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

1900 年美国纽约
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此时，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归来的严复，报效无门，看到日本的强大，同到
英国学习海军的伊藤博文大展身手，领导日本走上富强之路，心中无比苦闷，
致用无路，索性著书立说，介绍西方社会思想，求西方所以富强之道，发愤著
述，于1898 年出版斯宾塞的《天演论》。
严复(1854 一1921)字又陵，又字几遭，晚年号府玺老人。福建侯官(福州)
人。1866 年至1871年，在福州船政局学习，1877 年赴英国学习海军。1879 年
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总办近二十年。留学英国期间，广泛阅读西方哲
学、社会学著作。甲午战后，深受刺激，痛感必须维新变法，才能免亡国之祸，
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1895 年至1898年间，翻译出版《天演论》。陆续发表
《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阐述变法图强的文章，提出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但其主张日趋保
守，认为中国变法不可期之以骤，认为君主立宪乃大乱之道。戊戌维新后，继
续从事译述，十年间译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名学浅说》、甄克斯《社
会通诠》等书。特别是《天演论》影响巨大。1915 年列名筹安会。晚年倡尊孔，
反对五四运动。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长州(今山口县西北部)人。德川幕府时期长
州藩士出身。1863 年赴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积极参加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运
动。明治初年，参与外国事务局判事，兵库县知事。1873 年任参议兼工部卿，
1878 年任内务卿。1885年起四任首相，1885 年与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订《天
津条约》。1888 年起三任枢密院议长。中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战后日方和谈
全权代表，迫使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曾任台湾事务总裁。1898 年9 月来
中国，对康有为等维新派表示赞助，企图操纵中国政治。戊戌政变发生后回国。
1906 年任特派大使，与朝鲜订立《日韩协约》，首任朝鲜统监，并封以爵。1905
年10 月26 日，在中国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死。
严复、伊藤博文这两位同在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命运、成就却是天渊之
别。令人感叹。潜心学习社会科学的辜鸿铭自西洋归来，沉郁下僚，也是感慨
良多。
1898 年春天，严复翻译的斯宾塞《天演论》全部完成，一时毁誉毕至，纷
纷扬扬，意在倡导学习西方，着眼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直接了当地
说出世界民族竞争大势，强权世界的公理，佑启后人。一代伟人鲁迅先生、毛
泽东等无不受到《天演论》的影响。此书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
想界震聋发聩的炸药。二十世纪初，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不受其影响的罕有其
人。1840 年以来的中国恰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道的典范，现在是如何
竞、如何适了。
严复的这篇名译，却引来辜鸿铭一席臭骂，著文驳斥说：
今夫新学也，自由也，进步也，西人所欲输入吾国也，皆战争之原也。我
国之文明与欧洲文明之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文明
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孟子日：“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魇。”列强以
竞利之敌，互相吞噬，穷极其残暴不仁之武力耳……。孔子日：“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
辜鸿铭以为《天演论》那一套“优胜劣汰”的道理，没有什么高明，其实，
早在数千年前，《中庸》中就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这八字实早已说尽一
部《天演论》，今反复词费，矜为创造，实没有必要。
此时恰逢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问世，向西方人输出中国文化，认为西
