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四棵树

散会后，除了那位硕士研究生说我是对“热爱生命说”起着“解构”作用外，还有一位来自西马来西亚的先生对我说：“我虽然一时回答不了你那‘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昆虫’的问题，但是，我很赞成把关于环保的讨论深化；比如，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动辄对砍伐树木表示深恶痛绝，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发展中国家，一些人为了立竿见影地发财，也确有滥砍乱伐的现象；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很难一下子靠出卖高科技，靠所谓‘知识经济’致富，免不了总得先靠伐木、采矿，出卖原材料，来扩大外贸收入……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就环保问题发言，恐怕还应该与西方发达国家那些说‘便宜话’的人士，自觉地区别开来；有的西方国家他们真是做到了一座森林都不动，但却大量地从别的国家采购森林原木，他们在本国可以侈谈‘一棵树不砍’，我们呢？我们必须冷静地对待自己民族的现实，只能是反对滥砍乱伐，讲保持生态平衡，而不是一味地唱‘把每一把斧头变成一棵树’的高调……您说，是吗？”我听了，颇觉意外。当时，我未置可否。现在我把自己的问题和所引出的那位西马先生的问题，并列于此，求教于大家。
  1999年4月4日 绿叶居
  一位沾亲带故的妙龄少女，飘然而至，来拜访我。我想起她的祖父，当年待我极好，却已去世八九年了，心中不禁泛起阵阵追思与惆怅。和她交谈中，我注意到她装扮十分时髦，发型是“男孩不哭”式，短而乱；上衫是“阿妹心情”式，紧而露脐；特别令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她脚上所穿的“姐妹贝贝”式松糕鞋。她来，是为了征集纪念祖父的文章，以便收进就要出版的，他祖父的一种文集里，作为附录。她的谈吐，倒颇得体。但跟她谈话时，总不能不望着她，就算不去推敲她的服装，她那涂着淡蓝眼影、灰晶唇膏的面容，也使我越来越感到别扭。事情谈得差不多了，她随便问到我的健康，我忍不住借题发挥说：“生理上没大问题，心理上问题多多。也许是我老了吧，比如说，像你这样的打扮，是为了俏，还是为了‘酷’？总欣赏不来。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时尚。可你为什么就非得让时尚裹挟着走呢？”
  少女听了我的批评，依然微笑着，客气地说：“时尚是风。无论迎风还是逆风，人总免不了在风中生活。”少女告辞而去，剩下我独自倚在沙发上出神。本想“三娘教子”，没想到却成了“子教三娘”。
  前些天，也是一位沾亲带故的妙龄少女，飘然而至，来拜访我。她的装束打扮，倒颇清纯。但她说起最近生发出的一些想法，比如想尝试性解放，乃至毒品，以便“丰富人生体验”，跻身“新新人类”，等等；我便竭诚地给她提出了几条忠告，包括要珍惜自己童贞、无论如何不能去“尝尝”哪怕是所谓最“轻微”的如大麻那样的毒品……都是我认定的在世为人的基本道德与行为底线。她后来给我来电话，说感谢我对她的爱护。
  妙龄少女很多，即使同是城市白领型的，看来差异也很大。那看去清纯的，却正处在可能失纯的边缘。那望去扮“酷”的，倒心里透亮，不但并不需要我的忠告，反过来还给我以哲理启示。
  几天后整理衣橱，忽然在最底下，发现了几条旧裤子。一条毛蓝布的裤子，是四十年前我最心爱的，那种蓝颜色与那种质地的裤子现在已经绝迹；它的裤腿中前部已经磨得灰白，腰围也绝对不能容下当下的我，可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遗弃它？它使我回想起羞涩的初恋，同时，它也见证着我生命在那一阶段里所沐浴过的世俗之风。一条还是八成新的军绿裤，腰围很肥，并不符合三十年前我那还很苗条的身材；我回想起，那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讨到手的；那时“国防绿”的军帽、军服、军裤乃至军用水壶，都强劲风行，我怎能置身于那审美潮流之外？还有两条喇叭口裤，是二十年前，在一种昂奋的心情里置备的；那时我已经三十八岁，却沉浸在“青年作家”的美谥里，记得还曾穿着裤口喇叭敞开度极为夸张的那一条，大摇大摆地去拜访过那位提携我的前辈，也就是，如今穿松糕鞋来我家，征集我对他的感念的，那位妙龄女郎的祖父；仔细回忆时，那前辈望着我的喇叭裤腿的眼神，凸现着诧异与不快，重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只是，当时他大概忍住了涌到嘴边的批评，没有就此吱声。
