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残骸线索

我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我对德博拉·哈威钱包的猜测理论。
  “我想那杀手很可能知道德博拉是谁，”我说，“也许不是那对情侣刚被绑架时，但他在下手杀他们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知道了。”
  “请解释。”韦斯利说，饶有兴致地研究着我。
  “你们有谁看过指纹报告？”
  “是的，我看过。”马里诺回答。
  “你知道，当范德检查德博拉的钱包时，他在她的信用卡上找到不完整痕迹，还有污点，却没有在她的驾驶执照上找到任何东西。”
  “怎样呢？”马里诺看来很困惑。
  “她钱包里的东西保存状况良好，因为尼龙制的包是防水的。她的信用卡和驾驶执照放在里面的塑料套，也就是用拉链拉起的夹层，因此防护得更好，没有遭尸体腐烂的污水沾染。如果范德什么都没有找到的话，我没话说。但奇怪的是，他在信用卡上找到了些什么，却没有在驾驶执照上找到任何东西，而我们知道德博拉在7-11买啤酒时，店员曾要求她出示驾照，所以当时她拿过那张证件，店员埃伦·卓丹也碰过。我想要说的是，那凶手是不是也触摸过德博拉的驾驶执照，然后在事后擦干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马里诺问。
  “也许当他跟那对情侣在车子里，并且拿出枪来胁迫他们时，德博拉曾经告诉他她的身份。”我回答。
  “很有趣。”韦斯利说。
  “德博拉也许是个非常谦虚的女孩，但她肯定知道自己家庭的影响力，知道她母亲的权势，”我继续说，“她也许那样告诉凶手，希望他会改变主意，因为伤害他们会得到重惩。这也许震慑到凶手，进而可能要求她提出文件证明，那时他也许就拿到她的钱包，看到她驾驶执照上的名字。”
  “然后那钱包是怎么跑到树林里去的呢，而为什么他把红心J留在里面？”马里诺问。
  “也许为了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说，“他知道吉普车很快会被人发现，而如果他了解德博拉的身份，当然也会知道全国几乎会有一半以上的警力全力搜索他。也许他决定不让红心J太早出现会是比较安全的做法，所以他把它留在尸体旁，而不是吉普车里。他也把纸牌放进钱包，再把钱包放到德博拉尸体底下。他确定纸牌会被人发现，但大概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他稍微改变了游戏规则，但仍然是赢家。”
  “推论得不坏。你认为怎样？”马里诺看着韦斯利。
  “我认为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但我不会讶异德博拉真的完全像凯说的那样做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德博拉说了什么或威胁了什么，都让凶手觉得放走她和弗雷德太危险，因为他们也许有办法指证他。所以他继续执行其原计划，但发生了他没有料想到的失控事件，那可能让他很慌张。是的，”他对着我说，“这也许是使他改变仪式的原因，而在德博拉的钱包里留下纸牌也许是他对她和她身份的一种藐视侮辱的方法。”
  “一种‘去你的’的意思。”马里诺说。
  “也许。”韦斯利回答。
  斯蒂芬·斯浦勒在隔周的星期五被逮捕，两个联邦调查局警员和一个地方警探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监视跟踪他，来到新港纽兹机场的长期停车区。
  马里诺的电话在天亮之前吵醒我，我第一个想法是又有情侣失踪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了解他在电话里说什么。
  “当他在偷取另一组车牌时，他们跳出来逮捕他，”他说，“以盗窃罪名义逮捕。他们只能做到这样，但至少我们得到适当的借口去搜查他。”
  “另一辆林肯？”我问。
  “这回是一辆1991年，银灰色的。他在拘留所等着见法官，他们没有办法以这样微不足道的不轨行为拘留他。他们现在只能借辞延长，尽量拖时间，然后他就会被放走了。”
  “有搜查证吗？”
  “他的房子现在爬满了警察和联邦警员，从杂志到玩具，找尽所有的东西。”
  “我猜你就要往那里出发了。”我说。
  “是喽，我会通知你。”
  我不可能再回床上睡觉了，随手拿了件袍子披在肩上，然后走到楼下，拧亮艾比房间的灯。
  “是我。”我说着，她直直地从床上坐起来。呻吟着，用手盖住眼睛。
  我告诉她发生的事。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到厨房，烧了壶咖啡。
  “我非常愿意付钱到现场去看他们搜查他的房子。”她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我很怀疑她会随时夺门而出。
