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四棵树

  我会更好地伺候窗外的樱桃明星，我不会伐去那自生的陋柳，手持安徒生的童话，构思着新的篇章，我目光更多地投向那株柳树，柳树的臂弯啊，这深秋的下午，你把我困累的心灵轻柔地抱住，而我又将把这一份支撑，传递给那些更需关爱的生命。
  2003 年10 月29 日写
  11 月29 日改于温榆斋中
  白领阿吉飘然而至，问哪阵风把他吹过来的，告诉我是受刺激了，问他是不是又遇到了人际摩擦，摇头说不是不是，及至坐下来喝了几口热茶，才喘口气，说这回是受了两样东西的刺激：沙发与轮椅。
  这真让我惊奇。阿吉给我一一道来。原来他这个双休日孝心大发，开车去了两种地方，一是家具店，一是养老院，结果事情都没办成，倒深深地受到刺激。阿吉父母跟我算得有世交之谊，虽走动不多，电话还是常有的。我讶怪阿吉不去找父母倾诉，却跑到我跟前来喟叹。听他说完，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阿吉的头一个想法，是给父母换套沙发。他父母居处的那套旧沙发确实应该换一下了，样式古板还在其次，坐着已经让人不舒服，他年终奖金颇丰，开车去了几处卖家具的地方，打算用一半的奖金，给父母订套新沙发，事先不说，为的是怕父母保守，以“还好好的能用”为由拒绝淘汰旧的，而且也知道二老的脾气跟我一样，如果子女非要那么办，就自己付款，不要子女花钱。他说在一处家具城相中了一套布艺沙发，包括茶几的四件套大约三千元就能拿下来，是暖色的，颇雅致，但究竟二老是否喜欢，还需试探后方能确定。他出了那家具城，去停车场取车的半路，忽然看见马路那边有家进口家具专卖店，兴之所至，就从过街天桥遛达过去，跑进去随便看看。那里头陈列的样品不多，有种布艺沙发，也是四件套，颜色是一种日常很少遇到的中间过渡色，他随便问了下售价，刺激就从那售货小姐轻柔的回应中产生：“啊，这一款是刚从意大利运到的名牌，售价是十八万六千元。”
  阿吉说他不能把这种沙发的售价告诉父母，告诉给我，也希望我别跟他一样受到刺激。我笑了。我说我倒没觉得受刺激。我只是再一次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士，其日常消费已经高到了怎样的档次。阿吉说他在那家进口名牌专卖店里，看到一对跟他大概是同龄的夫妻，就正在订购一套价值二十八万元的卧室五件套，听上去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价格，而是那样的款式是否运到中国后，在意大利那边已经过气？阿吉年薪已达八万元，在那样的“大巫”面前，却只是抱惭而退的“小巫”。阿吉提出他的困惑：人究竟应该坐到什么价位的沙发上才觉得幸福？
  我们讨论起来。我的想法是：贫穷是不幸无福。我绝不唱“过得越穷越苦越幸福”的“高调”。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坐卧舒适，沙发作为一种人类共享的物质文明，提供了舒适，构成了个人生活幸福感中的一个虽然琐屑却很重要的因素，人有沙发方面的追求是正当的。但我主张人们尽量把自己的幸福观保持在一种享受“小康”的段位上。“小康胜贫穷”自不待言，“小康胜大富”很多人就不大理解，需要多从这个角度来检测、营造自己的幸福观。“寒冬噎酸齑”固然很惨，“寒冬噎金粉”——有些先富者确实很喜欢在冬日的鲍翅汤里添金粉甚至金屑——其实也很惨，因为那样的“享受”所导致的是健康的损害与性善的迷失。我建议我们的传媒，加大对以“小康”为内容的消费观、幸福观、人生观的宣谕。其实世界上不少的亿万富翁尽管有豪宅名车，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选择了小康的生活方式，穿中档便装，吃快餐食品，骑自行车，到乡村度假，他们看重的不是自己个人消费的价位档次，而是自己参与创造的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大富以后如何满足自己蓄意已久的行善之心。
  阿吉说到他所受到的另一刺激，是他在出了那家进口家具专卖店后，去了一家养老院。他的四位祖辈，现在只有姥姥还在，跟他父母住在一起。考虑到父母也都年过花甲，尽管请了保姆，但父母特别是母亲在照顾姥姥这件事情上已经实在有些力不从心，已经独自另过的他也不可能照顾姥姥，于是他萌生了先到各个养老院去考察一番，再动员父母将姥姥送往条件好的养老院去的念头。我知道他父母对将老人送往养老院的建议，必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但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家庭养老方式已经很难继续支撑下去，我就已经跟儿子表示，等我再老十几年，我会主动到养老院去颐养天年。
  阿吉在养老院受到什么刺激？他说那养老院是从互联网上查到的，确实很不错，庭院宽敞豁亮，房舍整齐洁净，设施齐全，服务到位，收费也合理，接待人员带他在自理区和半自理区转悠，他连连赞好，后来人家问他拟送来的老人是否完全不能自理，他说姥姥再过些时候恐怕也就属于那个状态了，人家就带他到后院，那里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居住区。阿吉说，刚一走进那后院，他就仿佛被雷击了一下。阳光灿烂，照耀着长廊里一大排老人，都坐在轮椅上，那一大排轮椅啊，一辆接一辆，蔚为奇观。他稍微瞥视了一下，触目惊心啊，全是些或痴呆或歪斜着身子的老人。他急速转身逃出了那个后院，嗓子干噎，心里发堵。
  我明白，阿吉是被极端形象化的“生老病死”这沉重的意蕴所刺激。古人早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的感叹。将“铁门槛”“土馒头”这两个符码现代化，无论是换成“豪门宅”“骨灰匣”还是别的什么，都足令人顿悟。我们屁股底下坐的沙发只要觉得舒服，那么它究竟是几十万一套还是两三千元以下一套，于我们的生命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和阿吉在讨论中达成了共识：珍惜身体与心灵的健康，把生活享受定位在“小康”，而把对时光的敬畏定位在“只要力所能及，别因善小而不为”。
  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颠连步跃进。七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状态，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传说结了婚的男女，从悬崖上往下掷石头，如果掷中了那条石蛇的身子，就能生个儿子。混混沌沌的我，自以为也懂得成年人的事情，听大人们有那样的议论，想起自己也同邻居女孩子玩过扮新郎新娘的游戏，竟然也拾起石块朝悬崖下奋力掷去，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看去就更惊心动魄了。
  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怄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芭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地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地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为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次的深刻想法。
  母亲去世快二十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毫不嗦，具有点穴的效应。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