  人在风中。风来不可抗拒，有时也毋庸抗拒。风有成因。风既起，风便有风的道理。有时也无所谓道理。风就是风，它来了，也就预示着它将去。凝固的东西就不是风。风总是多变的。风既看得见，也看不见。预报要来的风，可能总也没来。没预料到的风，却会突然降临。遥远的地球那边一只蝴蝶翅膀的微颤，可能在我们这里刮起一阵劲风。费很大力气扇起的风，却可能只有相当于蝴蝶翅膀一颤的效应。风是单纯的、轻飘的，却又是诡谲的、沉重的。人有时应该顺风而行，有时应该逆风而抗。像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兴趣爱好，在这些俗世生活的一般范畴里，顺风追风，不但无可责备，甚或还有助于提升生活情趣，对年轻的生命来说，更可能是多余精力的良性宣泄。有的风，属于刚升起的太阳；有的风，专与夕阳作伴。好风，给人生带来活力。恶风，给人生带来灾难。像我这样经风多多的人，对妙龄人提出些警惕恶风的忠告，是一种关爱，也算是一种责任吧。但不能有那样的盲目自信，即认定自己的眼光判断总是对的。有的风，其实无所谓好或恶，只不过是一阵风，让它吹过去就是了。于是又想起了我衣柜底层的喇叭口裤，我后来为什么再不穿它？接着又想起了那老前辈的眼光，以及他的终于并没有为喇叭裤吱声。无论前辈，还是妙龄青年，他们对风的态度，都有值得我一再深思体味的地方。
  不止一次，村邻劝我砍掉书房外的柳树。四年前我到这温榆河附近的村庄里设置了书房，刚去时窗外一片杂草，刈草过程里，发现有一根筷子般粗、齐腰高、没什么枝叶的植物，帮忙的邻居说那是棵从柳絮发出来的柳树，以前只知道“无心插柳柳成行”的话，难道不靠扦插，真能从柳絮生出柳树吗？出于好奇，我把它留了下来。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它竟长得比人还高，而且蹿出的碧绿枝条上缀满二月春风剪出的嫩眉。那年春天我到镇上赶集，买回了一棵樱桃树苗，郑重地栽下，又查书，又向村友咨询，几乎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伺候它，到再过年开春，它迟迟不出叶，把我急煞，后来终于出叶，却又开不出花，阳光稍足，它就卷叶，更有病虫害发生，单是为它买药、喷药，就费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直到去年，它才终于开了一串白花，后来结出了一颗樱桃，为此我还写了《只结一颗樱桃》的随笔，令它大出风头，今年它开花一片，结出的樱桃虽然小，倒也酸中带甜，分赠村友、带回城里全家品尝，又写了散文，它简直成了明星，到村中访我的客人必围绕观赏一番。但就在不经意之间，那株柳树到今年竟已高如“丈二和尚”，伸手量它腰围，快到三拃，树冠很大又并不如伞，形态憨莽，更增村邻劝我伐掉的理由。
  今天临窗重读安徒生童话《柳树下的梦》，音响里放的是肖斯塔科维奇沉郁风格的弦乐四重奏，读毕望着那久被我视为赘物的柳树，樱桃等植物早已只剩枯枝，惟独它虽泛出黄色却眉目依旧，忽然感动得不行。安徒生的这篇童话讲的是两个丹麦农家的孩子，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常在老柳树下玩耍，但长大后，小伙子只是进城当了个修鞋匠人，姑娘却逐渐成为了一位歌剧明星，这既说不上社会不公，那姑娘也没有恶待昔日的玩伴。小伙子鼓足勇气向姑娘表白了久埋心底的爱情，姑娘含泪说“我将永远是你的一个好妹妹——你可以相信我。不过除此以外，我什么也办不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在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频繁地发生着吗？人们到处生活，人们总是不免被时间、机遇分为“成功者”与“平庸者”、“失败者”，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天道？安徒生平静地叙述着，那小伙子最后在歌剧院门外，看到那成为大明星的女子被戴星章的绅士扶上华美的马车，于是他放弃了四处云游的打工生活，冒着严寒奔回家乡，路上他露宿在一棵令他想起童年岁月的大柳树，在那柳树下他梦见了所向往的东西，但也就冻死在了那柳树的臂弯里。我反复读着叶君健译出的这个句子：“这树像一个威严的老人，一个‘柳树爸爸’，它把它的困累了的儿子抱进怀里。” 
  自己写作多年，虽也有养樱桃的兴致，却总撇不下这老柳树的情怀。2003年我发表出的两个中篇小说《泼妇鸡丁》《站冰》，就全是此种意绪的产物。我想，尽管在多元的文学格局里，自己已经甘居边缘，但写作既是天赋我的权力，那就还要随心所欲地写下去。一位比我年长的同行在电话里对我说，写不出巨著无妨写小品，写不出轰动畅销的，写自得其乐的零碎文字也不错，记得那天晚报副刊上恰好刊出他一则散文诗，淡淡的情致，如积满蜡泪的残烛，令人分享到一缕东篱的菊香。这位兄长的话，更激励我超越狭隘功利。我目前精力还算充沛，短文之外，也还能写些篇幅较大的；以中篇小说为社会中的“未成功者”画像测心、引出对天道人性的长足思索，是我在2004 年仍要持续下去的写作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