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此其毕生之志，从1883 年起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发
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始，即奠定了其日后的写作模型，以不懈的努力向西
方证明：
第一，他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权威。
第二，中国文化最起码和西方文化一样有价值。
在他英译的《论语》中也忘不了对其意理上的敌人抽上几鞭子，其矛头指
向如斯宾塞等人。
现在人们谈论“进步”，进步也者，据歌德而言，其意味的是人类“进步
成更加‘像人’”。由是观之，中国在两千年前，似乎在文明上已有了真的进展。
辜鸿铭很看不起译述西人著述者，特别是严复和林纾。曾讲了个辛辣的故
事嘲笑这些翻译家，说：
当年陈立秋侍郎名阑彬，出使美国。有名随员徐某不懂英文。一天，徐某
拿着英文报纸，看得颇为入神。使馆的译员看到他看英文报纸，觉得很惊讶，
问：“你甚么时候学会了英文？”徐答说：“我本不懂。”译员说：“既然不懂英
文，看它干什么？”回答说：“我认为英文固然我不懂，但看你们的翻译文字，
同样不懂，还不如看英文。”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思庐，别号冷红生。福建闽
人。举人出身。曾任教京师大学堂。思想倾向维新。后靠懂西文的人口述，用
古文译欧美等国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其中以《巴黎茶花女遗事》最为有名。晚
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
日后，曾有一次，严复、林纾、辜鸿铭这三位译界先驱同参加一宴会，古
文学家马其昶也在座，却互不相识。酒过数巡，辜鸿铭突发高论，大声言说：
“如我操生杀之柄，必杀两人以谢天下。”
座中有人问他杀哪两人。他说：
“就是严又陵、林琴南。”
严复充耳不闻，林纾一副不解，面不改色地询问：
“这两人不知有何开罪足下之处，竟不顾桑梓之情，开刀无情？”
辜鸿铭嘴劲大发，说：
“严又陵以《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竞而不言理，以致民
祸连连，民不堪其苦。林琴南译《茶花女》，诲淫诲盗，使一班青年男女小复知
礼教何物。不杀此两人，天下不得太平。”
马其昶在一旁听着，暗问旁人：
“此君是谁？”
偏偏辜鸿铭听到了，大声说：
“我就是辜鸿铭，足下大名？”
马其昶回应道：
“在下马其昶。”
辜鸿铭一听，拍桌大骂：
“马其昶，滚！袁世凯的参政也有脸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马其昶(1855—1930)，安徽桐城人，字通伯，晚号抱润翁。近代散文家。
光绪间曾任学部主事，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1914 年赴北京，主法政学校教务，
兼备员参政院。1915 年袁世凯称帝，遂离开北京。1916 年袁死后，再赴北京，
应清史馆总纂之聘，从事撰述。病归桐城。
辜鸿铭直到执教北大后，与一位同事谈论。问道：“你看我和严又陵相比，
谁高明？”问话的语气，颇有些不服输。“你二位各有所长，何必相比。”答的
话是遁辞。
“又陵有什么可以和我比呢？”
“严先生翻译的许多东西，现在有许多人推崇。”
“啊，你是说他有几本书……”
语气是颇带着轻蔑的恍然而又怅然的味道。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 年。
正当中国寻求变法之际，甲午一战的胜者，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
考察中国现状，寻求进一步对中国行动的机会，同时也想控制中国的时局。逗
留北京，看到了维新运动的失败。本想通过维新人士透视中国时局的伊藤博文，
做了些帮助维新人士前往日本避难的活动后，失望之余，于十月初南游武昌。
张之洞热情接待了这位迅速强大起来的日本帝国的首相，向他介绍了武昌
这边的一系列近代事业，伊藤博文大感兴趣，甚至向张之洞提议，同日本合作，
开创一系列经济合作活动。虽然未能实施，却加深了他对看起来欣欣向荣、充
满活力的两湖景象的印象。
此时，恰值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刚问世不久，即赠送伊藤博文一部，
想让他见识见识天朝哲人风范，中华文化的忠恕精义。伊藤博文为此专门造访
辜鸿铭。
此时的伊藤博文正春风得意，留学英国回到日本后，大才得用，操持日本
一国大柄，引导日本在成功之路上顺风直进。伊藤博文太自负了。日本人早在
1850 年后，就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对世界上先进的东西主动接受，遂有今日之
日本。而中国上下却固步自封，尾大不掉，自以为是，到今天还在讨论到底用
不用西洋技术和政教。也难怪他要自负了，从善如流的人原本也该自负。
两位同时留学英国的东方人此时见面，却是大不相同：伊藤博文西装革履，
精精神神的一头短发，充满了西洋人的进取精神。辜鸿铭则一袭长袍，外套马
褂，头上拖一条辫子，修行起正宗中国功夫来。看起来，日本人是洋人看不起
他们，他们就学洋人高明的地方，重令洋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