  但她整天都待在家里，突然间变得很勤奋。她打扫了她的房间，帮我清理厨房，甚至打扫院子。她很想知道警察找到什么，也很聪明地了解现在开车到威廉斯堡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她不可能获准进入斯浦勒的住处或是书店的。
  那天，刚过傍晚不久，我和艾比正在把碗盘等排放在洗碗机里时，马里诺来了。我从他脸上的神情立刻就知道没有好消息。
  “首先我告诉你们我们没有找到什么，”他开始说，“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该死的一点证据可以说服陪审团相信斯浦勒曾经杀过一只苍蝇。除了厨房以外，到处都找不到其他刀子，没有枪枝或弹药，没有可能属于被害人的任何纪念物，像鞋子、珠宝、头发啦等等。”
  “也搜查他的书店了吗？”我问。
  “喔，是的。”
  “当然也包括他的车子啰。”
  “什么也没有。”
  “那么告诉我们你们找到什么？”我问，很沮丧。
  “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让我真的相信就是他，医生。”马里诺说，“我是说，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有黄色杂志、暴力色情录影带。还有，他有关于军方的书籍，特别是中央情报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全都分类，编好目录，比图书馆的资料还整洁齐全。”
  “你们找到有关这些案件的报纸剪报吗？”艾比问。
  “有，包括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的旧报导。我们还找到一些目录，是那些我称之为间谍窥探商店的，这些地方专卖安全逃生装备，相当齐备，从防弹汽车到炸弹检测器、夜视镜等。联邦调查局要去追查，看他在过去几年里订过什么东西。斯浦勒的衣饰也很奇怪，他卧室里有半打尼龙制的保暖套装，全部都是黑色或海军蓝，而且都还没穿过，标签已经剪掉了，像是计划着要将它们处理掉似的。看来是用来穿在他普通衣服的外层，事后丢掷在任何适当地方。”
  “尼龙布料不容易脱落，”我说，“可以防风，尼龙保暖套装更不会留下什么纤维。”
  “没错。让我想想，还有什么？”马里诺喝完他的饮料，“喔，对了。两盒外科用手套，还有一整盒用完即丢的护鞋套，像你楼下穿的那种。”
  “护靴？”
  “没错。就像是你在停尸间穿的那种，所以你工作时窜流的血迹就不会弄脏你的鞋子。再猜猜看？他们找到纸牌，整整四叠，没打开过仍包在玻璃纸里。”
  “你该不会找到一副已经打开过，但少了一张红心J的纸牌吧？”我问，满怀希望。
  “没有，但那不让我惊讶。他也许拿走一张红心J，然后把剩下的纸牌丢弃。”
  “全是同一种牌子？”
  “不是，两种不同的品牌。”
  艾比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手掌紧紧叠在大腿上。
  “你们没有找到任何武器，很没道理。”我说。
  “这家伙很狡猾，医生，他很小心。”
  “还不够小心。他留着有关那些谋杀的剪报、保暖套装、手套，而且他在偷汽车牌照时被当场捉到，让我怀疑他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要再次行动。”
  “他已经用过偷来的汽车牌照了，就是他停下车问路的那回，”马里诺指出，“那周末就我们所知，并没有情侣失踪。”
  “那倒是真的，”我沉静思考着，“而他也不是穿着保暖套装。”
  “也许他到最后阶段才会穿上，也许是把那放在他后车箱里的运动袋，我猜测他应该有一个工具箱。”
  “你们有找到运动袋吗？”艾比突然问道。
  “没有，”马里诺说，“没有谋杀工具箱。”
  “嗯，如果能找到运动袋，或是谋杀工具箱，”艾比又说，“那么你们也许会找到他的刀子、枪、夜视镜，和其他所有的东西。”
  “我们会持续进行，一直到找到为止。”
  “他现在在哪里？”我问。
  “我离开时，他就坐在他的厨房里喝咖啡，”马里诺回答，“真是混账加三级地叫人不敢相信，我们在那边把他的房子从头搜到尾，他却连一滴汗也没流下。我们问他保暖套装、手套、成叠的纸牌等等问题时，他说在他律师来之前，不会跟我们说话。然后他拿起他的咖啡喝了一口，点上一根香烟，就好像我们不在场似的。喔，是哦，差点忘了。那个坏蛋抽烟。”
  “什么牌子的？”我问。
  “登喜路，也许是从他书店隔壁那个时髦烟草店买的。他用的也是一个时髦的打火机，很贵的那种。”
  “那无疑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把烟蒂的纸张撕下，才丢在现场，如果那正是他做的话，”我说，“登喜路很醒目。”
  “我知道，”马里诺说，“那种牌子在滤嘴上有一环金色圈圈。”
  “你拿到嫌疑犯的血迹样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