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

有一个故事足以说明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之大。有位叫魏嗣銮的中国留学
生到德国留学，遇到一位哲学教授纳尔逊先生。这位教授是教康德哲学的，在
哲学和数学方面很有贡献。纳尔逊约魏嗣銮到家中闲谈，谈话中问起辜鸿铭在
中国的情况，问他读过辜鸿铭的著作没有？魏嗣銮告诉他：
“辜鸿铭这个名字，听说过。但却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一般都把他看作顽
固派，青年人是不大理会他的。”
纳尔逊教授大为吃惊，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在中国居然如此潦倒。他说：“辜
鸿铭的著作，我有幸读过几种。我以为他的哲学意义深远，令我佩服。”
说着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正是辜鸿铭的三种德文出版物，一一向魏嗣銮
介绍，诚恳地劝他。有空取来读一读，魏嗣銮也未在意。到书店买了这几种书
后，略一翻看便放在一边。隔了许久，纳尔逊又约他面谈，告诉他：
“我近来在伦敦《泰晤士报》读到辜鸿铭的一篇文章，叙说他在北京的孤
苦，看见许多贫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片哀鸿遍野景象，时时想方设法救
济，却又苦于家无余财，政府诸公无办法，也不想办法，精神异常苦闷，痛苦
异常，日日唯祈求快死。我看后，最近想法筹了一小笔款子，想寄给他，但又
怕他不愿接受。我想以他的书籍在德国所得的版费的名义寄给他，你以为他会
不会接受？”
魏君听后大为感动。非常敬佩和赞成他的义举，举笔帮他在信封上写上—
—中国北京辜鸿铭先生
好大的派头，看来在德国人眼中，辜鸿铭已经成了中国北京的象征，神秘
得有几分耀眼的中国文化似乎已经集中在这位东方圣哲身上。辜鸿铭，显然是
求仁得仁，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张“铁嘴皮”，名扬世界了。
写完之后，纳尔逊先生问魏对辜鸿铭的看法，魏嗣銮告诉他，虽读了一遍
辜鸿铭的作品，但没有什么印象。纳尔逊教授大为失望，对他说：“我读辜鸿铭
的著作，至今已十多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部书，倘若只
值得读上一次，那它的价值实在值不得一读。我希望你再读之后，见解或有改
变。”
纳尔逊教授言下对辜鸿铭赞誉不已。更有甚者另一位教授规定。如若他的
学生不懂辜鸿铭，那就不准他参加讨论。而且在《怨诉之音》出版后不久，德
国人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作为一名活着的东方人能在自负的西方享有如此
大的声誉，实在是令人吃惊，难怪留学西洋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听说这位活在中
国的神话人物，回国后为辜鸿铭大鸣不平了。
辜鸿铭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恰与他在中国的影响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批判、
怒斥的西方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许他是太了解西方人了，一出招便捅到
西方人的痛处；而他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为之呼喊，为之贴金的中国却目之为
怪物，也许他对中国人太不了解了。中国人只是淡淡地寻章摘句，自以为了不
起地说：“咱们祖上就有过了，咱们祖上也阔过一阔的。”其实骨子里是悲哀的。
洋大人们不是很能干么？枪不错，炮不错，花花绿绿的钞票更好，洋人们实在
是太能干了。他们享受的是更圆的月亮，更美的世界。咱们中国已经被剥下了
一切，除了还剩一副骨架，以及附在上面的官僚蛀虫，看来是越能快见成效的
越受欢迎了。到后来十五年就能赶英超美，说说还不牙疼。
同时《东方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署名伧父的文章——《迷乱之现代人心》，
文中作者认为民国以来，国是丧失，精神破产，实在是中国对现实纷乱的惶惑，
出路只有一条，保持固有文明并以之为线索，融汇外来文明，一以贯之。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大战的影响，而得出此种结论。文中也特别引用了辜鸿铭关
于教育的看法。
伧父，杜亚泉笔名。杜亚泉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后以号行，写作
时亦署名伧父，高劳等。浙江上虞人。生于1873 年，光绪十五年中秀才，乡试
落榜后，绝意科举。甲午战后，深受刺激，舍国学而学历算。戊戌变法失败后，
蔡元培南归，资办绍兴中西学堂，他为算学教员。接受新知，自学能力超群。
到光绪十八年时，先后自学物理、化学、动植物、矿物诸学科，而且自学了日
文，借此接受新知识新思想，致力于提倡科学教育事业。
伧父1904 年应邀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1911 年开始兼任创
刊于1904 年的《东方杂志》，接手后，一改文摘作风，扩大版面，刊载论文、
