么不合理的罪，例如原罪——而受惩罚，不是比莫须有而受惩罚更好吗？第三阶段看起来非常象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共同经历，它没有嵌入我们最早的记忆，并且在这些宗教主显节作为近死经历而偶然得到挽回。试图用这些术语理解其他令人疑惑的宗教动机，是很能吸引人的。在子宫内，我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在第二阶段内，胎儿获得了在尔后的生活被叫作邪恶的、也许非常有意义的经验——接着就离开了子宫。这便迷人地接近于吃善与恶的智慧果，随后被从伊甸园中“驱逐了出来”④。在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梵谛冈教皇小礼拜堂天花板上的著名油画中，上帝的手指不就是助产士的手指么？为什么洗礼，特别是全身浸入的洗礼，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再生呢？圣水是否是羊膜内液体的一种隐喻呢？洗礼和“再生”的整个概念不就经历了出生和神秘的宗教情感之间联系的明显公认吗？
  我们要是研究一下地球上数千种宗教，我们就会对它们是那样的五花八门而留有深刻印象。它们中至少有一些似乎肤浅得令人惊异。在教义的细节上，相互一致的地方是罕见的。但是，许多伟人和善良人会说，在明显的歧异背后是基本的和重要的统一；在教义的愚蠢低下是基本和实质性的真理。在对待信仰原则方面，有着两种非常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有许多信仰者，他们往往轻信和字面上接受一种被承认的宗教，即便这种宗教有着内在的不一致或者与我们确切知道的关于外在世界或人类自身的知识有巨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苛刻的怀疑论者，他们发现全部宗教是一种思想贫乏得毫无意义的大杂烩。有些人自以为是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他们甚至抵制考虑记录宗教经验神学大全。这些神秘的见识必定是有所指的。但所指的是什么？人类总的说是理智的和富有创造性，能良好地解决问题的。倘若宗教全是无稽之谈，那又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人相信宗教呢？
  当然，官僚政治的宗教，在全部人类历史上，都与世俗的权力结成联盟，并且经常为那些统治国家的人灌输信念的利益服务。在印度，当婆罗门希望保持不与奴隶接触时，他们就提供神的证明。白种人使用同样为自己服务的论证，这些白种人把他们自己描写成基督教徒，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支持对美国南部黑人的奴役。古代希伯来人，在他们有时光顾无辜的人民时肆意杀戮和劫掠，但却援引上帝的御旨和怂恿。中世纪教会赋予那些人死后以光辉灿烂生命的希望，从而鞭策他们满足于低微而穷途潦倒的地位。这些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实际上包括了全世界的宗教。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寡头政治可以赞成宗教，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宗教为压迫辩护——例如柏拉图是一位焚书的热诚倡导者，在他的《共和国》中就为压迫作辩护。但是，为什么受压迫与这些神权政治说教如此急切地并肩而行呢？
  宗教思想的普遍接受，在我看来，可能只是因为在它们中间有某种与我们自己的知识共鸣的东西——某种深刻而令人沉思的东西；每个人都把某种东西看作我们人类的中心。按我看。这共同的线索是出生。宗教基本上是神秘的，神是不可思议的，诉诸的教义也是不健康的，因为我认为，迟钝的知觉和含糊的预见是能为新生儿所能想象的最好东西。我想，宗教经验的神秘核心，既不在字面上真、也不在邪恶上有意地错。当它力图与我们最早和最深刻的生活经验保持接触时，我们宁可说它是一种勇敢精神。宗教教义基本上是鱼龙混杂的，因为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对出生事件有着陈述一致说明所必需的回忆和复述的技巧。所有成功的宗教，其核心似乎都陈述不清，或许甚至只是对生前感受的无意识共鸣而已。也许当世俗的影响减除时，情况将是：最成功的宗教便是那些行使这种共鸣最好的宗教。
  对宗教信仰作理性主义说明的企图，一直受到有力的抵制。伏尔泰（Voltaire）曾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将不得不发明他，并咒骂那些否定上帝的论调。弗洛伊德指出，上帝这位仁慈的家长，部分地只是当我们是孩子时，我们那些有着父亲感觉的成年人的表情达意罢了；他把他论宗教的书叫《幻觉的未来》。他没有遭到如我们对这些观点所想象的那么多的蔑视，但或许只是因为他引进了象婴儿性感这样一些令人反感的概念而使他的名誉大受损害。
  为什么在宗教中合理的论述和推理论证，竟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呢？我想，这部分地由于虽然我们生前的共同感受是真实的，但难以准确地回忆它。不过，我以为还有另一个理由，这就不得不涉及到对死的恐惧。人类和我们的直接祖先以及旁系亲族，例如，安尼德塔人，都可能是在这个行星上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自己有不可避免的末日的第一批有机体。我们会死，我们惧怕死。这种惧怕是世界性的，也是超文化的。它可能具有重要的生存价值。那些希望晚死或不死的人，能够改善世界，化险为夷，使后来的孩子们过好日子，创造出为孩子们永志不忘的伟大工作。那些提出宗教是合理的和怀疑论论述的人，被认为是向对人类恐惧死亡依然还有广泛解决余地的观点的挑战，他们假设人的肉体死了以后尚有灵魂活着⑤。由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强烈希望不死，迫使我们对那些提示出死便是末日的人很不合意；对那些认为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和灵魂都不会活着的人不满。但灵魂假设和上帝假设是可区分的；事实上，有一些人类文化，其中无需别种文化而能找到一种文化。总之，我们并不能因为拒绝考虑使我们害怕的种种思想而推进人类的理想。
  那些怀疑上帝假设和灵魂假设的人们，决不都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中有的确信上帝不存在，有的则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反对上帝的存在。因为可以把时间、地点和终极因都归结为上帝，所以，我们更有必要知道大量关于宇宙的知识，而不必我们在现在就确信没有这样的上帝存在。上帝确实存在和上帝确实不存在，在我看来，都是信仰的极端，这个问题如此充满怀疑和不确定而漏洞百出，以致事实上很少有人相信了。有一系列中间主张看来是可接受的，并且考虑到巨大的情感能量被赋予这个课题，一种探索的、有胆识的和开放的精神似乎成为用以缩小我们关于上帝存在这个共同无知的范围的基本工具。
  当我作关于边缘科学或伪科学或民间科学的讲演（沿着本书从第五章到第八章的线索）时，我有时间，类似的批评是否不应适用于宗教教义呢？当然我的回答是应该适用的。宗教自由，是美国赖以创立的基石之一，对于自由探究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免除对宗教本身进行批评或再行解释。“问题”（question）和“探索”（quest）这两个词是同源词。只有通过探究，我们才能发现真理。我并不坚持认为，宗教和生前经验之间的这些联系是正确的或具有独创性的。其中有许多至少内含在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和精神病学的心理分析学派，尤其是奥托·兰克（Otto Rank）、桑多儿·费伦克兹（Sandor Ferenczi）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WJ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