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残骸线索

  “凯？是你吗？”
  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夹着浓重的德国腔调，伴着活跃的脚步声，安娜出现了。她一面走一面用身上的围裙擦拭着双手，然后给我一个拥抱。
  “你进来后把门锁上了吗？”
  “是的，你知道你应该在最后一个病人离开后锁上门的，安娜。”我过去常常这样提醒她。
  “你是我最后一个病人。”
  我跟着她走到厨房。“你的病人都会给你带酒来吗？”
  “我不允许，而且我不会为他们准备晚餐或跟他们有社交上的往来。为了你，我打破了所有的规则。”
  “是。”我叹着气。“我要怎样回报你呢？”
  “绝对不是以你的专业来回报，我希望。”她把购物袋放到料理台上。
  “我答应我会非常温柔小心。”
  “那时我大概是完全赤裸并且死透了，我才不会在意你有多温柔呢。你是打算把我灌醉，还是你正好遇到大拍卖了？”
  “我忘了问你准备什么晚餐，”我解释，“我不知道是要带红酒还是白酒，为了安全起见，我每种都买两瓶。”
  “那么，下次我再邀请你来晚餐的话，可得提醒我千万不要告诉你我煮了什么。老天爷，凯！”她把酒放在台子上。“这看起来好极了。你要不要现在喝一杯，或者要烈一点的？”
  “当然是烈一些的啰。”
  “跟平常一样？”
  “麻烦你。”看着炉火上正闷煮着什么的大锅子，我说，“我希望这是我想的那个。”安娜调理的辣椒味道棒极了。
  “应该可以让我们暖暖身。我丢进一整罐的绿辣椒和你上回从迈阿密带回来的番茄，我把它们藏了好久。烤箱里有酸奶面包，另外还有凉拌卷心菜。来，先告诉我，你的家人都好吗？”
  “露西突然对男孩和车子产生兴趣，但我不会太担心，除非有一天她对他们的兴趣高过她的电脑。”我说，“我妹妹另一本儿童书下个月出版，而她还是对她应该抚养的孩子一点也不了解。至于我母亲，除了对迈阿密的现状有些抱怨和不安，比如说没有人说英语啦，除此之外，一切都好。”
  “圣诞节你回去了吗？”
  “没有。”
  “你母亲原谅你了吗？”
  “还没有。”我说。
  “我不怪她，家人是应该在圣诞节团聚的。”
  我没有回答。
  “但这还是好的，”她让我惊讶地说，“你不想回迈阿密，所以你不去。我告诉你好多次，女人应该要学着为自己着想，自私一点。所以，也许你正在这么学习着？”
  “我想自私对我而言一直都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安娜。”
  “当你不再为那感到罪恶时，我就知道你痊愈了。”
  “我仍然觉得有罪恶感，所以我猜那是说我还没有痊愈。你对了。”
  “是的，我知道。”
  我看着她打开一瓶酒，让它接触一会儿空气。她上身穿的白棉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上，露出来的前臂跟比她年轻一半的女子一样强壮坚实。我不知道安娜年轻时是什么样子，但她已经将近70岁了，仍然是吸引人的女子，有着一副条顿人的强壮体格，短短灰发和淡蓝色眼睛。她打开一个橱柜，伸手拿出几个瓶子，递给我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然后给自己调了杯曼哈顿。
  “自从我上回看到你到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凯？”我们带着饮料到厨房餐桌上。“那是感恩节之前？当然，我们曾在电话上联络。你对那本书的忧虑？”
  “是的，你知道有关艾比的书，至少知道的跟我一样多，而你也知道这些案件，有关帕特·哈威等等。”我拿出我的香烟。
  “我看过新闻，你看起来还好，但有一点疲倦，也许是太瘦了？”
  “没有人会太瘦的。”我说。
  “我看过你更糟的样子，那是我的重点，所以你能够调适你工作上的压力了？”
  “有些时候的确实比较好。”
  安娜啜饮着她的曼哈顿，若有所思地看着烤炉。“马克呢？”
  “我见过他，”我说，“而且我们一直通着电话。他仍然感觉疑惑、不确定，我猜我也是，所以也许这里没有什么新发展。”
  “你见过他，那是新发展。”
  “我仍然爱着他。”
  “那倒不是新闻。”
  “但是却这么的不容易，安娜，一直都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松手。”
  “因为你们之间的情绪很紧张，你们两人都害怕承诺，都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得到快乐。我注意到报纸上有关你的文章暗示到他。”
  “我知道。”
  “那么？”
  “我还没有告诉他。”
  “我不认为你需要这么做。即使他没有看到报纸，调查局里也一定会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为此烦恼，你会知道的，不是吗？”