译文，销量大增。他本人也在上面宣传自己的渐进改革观念，后引来陈独秀的
抨击，1920 年辞去主编兼职，专心理化部主任职，从此封笔。1933 年病逝。
《东方杂志》两篇文章登出后，不想却被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抓住，在
《新青年》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列出十六条，条分缕析，质问《东方杂志》
记者：
“夫孔子之伦理如何，德国人政体如何，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固
已明白昌言之，《东方》记者亦赞同否？敢问。”
又有大帽子一顶——说他们“谋叛共和国”——直戴过去，颇能诛其心意。
一阵猛烈抨击后，陈独秀提出挑战：
“以上疑问，乞《东方》记者一一赐以详明之解答，慎勿以笼统不中要害
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笼统议论，固前此《东方》记者黄远庸君之所痛斥也。”
看陈独秀的语气，大有一种纵枪上马，拍马叫阵。要与人单打独斗的架势。
开始了一场以辜鸿铭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辜鸿铭却不置一辞，站在看
台上。
不久，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就陈
独秀的质问。列举十条，加以反驳，就中西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评说，强
调借传统伦理精神来抚慰人心，但这大概也只是杜亚泉的一厢情愿。
陈独秀立即加以反驳，1919 年2 月15 日，《新青年》上登出陈独秀文章—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称：
“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
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
根本动摇也。……《东方》记者……，赐以指教。幸甚，感甚。……盖以《东
方》记者既不认与辜鸿铭为同志。自认非反对立宪共和；倘系由衷之言，他日
不作与此冲突之言论；则记者质问当时之根本疑虑，涣然冰释，欣慰为何如乎？
惟记者愚味，对于《东方》记者之解答，尚有不尽明嘹之处；倘不弃迂笨，对
于下列所言，再赐以答。”
接着对杜亚泉文十条逐一分析反驳，强调乃臣反复强调：“辜鸿铭主张君臣
礼教”，指出强调传统伦理道德，即有主张君权之嫌疑，主张君权者，即反对民
主共和，从而大加批驳。
两个回合下来，五四前夜提倡文学革命和全盘西化而树立起来的激进形象，
陈独秀和他的阵地《新青年》，明显占了讨论的上风。在当时的大中学生中，陈
独秀及《新青年》的评点早已是一种风向标。这种争吵已变成了人生态度的争
吵，是太富于伤害性了。想当年伏尔泰为政府迫害卢梭鸣不平时，大声疾呼：
“我坚决反对他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他说这种话的权利。”
然而毕竟他与卢梭有了令人难以愈合的冲突。此时的杜亚泉本想克服人心
迷乱、重塑传统的价值源头，却成了一腔幻想。对于陈独秀等激进的知识分子
来说。此时正是大力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展开批判传统文化的战斗，
认为“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
事情有的结局总令人有些悲观，正如这时一位美国作家所说：
“我们美国人认为，由人民选举的政府意味着自由和公正。这一点未必是
真的。民主给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首领，而每一个首领都比欧洲一般的一个单独
的君主更为浪费。”
是的，特别是中国这样没有共和主义基础的共和政体最终是难以成功的．当
时握着枪杆子和印把子的北洋诸公就很会利用民意，他们才不吃那一套。最大
的悲哀也许不在予以什么主义。而在于什么佯的方式指挥枪杆子，以什么样的
方式盖印戳子，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党指挥枪。把中国从军阀的泥
淖中拔了出来。
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主办的《新潮》，很快对出版《东方杂志》
的商务印书馆发出指责，说是商务由支持西化向鼓吹国粹的立场倒退。在巨大
的压力下，毕竟杜亚泉显得不合潮流了，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等虽然
与杜亚泉在思想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也不得不考虑顺应潮流，改变《东方杂志》
的形象，故劝杜亚泉保持沉默，以保住他们最大的读者市场。
这场以辜鸿铭为靶子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最后草草收场，其间是非恩怨、
种种得失，至今思之．感慨系之。辜鸿铭的尊从古代先贤圣哲，宣扬中国传统
文化，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甚至有些人不辨精华糟粕，甚至有些逆历史
潮流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