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

我感激上苍在如此危难中给我洞开一条逃生之路，但就这样我仍然要咒骂她夺走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的生命。我没有忘记，那天会议上总共有11名同志，这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们牺牲了有7 名同志。如果加上在院子里向我们呼叫的那人，牺牲的就该是8人。但我不知他是不是牺牲了。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白胡须老头，也许不是。说真的，尽管只有一面之交，可我对这个白胡须老头总有种莫名的顾虑和怀疑，我忘不了他离开我们时露出的那道哆嗦的目光。如果说出卖我们的人肯定是那天晚上人中间的一员，那要我说他就是“这一员”--卑鄙的一员！但谁也不知道这卑鄙者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些人中间，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么怀疑他也许是不公平的。
    
    谁是真老A
      让我歇一歇，让我想一想。我确实老了，刚刚还在嘴边的话，一下不知跑到哪去了。人老了什么东西都跟着老了，包括我记得的事情也老了，老得随时可能消失无踪。我曾经能够把关于你母亲的事牢记得都能背下来，可现在不行了，现在能掏出一半就不错了，还有一半不是我没有记得，而是从记得的记忆中消失了，死亡了，就像有些树枝从树上死掉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人老到我这年纪别说记住的东西要离开我，就连牙齿这么坚固的东西都要离开我--你看，这全是假牙。人的记忆就像河水，淌得越远流失得越多。我这河里的水真是越来越少了。说真的，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跟那个女同志分手回家的，那个晚上我说就像一道黑色屏障，不但把我们很多同志的生死隔开了，也把我的记忆隔开了，我甚至以后好几天的事情都想不起了。
      刚才我说人的记忆像河水，这是为了形容记忆的流失才这么说的，其实这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得承认我们大脑是台摄像机（又是放影机），将对当时进行的每分每秒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案。事实上我们大脑没有这么了不起，起码在记忆能力上，顶多是台高级相机而已。对过去来说我们大脑无异于一册影集，我们的回忆正是依靠几张照片，通过想象来完成的，想象的自由和成功与否来自于摄下照片的多少。现在我看见一张“照片”，是自己和杨丰懋深夜坐在水西门公寓的楼上客厅里，这也是我继暗道逃生之后有的第一张照片--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所以我不知道是谁让我去那里的，什么时候、怎么去的等等细节。
      然后的“照片”越来越多，所以我可以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坐了一会，你母亲从另外一只房间里走出来，步子很沉，脸色苍白，满副病蔫蔫的样子，见了我就像见了救命恩人似的扑在我怀里，呜呜地哭。她这样使我马上想到，她一定是把孩子手术了，所以我安慰她不要哭，说她还年轻，等革命胜利了再要孩子也许比现在更好，这日子不会太久等等。
      你母亲却哭得越发伤心，一边哭一边诉说道，声音里有种彻骨的悲痛：“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孩子他爸牺牲了……呜呜呜……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
      你想想看，当时杨丰懋就在我身边，你母亲这么说我当然无法理解：我简直糊涂昏了！
      这时杨丰懋上来把你母亲扶在沙发上安慰一番后，转身对我这样说道：“我已接到上级指示，今后南京地区地下工作由我全面负责，我就是今后的老A.我任命你为代老A ，这是委任书（给我一本证书），今后你有权代我行使任何权力。现在我决定对你公开我和鸽子的秘密关糸，我和鸽子其实不是夫妻，而是兄妹，只是为了掩护身份才假扮夫妻的。”
      兄妹俩假扮夫妻，现在看这种伪装并不是无可挑剔，因为这样等于是将两枚炸弹捆在了一起，爆炸的可能就多了一倍。但在当时似乎又必须这样，一方面这样做便于把保密局的各路情报及时送出去，当时我们只有在水西门公寓才有一部上好的电台，你母亲要没这身份，经常出入那里显然不可能，也不安全；另方面也是为了摆脱秦时光等人对你母亲的纠缠。那些混蛋怎敢去纠缠大名鼎鼎的杨太太呢？
      那么谁是你真正的父亲？
      杨丰懋告诉我：就是老A ，那个真老A ！
      “你是知道的，”他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鸽子怀着身孕，组织上曾要求她不要这孩子，但现在孩子父亲老A 已不幸牺牲了。你也许不知道，老A 就在那天晚上的会上，而且就是因为掩护你们才牺牲的。现在，鸽子希望组织上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这是老A 唯一的孩子。我作为她哥无权作这样的决定，现在由你行使代老A 权力作出决定，你的决定就是组织上的决定。”