  “你是对的，”我说，松了一口气。“我会知道。”
  “你们至少联络过，你比较快乐吗？”
  “我是。”
  “你怀有希望吗？”
  “我愿意继续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我回答，“但是我并不确定那会成功。”
  “没有人可以确定任何事的。”
  “那实在是个叫人非常伤心失望的真理，”我说，“我无法确定任何事，我只知道自己的感觉。”
  “那已经比大多数人好多了。”
  “不管大多数人是谁，如果我领先了，那会是另一个叫人伤心的真实。”我承认。
  她起身把面包从炉子里拿出来。我看着她把辣椒填满陶碗，舀出凉拌卷心菜，并倒了酒。我突然记起我带来的文件，于是从手提包里拿出来，把它放到餐桌上。
  安娜对文件视而不见，径自把食物放到桌上，然后坐下来。
  她说：“你要看看她的医疗记录表吗？”
  我认识安娜很久了，知道她不会把她问诊过程的细节记录下来。像我这类职业的人，依法有权看医学记录，而这些文件必要时也得呈缴法院。像安娜这样精明干练的人，是不会把秘密写在纸上的。
  “你能简要说明就好。”我建议。
  “我对她的诊断是有适应不良症。”她说。
  这种回答就像是我说吉尔死于呼吸或心脏停止一样。不管你是被枪击或遭火车碾过，你最后都会因为呼吸停止和心脏不再跳动而死。适应不良的诊断结果只是一个笼统的解释，可以用来作为病人填保险单用，然而这个人的任何病史和问题等有用资料却没有提供一丁点儿实质上的帮助。
  “整个人类群体都有适应不良症。”我对安娜说。
  她微笑。
  “我尊敬你的职业道德，”我说，“而我没有意图要把你认为该保密的部分拿来加在我的报告上。但是对我而言，知道有关吉尔的任何事情，也许可以让我找到一些她遇害真相的线索。能不能让我知道任何关于可能让她陷于危险境地的细节，比如说生活方式等等。”
  “我也很尊敬你的职业道德。”
  “谢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互相恭维对方公正廉洁的开场白，可以把那些公式化的繁文缛节推到一旁，好好说说话了吗？”
  “当然，凯，”她温和地说，“我记得吉尔。要忘记一名特殊病人并不容易，特别是那个被谋杀的。”
  “她为什么特别？”
  “特别？”她略带忧郁地笑了，“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勤奋的年轻女子，占尽了所有的优势。我曾十分期待跟她会面的时间，如果她不是我的病人，我会很希望以朋友的方式来认识她。”
  “她来看你的时间有多长？”
  “一个星期三次到四次，持续超过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找你，安娜？”我问。“为什么不是在威廉斯堡的人，比较靠近她的住所？”
  “我常有一些病人来自镇外，有人甚至远从费城来。”
  “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看精神科医师。”
  她点头，“很不幸的，很多人都害怕让别人知晓。你会惊讶于有多少人来到这里的办公室，再由后门匆匆离去。”
  我从来就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在看精神科医生，如果不是安娜拒收我的费用，我会以现金的方式付费。我最不想要发生的就是，在员工福利部工作的什么人，不知怎么地拿到我的保险申请，然后将流言谣传散布在健康与人体委员会里。
  “那么很显然的，吉尔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在看精神科医师，”我说，“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她要在里士满的药房买莱勃瑞克斯。”
  “在你跟我联络之前，我不知道她在里士满买药，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她伸手拿酒。
  那辣椒够劲儿，辣得我眼泪直流。但那真是美昧，而且是最成功的一次，而我如实告诉她。然后我向她解释她可能已经猜测到的事。
  “吉尔和她的朋友，伊丽莎白·莫特有可能是被那个谋杀年轻情侣的同一个凶手所残害，”我说，“或至少，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一些因素跟其他案件里的同质性让我关心。”
  “我对你现在牵扯进的那些案件没有兴趣，除非你觉得有必要告诉我。所以我呢，让你问问题，我则尽量回想我所知道的有关吉尔的生活。”
  “为什么她会这么担心别人知道她在看一名精神科医师？她在隐藏什么吗？”我问。
  “吉尔来自肯德基一个显赫家庭，他们的赞同和接纳对她很重要。她在不错的学校就读，成绩很好，又迈向成功律师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