      啊，这对我说又是个惊心动魄的晚上。啊，我很遗憾，我真的很遗憾，老A ，我仰慕已久的老A （也是你父亲）居然就在那天会上，而我始终也不知哪一位是真正的老A.你母亲说你父亲肯定带着眼镜。可那天会上有三位同志带着眼镜。我希望你母亲多给我一些特征，她说她也说不准，因为你父亲当过演员，擅长化妆，而且经常化妆，你母亲也不知那天他会化妆成啥样。而且说实在的，即使你母亲给我明显特征，我也无法确认谁就是你父亲老A ，因为会议时间那么短，我根本没在意谁是谁，谁和谁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一直想，那位预先在洗澡堂等我们的那位“眼镜”--就是后来插话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就是飞身扯灭电灯的那位“眼镜”--就是让我从他裤档下逃生的那位“眼镜”，也许就是你父亲老A.就算是他吧，可我也没在意他长得啥样，只模模糊糊觉得好像个头有些魁梧，穿的是条当时很时髦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浅灰色呢裤子--因为我从他裤档下钻过，所以单单记住了裤子的特征。这说来简直是个笑话，一个我那么敬仰、那么想认识的人，而且也给了我认识机会，而我却只记住了他穿的一条裤子的颜色和样子。啊，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充满遗憾。人的一辈子总有遗憾，和你父亲同在一屋而没有认识他，这无疑是我这生这世的一大遗憾。
      据你母亲说，她和你交亲是在一艘开赴法国的海轮上认识的，时间是在39年或者40年春天，我记不大清楚了。那时候，你父亲已是个很出名的影星，三十来岁，你母亲刚二十出头，在美国留学。当轮船到西班牙后，你父亲先上岸，两人于是分了手。后来你父亲回国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杨丰懋有着亲密的往来，这无疑为你母亲再见到他提供了上好条件。我想，你舅舅杨丰懋可能是促成你父母婚姻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们后来是什么时候再见面的，什么时候产生的爱情，什么时候结的婚，这等等情况我都不知晓。我猜想，在你母亲来南京前他们可能就结婚了，你母亲所以到南京来工作，也许正是为了同丈夫并肩战斗吧。据我所知，你母亲以前在国民党上海宪兵司令部做事，她到我们这来也正是宪兵司令杨家虎举荐的。
      我刚才说了，你舅舅任我为代老A ，同时把决定“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我。你知道，我是从来不赞成牺牲孩子的，现在既然权力到了我手上，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然而，我想不到，你母亲，还有你舅舅，也一定没想到，我的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人能否认，“洗澡堂会议”让我们一下牺牲7 名或者8 名同志是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为把你生下来我们的损失却比“洗澡堂会议”的损失还要巨大，还要惨痛。
    
      你出卖了你母亲
      我知道，我们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想做错事的，是的，我们生来谁都不想做错事，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错事。我们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却不可以不做一件错事。我们每个人都时不时在做错事，做错事成了我们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做错事（这不可能），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生活，没有成长，没有一切。事实上，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存在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怕做错事，有时候做错事反而会把我们敲打得更加坚硬有力。但我又要矛盾地强调，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决不能做错事，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允许我们做错事，因为每个错误一到了我们手里都变成是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也是个偌大的错误，也会断送我们乃至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这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是人，不可能不做错事，另方面我们又不能做错事，一做错事就可能断送我们只有一次的性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事的是世上最残酷也是最神秘的职业，任何一个变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个正常的错误，都可能结束我们生命。这是没办法的，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我相信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只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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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1948年的三四月间，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事，这个春天谁也想不到会这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